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资料：《周作人年谱》《周作人日记》《知堂回想录》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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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7月4日，上海北四川路横浜桥福德里，一间简陋的亭子间里，年近古稀的周作人正伏案疾书。
窗外的梅雨季节让空气格外闷热，蝉鸣声阵阵传来，但他顾不上擦去额头的汗珠，手中的笔在纸上一刻不停地写着。
这是一封长达六千字的信，收信人是周恩来。
周作人在信中反复斟酌着每一个字，每写一句都要停下来思考良久，因为他知道，这封信关系着自己的生死存亡。
作为鲁迅的胞弟，作为曾经的新文化运动健将，如今却背负着"文化汉奸"罪名的他，正在为自己的未来做最后一搏。
外面传来尤炳圻夫人准备晚饭的声音，周作人抬头看了看墙上的钟，已经下午五点了。
他从上午九点开始写这封信，中间只喝了一杯茶，连午饭都没有吃。
但他不能停下，因为每一个字都可能决定他的命运。
信的末尾，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本来也想写给毛先生，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惊动，所以便请先生代表了。"
写完这句话，周作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后小心翼翼地将信纸整理好，用信封封好，准备托人转交。
这封信将决定他在新中国的命运，而几个月后伟人看完信件的那句批复，将彻底改变他的后半生...
【一】绝境逢生：从老虎桥监狱到上海避难
1949年1月26日这一天，对于65岁的周作人来说，既是重获自由的日子，也是开始新一轮逃亡的起点。
清晨时分，南京老虎桥监狱的大门缓缓打开。
周作人在学生尤炳圻父子的陪同下，提着简单的行囊走出了这座关押他三年零两个月的监狱。
出狱时，他身穿一件灰色长衫，头发已经花白，面容憔悴，但眼神中仍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
这次释放并非特赦或者减刑，而是因为时局的剧烈变化。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华民国代总统，面对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的严峻形势，在国共和谈的微妙氛围中，李宗仁下令释放在押政治犯，以示和解诚意。
周作人就是在这种特殊背景下重新获得了自由。
出狱的当天晚上，周作人借宿在友人马骥良家中。
马骥良曾是周佛海的亲信，此时也刚刚获释，同样面临着前途未卜的境遇。
两人相对无言，都明白这只是暂时的喘息，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
马骥良担心局势生变，当局可能"放了又捉"，连夜准备逃往上海。
他的恐慌情绪直接感染了周作人，让这位老人意识到，留在南京绝非长久之计。
第二天下午，在尤炳圻父子的协助下，周作人匆忙踏上了前往上海的火车。
当时的情形可以用"狼狈"来形容。
据周作人后来在《知堂回想录》中写道："进了车站，看见有一列车辆停在那里，就拥了上去，那时车上已挤满了人，我因了尤君父子的帮助，从车窗上进去了，得到一个坐处，尤君父子却只能站着。"
这一幕颇具象征意义：曾经在北京八道湾过着优雅生活的知名教授，如今却要和逃难的人群一起挤火车，甚至需要从车窗爬进去。
65岁的周作人就这样体验到了真正的"逃难"滋味，这与他过去的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火车一路向东，载着满车逃难的人们和他们复杂的心情。
那时北平已经解放，南京、上海仍控制在国民党手中，但谁都知道这种控制不会持续太久。
京沪之间兵荒马乱，交通时断时续，这趟火车能否安全到达上海，连司机都不敢保证。
经过一天一夜的颠簸，1949年1月28日傍晚，一行三人终于抵达上海北四川路横浜桥福德里的尤家。
三人雇了两辆三轮车，趁着暮色来到这个即将成为周作人临时住所的地方。
尤炳圻的住所是一栋石库门房子，周作人被安排在楼上的亭子间，条件相当简陋，但对于刚出监狱的他来说，能有个安身之所已经是万分幸运了。
从这一天起，周作人成为尤君府上的食客，这一住就是198天。
这198天，将成为他人生中极为关键的一段时期，不仅要面对生活的窘迫，更要面对政治前途的不确定性。
【二】上海岁月：寄人篱下的艰难时光
在尤炳圻家的亭子间里，周作人开始了他人生中最为复杂的一段寄居生活。
这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房间，成了这位曾经叱咤文坛的大师暂时的栖身之所。
房间里的陈设极其简单：一张木床，一张小桌，两把椅子，还有一个简易的书架。
窗户面向北方，采光不太好，白天也需要点灯才能看清书本。
但对于刚出监狱的周作人来说，能有这样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已经是难得的恩赐了。
尤炳圻一家对周作人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尤夫人每天为他准备三餐，虽然菜式简单，但营养搭配还算均衡。
考虑到周作人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他们特意在饮食上多加留意，尽量做得清淡一些。
尤炳圻本人则经常陪周作人聊天，谈论时局变化，也会带一些外面的消息回来。
尽管生活条件简陋，但周作人还是很快恢复了写作和翻译的习惯。
4月1日，他开始重新记日记，详细记录着自己在上海的点点滴滴。
从这些日记中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既有对未来的担忧，也有对过去的反思。
这期间，不少亲朋旧友得知周作人住在上海，纷纷上门探访。
这些访客中有老同事、学生、文友，也有一些素不相识但仰慕其文名的年轻人。大家都知道他经济拮据，见面时多有馈赠，有的送钱，有的送书，有的送日用品。
据周作人日记记载，来访者中有不少知名人士。
龙榆生曾带着一批古籍登门拜访，两人就古典文学进行了深入交流。
杨南克不仅前来看望，临走时还留下了一笔不小的资助。
李小峰的夫人专门从别处赶来，除了问候之外，也给予了经济上的帮助。这些友情的温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周作人心中的苦闷。
然而，并非所有的访客都带来温暖。
有些人来访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劝说周作人离开中国大陆。
当时不少知识分子都在考虑去留问题，香港、台湾、美国都成了可能的选择。
胡适也曾托王古鲁游说他离开中国，但周作人的反应出人意料——他反而托王古鲁劝胡适不要离开中国。
这个细节很有意思，说明周作人对时局的判断可能与其他人不同。
周作人还通过尤炳圻联系了以前教过的台湾籍学生洪炎秋，表示有意到台湾。
洪炎秋在《我所认识的周作人》一文中回忆："周作人知道将被释放，叫尤君写信给我，说他想来台湾，问我有没有法子安置。我就找了老友郭火炎医师，向他借用北投的别墅供住，郭君满口答应，我于是立刻回信给尤君，告诉他住所已有，日常生活费用，我和老友张我军可以负责设法。"
从这个安排可以看出，如果周作人选择去台湾，生活问题基本可以解决。
但他最终没有选择这条路，个中缘由值得深思。
可能的原因有几个：一是对台湾的政治环境不够了解，担心去了也会遇到麻烦；二是对故土有深深的眷恋，不愿意在晚年背井离乡；三是对新政权可能抱有某种期待。
在上海的这段时间里，周作人一直在密切观察着时局的变化。
北平的和平解放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人民解放军的军纪和政策与他之前的想象有所不同。
通过各种渠道传来的消息表明，新政权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相对温和，这让他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前途。
春去夏来，上海的天气越来越热。亭子间里没有电扇，只能靠开窗通风。
每到夜晚，周作人常常坐在小桌旁，一边扇着蒲扇，一边思考着自己的未来。窗外偶尔传来夜行人的脚步声，让他想起北京八道湾那个熟悉的院落。
【三】关键抉择：写信求生的艰难决定
时间进入1949年6月，上海的政治气氛越来越紧张。
人民解放军已经渡过长江，正在向上海挺进。
街头巷尾到处都是关于战事的传言，有些市民开始囤积粮食，准备应对可能的战乱。
在这种氛围下，周作人的内心也变得越来越焦虑。
他深知自己的特殊身份——曾任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这在任何一个政权眼中都是严重的历史问题。
国民党政府已经判过他的罪，新政权会如何对待他，完全是个未知数。
尤炳圻家人也开始为周作人的前途担心。
一天晚上，尤炳圻私下对周作人说："老师，现在局势变化这么快，您得早作打算啊。"
这句话让周作人彻夜难眠，他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选择。
摆在周作人面前的选择其实并不多。去台湾的安排已经落实，但他内心深处并不愿意走这条路。
留在上海或回到北平，则意味着要面对新政权的处理。以他的历史问题，很可能面临严厉的政治清算。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周作人想起了自己与伟人早年的交往。
1920年4月7日，周作人的日记中记录着："毛泽东君来访。"
那时的伟人还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曾到八道湾拜访过这位知名教授。
那次拜访给周作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时伟人正在关注新村运动，而周作人是新村北京支部的负责人。
两人就新村运动的理念与实践进行了深入讨论。虽然时间过去了近30年，但周作人相信这层早年的关系可能会对自己有所帮助。
更重要的是，1940年，李大钊长女李星华及弟弟李光华从北平去延安时，周作人曾委托她向"毛润之"问好。
这个细节说明，即使在沦陷时期，周作人也保持着对这位昔日访客的记忆和某种好感。
经过反复思考，周作人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给新政权的领导人写信。
这个决定可以说是绝望中的举措，但也是他能想到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6月下旬，周作人开始为这封信做准备。
他先是回忆了自己的一生经历，梳理了可以为自己辩护的材料。然后开始构思信件的结构和内容，每一句话都反复推敲。
写信的过程极其痛苦。周作人需要在承认错误和为自己辩护之间找到平衡，既要表现出足够的悔过态度，又不能完全否定自己过去的一切。
更重要的是，他要让收信人相信，自己仍然有利用价值，值得被宽大处理。
信的开头部分，周作人表明了自己对人民政府的看法和支持态度。
他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赞美新政权的各项政策，表达了对共产党的拥护之情。这部分内容写得相当违心，但为了生存，他不得不这样做。
信的中间部分是重点，周作人详细回顾了自己在沦陷时期的行为，为自己进行了辩护。
他强调自己出任伪职是"迫不得已"，是为了保护北京大学的校产和中国的文化遗产。
他还特别提到，自己虽然在形式上为日本人做事，但在内心深处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信的结尾部分，周作人表达了为新中国服务的愿望。
他说如果人民政府愿意给他机会，他愿意用剩余的生命为国家做贡献，哪怕是微不足道的贡献也好。
这种表态既是真心实意，也是一种求生的策略。
【四】生死未卜：信件的传递与漫长等待
1949年7月4日这一天，对周作人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经过多日的反复修改，他终于完成了这封长达六千字的求生信。
上午九点，周作人最后一次检查了信件的内容。
他重新读了一遍，确认没有明显的政治错误，也没有可能引起误解的表述。
然后，他在信末写下了那句关键的话："本来也想写给毛先生，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惊动，所以便请先生代表了。"
这句话的深层含义很复杂。表面上看，这是出于对伟人工作繁忙的体谅，但实际上也暗示了自己与伟人的特殊关系。
周作人希望通过这种暗示，让收信人知道自己并非完全的陌生人。
写完信后，周作人面临的下一个问题是如何把信送到正确的人手中。
当时上海还在国民党控制下，要将信件送给共产党领导人绝非易事。
好在周作人的学生中有人与共产党地下组织有联系，可以帮助转交这封信。
通过学生的介绍，这封信最终送到了董必武手中。
董必武是当时负责统战工作的重要领导人，收到这封信后，他认真阅读了内容，然后按照周作人的请求，将信转交给了周恩来。
信件送出后，周作人进入了焦急的等待期。
每一天对他来说都像一年那么长，他不知道这封信是否已经送到，更不知道会得到什么样的回复。
有时候他会想，也许这封信根本就没有送到目标人物手中，也许早就被扔进了废纸篓。
7月中旬，上海的天气格外炎热。亭子间里闷热难耐，但周作人不敢开窗太大，担心会被外人听到什么不该听的话。他每天除了翻译一些古希腊文献外，大部分时间都在思考自己的前途。
这期间，时局发生了重大变化。5月27日，上海解放了。
人民解放军进城后，军纪严明，社会秩序很快恢复正常。这让周作人看到了希望，也让他更加坚信自己写那封信是正确的选择。
但是，好消息的同时也伴随着担忧。解放后的上海开始对汉奸进行清查，不少人被逮捕或接受审查。
周作人虽然住在尤家，但他知道自己的行踪不可能完全保密，新政府迟早会找到他。
8月初，终于有了一些消息。通过一些渠道，周作人得知自己的信件已经送达，正在被相关部门研究。
这个消息让他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信件没有石沉大海，紧张的是不知道研究的结果会是什么。
与此同时，周作人开始考虑回北京的可能性。
上海虽然相对安全，但毕竟不是自己的家。八道湾的那个院子，承载着他太多的回忆，无论如何他都希望能回到那里度过余生。
8月中旬，周作人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不管结果如何，他都要回北京。
这个决定的背后有多重考虑：一是他相信自己的信件会得到正面回应；二是即使结果不好，在家乡面对也比在异地流亡要好；三是他已经厌倦了寄人篱下的生活。
8月12日，在朋友们的资助下，周作人告别了在上海的生活，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8月14日下午，他终于回到了北平，但仍然不敢直接回家，而是住在太仆寺街暂避。
就在他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命运最终裁决的时候，通过郑振铎、孙伏园等人的多方探询，一个令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消息传来了。
而当伟人在中南海看完那封长达六千字的求生信，提笔在上面写下那句简短批示的时候，他可能不会想到，这寥寥数字竟会彻底改变一个文化汉奸的余生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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