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鲁迅的亲弟弟致信毛主席请谋求生路，主席亲笔回批一句话|周作人|翻译

参考来源：《周作人年谱》《胡乔木书信》《知堂晚年轶事一束》等相关史料，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49年7月4日，上海北四川路横浜桥福德里，一间普通的民房内。

65岁的周作人伏案疾书，手中的毛笔在宣纸上缓缓移动。

窗外传来街头的喧哗声，但他充耳不闻，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眼前的这张纸上。

这是一封长达五六千字的信件，收信人是周恩来，但真正的目标却是那位30年前曾经到八道湾拜访过他的年轻人。

彼时那位操着湖南口音的北大图书馆助理员，如今已是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周作人深知，这封信将决定自己在新时代的命运走向。

每一个字都经过深思熟虑，每一句话都承载着他对未来的全部希望。

信写完后，他小心翼翼地将其装入信封，委托学生转交给董必武。这封信的内容，将在未来的岁月中得到一个出人意料的回应。

【一】文化巨匠的辉煌岁月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出生于浙江绍兴府城内的周家新台门。

他的原名櫆寿，与长兄樟寿相对应。

出生时祖父周福清在京任官，得到家信时正好有一魁姓旗人来访，遂将这个孙子取名"櫆寿"，与长孙"樟寿"对应。

周作人幼年在家乡的私塾书屋接受传统的国学教育，这个私塾就是后来鲁迅笔下著名的"三味书屋"。

他自小读书极多，博闻强识，对科举一路也颇有天赋。

在第二次县考中，周作人的成绩甚至超过了兄长鲁迅，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华。

1898年至1901年，周作人两次参加科举考试均止于院试。

在新学风潮兴起后，1901年他进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管轮班学习，在那里度过了6年时光。

由于专业科目都使用英文教材，周作人在此期间打下了扎实的英文基础，这为他后来的翻译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1906年，他与兄长鲁迅一同赴日本留学。

在日本期间，周作人先在法政大学预科学习，后进入东京立教大学修习希腊文和英文等西方语文。

他的古英语颇有水平，在神学院学习福音书的希腊原文，研读色诺芬的《远征记》等文学经典，展现出了卓越的语言天赋。

与此同时，他还在留学期间与所寄居公寓的日本女工羽太信子相识。

1909年，两人在东京结婚。

1911年辛亥革命后，周作人回国在浙江第五高级中学任教。

1917年，他来到北京谋职，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同时借住在兄长鲁迅位于八道湾11号的家中。

在这个四合院里，兄弟二人共同生活了5年时间，这也是鲁迅创作《阿Q正传》等经典作品的地方。

周作人在北大期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

他是《新青年》杂志的核心作者之一，与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人一起，为中国的思想启蒙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还担任过新潮社主任编辑，参与创办《语丝》周刊，并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

1919年起，周作人还担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与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胡适等北大教员在会上联名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经大会通过后颁行全国。

1922年，他与钱玄同、陆基、黎锦熙、杨树达、胡适、沈兼士等人任国语统一筹备会汉字省体委员会委员。

在学术方面，周作人展现出了惊人的才华。

他精通英语、日语、古希腊语、梵文等多种语言，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

在日本时，周氏兄弟的翻译作品大都是他口述，鲁迅笔译完成的。

他的散文创作也颇有成就，被誉为现代散文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在文学理论和批评领域，周作人同样建树颇丰，是中国民俗学的开拓人。

1920年4月7日，一个春日的下午，北大图书馆助理员伟人来到八道湾11号拜访周作人。

当时的伟人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而周作人已是名满天下的教授。

在周作人的日记中，简单记录了这次会面："伟人君来访"。

这次看似普通的拜访，却为30年后两人命运的交汇埋下了伏笔。

然而，周作人的人生轨迹在1922年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一年7月18日，他给鲁迅写了一封绝交信，兄弟关系从此破裂。

信中写道："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家。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的，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这封信的背后原因复杂，涉及家庭矛盾和个人恩怨，从此兄弟二人形同陌路。

【二】命运转折点的抉择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

面对国家危难，北京大学决定举校南迁，以保全中华文脉。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周作人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留在北平。

当时北大校长蒋梦麟曾在后来的回忆录《西潮》和《新潮》中提到："抗战的时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于是，他果然没有走。"

周作人成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另外三位是孟森、马裕藻、冯祖荀。

北大迁移长沙时，教授集议过两次，商定去留随意，有些年老或家累多的未南下。

当时周作人的母亲尚在，舍弟鲁迅的妻子许广平等四人，他的女儿和她的子女三人，都在他家里，加上自己的家人共十四口。

在这种情况下，周作人选择了留下。

起初，周作人还能保持相对的独立。

他先是接受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委托，在家中翻译英文和古希腊文稿件，直到该委员会迁往香港。

1938年9月起，他开始到燕京大学国文系每周授课6小时，担任客座教授。

燕京大学是美国基督教背景的学校，相对来说环境较为宽松。

然而，日军占领北平后，周作人的处境日益困难。

日伪政权的说客络绎不绝地上门，希望他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督办等职务。

周作人起初坚决拒绝，他深知接受这些职位意味着什么——将被冠以"汉奸"的罪名，遭到同胞的唾弃。

即使是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亲自出面游说，周作人也没有动摇。

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1939年元旦。

那天，周作人正与学生沈启无在八道湾家中品茶，突然有人求见，声称是他的学生，姓李。

周作人接见了这位访客，然而对方突然掏枪射击，子弹击中了周作人外套上的铜扣，他仅受轻伤。

凶手随即逃逸，这起暗杀事件的真相至今众说纷纭。

周作人始终坚持是日本军方的阴谋，日方则说是国民党特务所为。

这次遇刺事件对周作人的心理产生了巨大冲击。

事件发生后，日军宪兵进驻周作人家，名为保护，实为监视。

在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的反复劝说下，加上生活的困顿和对安全的担忧，周作人的思想防线开始松动。

1940年11月8日，汪精卫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因肺癌病逝。

1940年12月19日，汪精卫政权中央政治委员会第31次会议通过决议："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

1941年元旦，周作人正式上任，从此踏上了不归路。

在担任伪职期间，周作人先后兼任了13个职务，包括伪北京大学馆长、伪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华北新报》经理和报道协会理事、中日文化协会理事等。

1941年10月起兼任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1943年3月29日任《艺文杂志》总编辑。

1941年4月，他率团赴日本参加会议，特意参拜了靖国神社。

4月15日，国内的《庸报》报道了前一天下午周作人等人"参拜护国英灵之靖国神社，东亚永久和平之志向相同之一行均誓言真心"。

参拜之后，周作人又两次赴日军医院慰问在侵华战争中受伤的日军官兵，并为他们的治疗捐款。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周作人在伪中央电台做广播讲演，发表了大量支持日本侵略的言论。

1941年12月16日，即许广平被捕的第二天，周作人在伪中央电台发表广播讲演，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意义"极为重大"，"完全是为了东亚民族解放而战"。

1942年元旦，他又发表《新年致辞》，宣称在沦陷区，一切的政治、治安"都有了长足的进展"。

【三】铁窗岁月的煎熬与反思

抗战胜利后，群众对惩处汉奸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1945年12月6日晚，国民政府军统局长戴笠在北平东城北兵马司胡同汪时璟家举办宴会，邀请汪伪政权在华北的高级汉奸赴宴。

宴会结束时，戴笠拿出名单，将与会者照单逮捕，立即押送监狱。

周作人虽然受邀但未出席这场"鸿门宴"，他是在八道湾家中被捕的。

面对军警的枪口，周作人表现得相当平静，只说了一句："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子。"

随后便跟着军警离开了生活多年的八道湾。

周作人最初被关押在北平炮局胡同的陆军监狱，这所监狱归中统局管理，制度较为严格。

每个入狱者都被编了号码，每晚要进行点名。

年过60岁的犯人可以照顾住东西两头的大牢房，允许用火炉取暖，但要自己负担煤火费。

后来，周作人被押解到南京老虎桥监狱受审。

在法庭上，他为自己进行了详细的辩护，声称留在北平是为了保护北大财产，接受伪职是迫于无奈。

他在法庭上说："北大迁移长沙，教授集议过两次，商定去留随意，有些年老或家累的多未南下。那时先母尚在，舍弟的妻子四人，我的女儿和她的子女三人，都在我家里，加上自己的家人共十四口，我就留下不走。"

他还特别提到了元旦遇刺事件，认为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周作人在供述中说："原以为卢沟桥事变不过是中日在华北的又一次地方冲突事件，不久即可解决，因此才留在北平没走。"

他称："我并非真心留在北平投敌，而是想维持教育，抵制奴化，减轻占领军造成的伤害。"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

检察官在法庭上宣读了周作人的罪状：任伪职期间，遵照日本政府侵略计划实施奴化教育，编修伪教科书；

协助敌人调查研究华北资源，便利其开掘矿产，搜集物资，以供其军需；

参拜靖国神社；鼓吹"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目标"，为日本侵略涂脂抹粉服务，发行有利敌伪宣传报纸等等。

周作人对这些指控不服，他聘请了律师，甚至还亲自答辩。

1946年11月16日，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以"周作人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14年，褫夺公权10年。

周作人不服判决，申请复判。

在申请书中，他提出了一个令人惊异的辩解：声称自己是在努力将"儒家思想"纳入"大东亚共荣圈"，以同化日本人。

为了佐证这一观点，周作人还说："五代、辽、金、元、清等异族统治时，政治上有所变化，在文化上则始终是整个不变，没有被打倒过。"

12月19日，法院终审，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改判周作人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权10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生活费外予以没收。

在狱中，周作人得到了胡适、蒋梦麟等人的关照。

胡适还专门为他出具证明，说明他在保护北大图书和设备方面确有功劳。

俞平伯也给在美国的胡适写了封长信，请求胡适为周作人说情。

据洪炎秋《我所认识的周作人》一文记述："理学院仍设景山东街前北京大学理学院原址，文学院因为沙滩红楼被日本宪兵队所占据，乃在马神庙北大图书馆边新盖三层大楼一座供用；这两个学院在沦陷期间，不但丝毫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多少增加了一些设备。"

在老虎桥监狱的三年多时间里，周作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狱中的日子单调而漫长，周作人只能通过读书和写作来打发时光。

他重新翻译了《希腊的神与英雄》等作品，为出狱后的生活做准备。

1949年1月，随着人民解放军逼近南京，国民党政府开始疏散监狱在押人员。

1月22日，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后，在国共和谈的气氛中下令释放政治犯，坐了3年多牢狱的周作人终于重获自由。

1月26日，在友人李振邦、尤炳圻的陪同下，周作人走出了老虎桥监狱。

出狱当天，周作人口占了一首绝句《拟题壁》以抒胸怀："一千一百五十日，檐雨廊雪过秋霜。为报先知者，沉冤终得雪。"

这首诗表达了他对重获自由的欣慰，以及对未来的期待。

【四】上海寓居的忐忑等待

出狱后的周作人暂时借住在马骥良家，第二天便与尤炳圻父子乘火车前往上海。

当时北平已被解放，而南京、上海仍在国民党控制之下，兵荒马乱，交通不便。

据周作人后来回忆，他们进了车站，看见有一列火车停在那里，就拥了过去。

车上早已挤满了逃难的人，周作人是被尤氏父子从窗户拉进去的。

抵达上海后，他们雇了两辆三轮车，在暮色中来到北四川路横浜桥福德里的尤家。

在尤炳圻家中，周作人开始了长达198天的寄居生活。

在上海期间，有人劝周作人去台湾。

他曾通过尤炳圻联系以前教过的台湾籍学生洪炎秋，表示有意赴台。

洪炎秋1946年回台湾，1948年起在台湾大学教书。

在《我所认识的周作人》一文中，洪炎秋回忆："周作人知道将被释放，叫尤君写信给我，说他想来台湾，问我有没有法子安置。我就找了老友郭火炎医师，向他借用北投的别墅供住，郭君满口答应，我于是立刻回信给尤君，告诉他住所已有，日常生活费用，我和老友张我军可以负责设法，可是他出狱后没能即刻来台，后来就断绝消息了。"

他不到台湾，与傅斯年在1949年1月20日接任台湾大学校长不无关系，两人曾有些不愉快。

胡适从上海要到美国前，曾托王古鲁游说他离开中国，他反托王古鲁劝胡适不要离开中国。

然而，周作人最终没有选择去台湾的决定背后有着复杂的考量。

一方面，他对故土有着深深的眷恋；另一方面，他想到了一个人，一个30年前曾经见过的年轻人。

在焦虑和等待中，周作人决定主动出击。

从1949年4月起，他重新开始写日记，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状态。

为了能多挣些钱维持生计，他陆续从事一些写作和翻译工作。更重要的是，他开始酝酿一个关键的决定——给新政府写信表明态度。

获得友人资助的消息，周作人在日记中一一作了记载：杨南克赠3万元；李小峰夫人赠2万元；龙榆生赠1万元……这些帮助让他能够在上海维持基本的生活。

经过反复思考，1949年7月4日，周作人终于提笔写下了那封改变命运的长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