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5日上午10时30分，上海某医院门诊大厅，一场突如其来的暴力事件打破了平静。一名歹徒手持尖刀与菜刀，疯狂追逐医护人员，现场群众惊慌四散。
危急关头，一位陪女儿看病的患者家属挺身而出。他是上海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孙正成，一名有着23年党龄的老党员。
逆行而上，他用身体隔绝危险
“救命！救命！快报警！”急促的呼救声划破医院的宁静。孙正成没有丝毫犹豫，瞬间抓起身边的易拉宝广告牌底座，奋不顾身冲向前方。
此时，一名医护人员因过度紧张摔倒在地，歹徒持刀步步逼近。孙正成稳稳挡在医护人员与歹徒之间，用身体筑起一道安全屏障。
随后，两名医护人员也加入进来，三人并肩形成人肉防线，试图控制住情绪狂躁的歹徒。
孙正成敏锐地意识到，医院公共区域人员密集，必须将歹徒引离。他与同事配合，缓缓将歹徒引向相对安静的走廊区域。
“他找不到行凶对象了，就开始追我。”孙正成回忆道。当他看到歹徒试图拧开诊室门把手寻找新目标时，下定决心：“必须把刀夺下来！”
接下来的搏斗惊心动魄。孙正成奋力击落歹徒左手尖刀，在搏斗中两次摔倒，却始终坚守在最前方。歹徒疯狂扑来，刀刃狠狠砍中他的头顶正上方。
鲜血模糊视线，剧痛席卷全身，但孙正成没有丝毫退缩。他忍着剧痛继续搏斗，最终成功夺下菜刀，彻底消除危险。
孙正成头部伤口长达8厘米、深1厘米，伤口张力极大。缝合过程中，缝线先后6次绷断，医护人员克服困难最终缝合20针。
1月26日，伤势未愈的孙正成毅然返岗。
反思：医院安全体系亟待加强
这起事件也暴露出医院安保存在的漏洞：凶器如何通过安检？安保人员为何缺位？我们不能总是依靠个体的牺牲来保障安全，必须建立完善的医疗场所安全体系。
2024年全国有427起伤医事件，其中，陕西的案件数量排在全国第二。
就在这样血淋淋的背景之下，陕西省出台了《医疗纠纷处理条例》。
该条例包含二十八个条款，从2026年6月1日开始施行。明确规定，不能打医生、不能堵大门、不能摆灵堂……
一位在呼吸科干了十二年的李医生，门诊里每天平均接诊八十个人，他说：“条例是挺好，可谁来保护我当天的安全，患者上午不满意，下午就拿着刀上门来，我连报警的时间都没有。”
其实，对于医疗纠纷处理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并不少。
多年前，山东省就苦于医闹，早就出台了省级条例。不能说一点效果没有，但是作用甚微。
根本原因，还是根本观念的问题。
因为你看看条例内容，就知道，主管部门搞的这一套，互相矛盾。
对疾病的认识，生死的观念，宣传跟不上，根本观念不改变，就永远扭转不了现在的局面。
医疗纠纷减少，就必须要统一观念。
一要法律法规上取消“医疗事故罪”。
刑法中“医疗事故罪”的认定，虽要求“严重不负责任”，但在实践中，常将不良后果直接与“未做某项检查”或“未用某种疗法”简单挂钩，未能充分考虑医学发展的局限性、患者个体差异及紧急情境下的判断压力。
医疗损害往往源于多种因素：疾病本身复杂性、现有技术局限、个体特异性反应、以及医护的人为疏忽。
现行鉴定体制，对因医学客观局限导致的“技术事故”，与因违反诊疗规范、疏忽大意导致的“责任事故”区分不足，导致医生常为“不可抗力”担责。
医学不是万能科学，医生也不是神仙。一个健康的医疗环境，应当允许医生在合理范围内承担风险、尝试创新，而不是在诉讼恐惧中裹足不前。
法律的作用应是划定底线、明晰边界，而非用事后完美的尺子去丈量事先充满不确定的临床决策。
唯有当医生不再被迫在“过度检查”与“漏诊追责”之间走钢丝，而是可以基于专业判断和患者利益做出最合适的临床选择时，医学才能真正进步，医患信任才能重建，最终的受益者将是全社会每一个可能成为患者的人。
二要全社会形成共识。
没有哪一个医生不希望把病人治好。医疗有意外，但医生无故意。
老叶有一个不一定对的想法，那就是，目前医院多购买医师责任险，需医疗过错方可赔付。
但医疗纠纷中，久拖不决的常是无过错意外或患方期望赔付高于法定标准。
因此我认为，高风险手术或者一些潜在医疗风险疾病，应强制购买医疗意外险，无过错即可赔付。这样能直接化解经济诉求，增强医生抗风险能力。
三要对医生提高容错率。
现在疾病越来越复杂了，有时越想省钱越容易漏诊。
在当前的医疗环境中，医生常陷入一种“两面不是人”的困境：不开检查，被质疑诊疗不全面，存在漏诊风险；开了检查，又被贴上“过度医疗”的标签。
而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同样的临床决策，可能在不同情境下被截然相反地解读。
这种“两头追责”的现象不仅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也迫使医疗行为日益保守，最终损害的是医疗创新的活力和患者的长远利益。
医疗事故想减少，一个是规范诊疗，但也不能全都事后推断，毕竟特殊的情况不是没有。事后诸葛亮，不能用于医疗事故分析。
医疗并不是一项结果可控的服务。哪怕是最成熟的治疗方案，也永远存在概率、个体差异和不可预见风险。
医学解决的是提高成功率，而不是保证成功。
所以，许多医疗纠纷，不是因为医生一定做错了什么，而是医生是整个系统里，唯一能被抓住的那个人。
不是因为医生脾气好，也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委屈，而是因为现实已经把反抗成本抬得非常高。
一旦发生纠纷，哪怕最后证明医生没有明显过错，也要经历极其漫长的流程：写说明、补病历、反复沟通、等待鉴定、接受调查。时间、精力、心理消耗巨大，但回报却几乎为零。
更现实的是，很多医生心里都清楚一个潜规则：只要事情闹大，医院层面往往更倾向于先把事压下去。
四要真正做到医闹零容忍。
只要是医闹，有没有组织都要零容忍。只要暴力伤医，不管严重不严重，都要严厉处理。不看结果，只看性质。
对于医院而言，一边是不断增长的就诊需求，一边是有限的人力和资源；一边是要求服务态度好，另一边是要求零纠纷、零事故。
当医闹发生时，医院首先要考虑的往往不是谁对谁错，而是：会不会升级？会不会被曝光？会不会影响整体运行？
于是你会看到一些让医生寒心、也让患者误解的处理方式：赔钱、协商、私了、尽快结束。
短期看，这确实能灭火。但长期看，却在无形中释放了一个信号：只要闹得够大，就可能有结果。一旦这种经验被不断复制，医闹就会从极端行为，慢慢演变成一种策略选择。
从纸面上看，针对医闹的法律条文并不少，甚至年年在强调依法严惩。但落到现实层面，很多人感受到的却是另一种体验：违法成本不高，维权成本极高。医生即便选择报警、走司法程序，也要承担极大的心理压力和现实风险。
五要加强医闹黑名单制度。
除了法律严判外，三代以内亲属列入就医黑名单，吊销医保账户。人体出汗是为了降温，是为了保持体温平衡，而不是为了清除有害物质。因为医闹有非常强的负外部效应和外溢现象，你闹的也不单单是医生，闹的还是其他患者的命。
最后，想说的是，医生正站在职业风险的悬崖边缘，医疗纠纷笼罩诊室，医疗事故指控高悬头顶，医学信息差成为信任崩塌的催化剂，医患矛盾的裂痕在医疗环境的恶化中不断扩大。
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无数医生正在经历的真实困境。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医生最终成为怎样的人，都取决于患者曾经是怎样的人。
医客说
究竟还要有多少医生倒在血泊中，才能唤醒某些人的良知？
【责编】医客君
【文章来源】九派新闻、老叶说医，作者叶正松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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