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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W. 迈克尔·布卢门撒尔（W. Michael Blumenthal），布卢门撒尔先生曾于1977年至1979年担任财政部长。
二战后接纳我的那个乐观而自豪的美国，怎么了？
我最近加入了一个极为稀有的俱乐部。美国男性中，能活过100岁的人不到1%，而这个月，我成了其中之一。
我以移民身份来到美国，追求自由、机会与更好的生活。那是20世纪40年代末，我口袋里只有60美元。那时移民并不被当作可疑对象。美国人欢迎我，祝我好运。五年后，我自豪地成为美国公民。
我接受了教育（加州的社区学院当时免费，大学学费也只是象征性收取），成家立业。凭借努力与运气，我成为了一个尽责纳税、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许多好事也随之向我走来。我甚至有幸在三届总统政府任职，其中包括出任财政部长。
如今，对移民而言，景象已大不相同。
美国一如既往地面临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但在国内，无休止的动荡正在把我们撕裂。我们的主要制度与机构遭到攻击，移民与族裔少数群体被妖魔化，政治暴力也在抬头。国会几乎擅离职守，公众信任逼近历史低点，而且越来越多选民转而听信煽动民粹者与阴谋论鼓吹者。
我一直在问自己：80年前接纳我的那个乐观、务实、并以民主为傲的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能否熬过这段艰难时期，同时保住我们的自由？抑或如一些人所担忧的那样，下一代美国人将继承一个被掏空的民主，由威权者所操控？
年纪大有一件好处，就是它会帮你从记忆中的过去识别出某些重复出现的模式。
我的家人当年几乎是在九死一生中逃出德国。那是一个被战争与经济灾难彻底颠覆的世界，太多人听任阿道夫·希特勒抹黑民主、鼓吹民族主义，并把德国的问题归咎于犹太人以及其他少数群体。
一百年后，世界再次被颠覆，这一次是由革命性的技术变迁所推动。全球经济更加交织，贸易格局发生改变，一些工作岗位消失了。跨越边境漏洞的人被视为对文化与宗教规范的威胁。正因如此，欧洲的极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大幅斩获，而类似的事情也在美国发生。
对于我们珍视的民主而言，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时代。白宫试图以行政意志直接施政，而分裂对立的国会却无法提供应有的制衡，这制造出一种危险局面。有些人担心，未来三年乃至更久会延续同样的走向。他们援引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认为我们会失去民主自由。
我的结论不同。也许正是我这段漫长的人生起点在欧洲，才让我既能看见相似之处，也能看见差异。已经发生的一些事情带着熟悉的回响，喧嚣的集会，充满怨愤的民族主义修辞，无视法律约束，对少数群体、法官、媒体与文化机构的攻击，对政治对手的威胁，对事实真相的择性陈述；以及那些不切实际、最终多半落空的夸张承诺。尤其不容忽视的是，那些投机者与钻容者争相攫取权力与利益，而那些明知不对的人却因为不去反击而任其发生。
但今天的美国并不是一百年前的欧洲。我相信我们的民主制度，也相信美国选民的常识判断。
美国人不是意识形态的信徒，他们是务实主义者。在政治上，他们多聚集在中间地带，厌恶极端与越界。他们不喜欢暴力言辞，不喜欢军队出现在街头，也不喜欢看到工作中的普通人在商店、教堂与学校被逮捕。他们也并非基于原则就反对移民。
最重要的是，他们期待民选官员优先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例如物价上涨与失控的医疗成本，可负担住房短缺，以及贫困与民生困窘。当政客交不出成绩，民众就会在投票箱前亮明态度，最近在弗吉尼亚州、新泽西州等地已经如此。今年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国会开始倾听。在美国众议院与美国参议院，跨越党派界线的动作正在一点点、也小心翼翼地出现。
我也受到鼓舞，因为一些法官以及我们一些（并非全部）伟大的大学坚守了自己的立场，媒体也坚定行使其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这些都在告诉我，我们的民主制度与传统具有韧性，根基深厚，不会轻易被压垮。
我愿意把赌注押在美国与美国选民身上，你也应该如此。
W. 迈克尔·布卢门撒尔（W. Michael Blumenthal，原名 Werner Michael Blumenthal）是德国出生的美籍经济学家、企业管理者与公共事务人物，曾在吉米·卡特
政府中担任美国第64任财政部长（U.S.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1977至1979年），晚年长期投入德国内的公共文化事业，担任犹太博物馆柏林创馆及首任馆长并领导多年。其人生横跨二战难民经历、美国政府贸易与经济政策岗位、以及跨国企业高管生涯，常被视为20世纪“移民归化后参与国家治理”的典型案例之一。
他于1926年1月3日出生在德国奥拉宁堡。作为犹太家庭的孩子，他在纳粹迫害加剧之际随家人出逃，辗转上海，并在二战时期以难民身份在上海度过多年，战后再移居美国。2025年底至2026年初，凯·韦格纳（Kai Wegner）及柏林官方在公开通报中，以其即将百岁为由再次强调他与柏林及德犹关系的历史性关联。
在教育与学术训练上，他先后就读并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随后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公共事务与经济学方向的研究生学位及博士学位，并曾在普林斯顿教授经济学课程。
在进入内阁前，他既有政府经历，也有企业管理经验。根据Miller Center与相关权威简历记载，他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美国国务院体系，先后在约翰·F·肯尼迪与林登·B·约翰逊时期担任经济事务与贸易谈判相关职务，并曾以大使身份参与贸易谈判工作。
企业生涯方面，他在工业与信息产业企业中担任过关键管理岗位：在本迪克斯公司（Bendix Corporation）担任高管并出任董事长与首席执行官；随后转入伯劳斯公司（Burroughs Corporation），并在伯劳斯与斯佩里合并组建优利系统公司（Unisys Corporation）后担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作为财政部长，他在通胀与宏观调控压力上升的年代执掌美国财政部。美国财政部历史档案对其政策取向的概括是：强调财政与货币约束，反对工资或价格管制，并主张政府通过制度与激励促使私营部门更好地服务公共利益。
离开政府与企业一线后，他在德美公共文化交流领域的代表性身份，是自1997年至2014年领导柏林犹太博物馆，并在2015年被授予柏林荣誉市民称号；柏林官方与博物馆方面的资料均将其定位为该馆创建与发展过程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写作与公共表达方面，他出版回忆录与政治历史相关著作，并持续参与公共讨论；出版社与机构介绍普遍把他的写作视为对“流亡与归化经验、国家治理与民主制度韧性”的个人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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