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栅栏外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廖彩霞布满皱纹的手背上。她抬起头，望着远处监狱高墙外的桉树，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还有24年，我就能从这里出去了。到那时，说不定也算半个真正的澳洲人了吧？”
说出这句话时，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囚服袖口的磨白边，眼神飘向了窗外——那里没有柳州老家村口的大榕树，没有儿子小时候跑闹的身影，只有铁丝网和灰蒙蒙的天空。这个如今在澳洲监狱里数着日子过的广西女人，谁能想到，十几年前也曾揣着一腔热血，以为南半球的土地能给她和儿子一个全新的人生。
1970年，我出生在广西柳州的一个小山村，家里姊妹五个，我是老大。打记事起，就跟着娘在地里刨食，天不亮就起来喂猪、做饭，等弟弟妹妹们吃完上学，我再背着竹筐去割猪草。小学只上到三年级，老师来家里劝了好几次，爹叹着气说：“丫头片子认字就行，家里离不开人。”那时候我就憋着一股劲，想着以后一定要走出去，不能一辈子困在山里。
后来到柳州城里打工，在餐馆洗盘子，在服装厂踩缝纫机，手指被针扎得密密麻麻全是小洞，也不敢歇一天。20岁那年，认识了第一任丈夫，他是开卡车的，为人老实，我们一起攒钱买了辆二手卡车，又在城里按揭买了套小房子。儿子出生后，我以为日子总算熬出了头——每天早上送儿子去幼儿园，晚上做好饭等丈夫回来，周末一家人去柳江边散步，那种踏实的幸福，现在想起来还像在梦里。
可2003年夏天，一场车祸把一切都撞碎了。丈夫跑长途时，在高速上被一辆失控的货车追尾，等我赶到医院时，只看到盖着白布的他。那天我抱着儿子在医院走廊里哭到晕厥，醒来后看着空荡荡的家，第一次觉得天塌了。从那以后，我像变了个人，不管做什么都要做到极致，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让儿子过好日子，不能让他受委屈。
第二段婚姻没撑过三年，对方也是离异带娃，我总怕儿子受欺负，凡事都想争个对错，最后闹得两败俱伤。离婚后，我把所有心思都放在儿子身上，开了家小杂货店，起早贪黑地守着，日子也算安稳。如果不是2011年那次村里的聚会，我大概会在柳州守着杂货店，看着儿子结婚生子，过完平凡的一生。
那天是村里的庙会，我回娘家帮忙，碰到了儿时玩伴万爱花。她穿着时髦的连衣裙，手里拎着印着英文的包，一开口就说在澳洲过得多好多好：“那边洗盘子都能挣不少，时薪比咱们这边日薪还高，我现在拿了永居，以后儿子也能在那边上学。”她拿出绿卡的时候，周围人都围着看，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挠了一下——要是我能去澳洲，儿子是不是就能不用挤高考的独木桥，能有更好的前程？
回家后，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对着电脑查澳洲的资料，越看越心动。第二天就给万爱花打了电话，求她帮我找中介办签证。她犹豫了一下，还是给了我一个中介的联系方式。为了凑签证费和路费，我把杂货店盘了出去，又跟亲戚借了些钱，终于在2011年冬天，拿着旅游签证登上了飞往墨尔本的飞机。
飞机落地时，我攥着登机牌的手全是汗，心里又紧张又期待。万爱花来机场接我，把我带到她租住的小房子里。那晚她才跟我说实话：“我哪是什么靠打工拿的绿卡，是嫁给了一个澳洲老头，他腿有残疾，我们靠政府救济金过日子。”第二天，她介绍我去一家华人餐馆打工，老板看我是黑工，给的工资比本地人手低一半，每天要洗十几个小时的盘子，手泡得发白起皱，连拿筷子都费劲。
可我不敢抱怨，想着只要能留下来，等拿到绿卡就好了。签证快到期时，我急得满嘴起泡，万爱花跟我说：“你没文化没技能，想拿绿卡，只能找个澳洲公民结婚。”我开始在餐馆里留意客人，直到碰到布莱恩。他比我大16岁，头发都白了大半，但是会说中文，每次来都点一碟青菜和一碗粥。
有一次餐馆快打烊，他还坐在那里喝酒，我收拾桌子时，他跟我聊起天，说他跟妻子感情不好，正在闹离婚。我心里一动，壮着胆子跟他说我的签证快到期了，想留在澳洲。他愣了一下，没说话，却在临走时给我留了电话。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算着他来餐馆的时间，提前把他爱喝的茶泡好。休息时，我会故意去他家附近的超市“偶遇”他，穿着我最体面的衣服，化着淡妆。第七次偶遇时，他夸我“比我老婆年轻漂亮”，我趁机跟他表白，他没有拒绝。
那段时间，我以为自己抓住了救命稻草。他帮我找了份轻松点的工作，租了间带阳台的房子，还在七夕送了我一枚金戒指，说等他离婚了就娶我，让我和儿子都来澳洲。我信了，在老家亲戚面前吹牛，说我找了个澳洲富豪，以后就能带儿子出国留学了。儿子每次打电话都问：“妈，我啥时候能去澳洲啊？”我总说“快了快了”，可心里却越来越慌——布莱恩的离婚一直没动静。
2013年，他女儿把外孙送来让他照顾，他更不提离婚的事了。我跟他吵，他就说“离婚要分走一半财产，我以后养老怎么办”；我跟他说“我能赚钱养你”，他又说“等我老了，你肯定会嫌弃我”。我甚至提出假结婚，他还是不同意。
那时候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想着不能就这么耗着。通过中介认识了斯蒂文，他比布莱恩年轻，会说中文，说愿意跟我结婚，但是需要我给他70万，用来补偿他妻子分割房产的损失。我以为这次终于能成了，回到柳州把房子卖了，又跟亲戚朋友借了一圈，凑够70万打给了他。
可钱打过去的第二天，斯蒂文就失联了。我在墨尔本的街头哭着报警，警察因为我没办法说清钱的用途，也没办法立案；找华人律师，律师说“你这是婚姻交易，不受法律保护”。那一刻，我觉得天旋地转，身上一分钱都没有，还欠了一屁股债，连回国的机票都买不起。
走投无路时，我又想到了布莱恩。我给他打电话，求他跟我结婚，哪怕是假的也行。他却在电话里骂我：“你别再纠缠我了，再这样我就跟移民局说你打黑工！”这句话像一把刀，扎进了我的心里——我给你当了三年情人，为了你放弃了老家的一切，现在你居然要把我赶尽杀绝？
2015年3月31日那天，我揣着事先买好的迷药，去了布莱恩家。我说“想跟你告个别，然后回中国”，他让我进了门。趁他去看外孙的功夫，我把迷药倒进了他的茶杯里。他喝了茶没多久就晕了过去，我用绳子把他绑起来，用胶带封住他的嘴。
看着他躺在地上，我心里又恨又乱。走到后院看到园艺剪刀时，一个疯狂的念头冒了出来：他不是在乎他的家人吗？我就让他尝尝失去亲人的滋味。我冲进外孙的房间，看着熟睡的孩子，脑子一片空白，只知道拿着剪刀捅下去……后来麦梅回来了，我又朝着她扑了过去，直到听到邻居的叫喊声，才清醒过来。
现在坐在监狱里，每天看着高墙，我常常想起儿子。他现在应该已经成家了吧？会不会恨我这个杀人犯妈妈？有时候夜里睡不着，我会摸着胸口的位置，那里还放着当年布莱恩送我的金戒指，只是戒指上的光泽，早就被岁月和泪水磨掉了。
有人问我后悔吗？我怎么能不后悔？如果当初没有轻信万爱花的话，如果没有执着于那张绿卡，如果在被骗后能及时回头，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可世上没有后悔药，我只能在这监狱里，一天一天地熬完剩下的24年。
我知道，现在还有很多人像当年的我一样，觉得境外的月亮比较圆，以为去了国外就能赚大钱、过好日子。可我想告诉他们：境外的高工资，从来都不好挣，背后藏着的可能是欺骗、是风险，甚至是毁灭。如果当初我能安安稳稳地在柳州守着杂货店，看着儿子长大，是不是就不会有今天的结局？
只是，人生没有如果。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有没有过为了某个目标拼尽全力，最后却发现走错了路的时刻？如果是你，在面对和我一样的选择时，会怎么做呢？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