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这两年的院线引进和重映，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有生之年”系列…
放几年前，谁能想到，我们的院线，居然会引进一大堆“怪力乱神”的影片…
如果说，之前的电影，要么只是生化妖怪，要么只敢暗搓搓打鬼神的擦边…
那么这部电影的引进上映，却是以往约定俗成的规则下，一次大胆的尝试和跨越：
《闪灵》
1月30日，《闪灵》正式登陆国内院线。
虽然有删减，但作为影史留名的经典恐怖电影，一部真正有鬼的作品，它出现在大银幕上，本身就是一次突破和惊喜。
同时，这种程度的“曲线救影”可以说明，电影市场真的已经快完蛋了…
在它上映的同时，有不少观众翻出了曾经的新闻：电影女主角谢莉·杜瓦尔，拍摄影片时，被导演库布里克虐待。
有网友说：我曾经也是电影的粉丝，但得知这些消息后，不去影院贡献票房，是我表达愤怒的唯一方式。
换作以前，乌鸦肯定会认为，网友太极端，无法辩证看待…
但经历了这几年的风云变幻，我也有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或许每一位曾经喜欢过《闪灵》的观众，在得知女主角幕后的经历后，都难免心情复杂…
无论是从杜瓦尔的采访，还是电影工作人员的相关回忆录中…
在电影拍摄期间，导演库布里克对她的折磨，是有目共睹的。
谢莉·杜瓦尔
杜瓦尔曾经在采访中说：拍摄这部电影，是一段游走在地狱的过程。
当时，为了让演员契合角色歇斯底里的精神状态…
导演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对杜瓦尔大喊大叫，目的就是为了让她处于“完全绝望”的境地。
片中，多年来不断作为摄影镜头示范教学的，以第一视角成功营造紧张惊悚意味的“楼梯挥棒球棍”的情节，被无数影评人和观众喜爱称颂。
然而，在拍摄这场戏时，杜瓦尔挥棒球棍的次数，达到了127次，甚至创下了当时“NG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这么做的原因，是导演认为，演员需要保持极度恐惧和崩溃的状态，直到体力和情绪完全透支，和角色保持高度一致；
一场“斧头破门”戏，拍摄了整整三天。
导演要求杜瓦尔必须反复表演极致的惊恐和尖叫，直至演员虚脱。
尽管她已经明确表示头痛和嗓子冒烟，身体达到极限…
但导演在每一场戏过后，都露出不满的神情，几乎不让演员休息，不断逼迫她重来；
根据制片助理回忆，导演明确指示全剧组的工作人员，不要和她进行任何友好的交谈，在看到她情绪低落时，禁止给予任何安慰。
因为导演认为，这样能让演员更彻底感受到角色所经历的孤独和无助，从而将角色的恐惧，完全内化。
导演特意不告知杜瓦尔每天要拍摄的具体恐怖内容，好捕捉她最原始、最不受控制的恐惧反应；
在电影的纪录片中，每当杜瓦尔在进行了长时间的拍摄试图休息，导演都会走过来，愤怒地指责她在浪费大家的时间；
他一次次公开质疑演员的演技，让对方不断陷入自我怀疑和焦虑…
即使电影上映后好评如潮，但演员仍然会担心自己的存在，会给电影拖后腿…
男主角杰克·尼科尔森在拍摄后评价：杜瓦尔所承受的压力，是我见过的演员中，最艰难、最巨大的…
那段时间，杜瓦尔每天醒来，都会大哭几场…
长期的羞辱和压力，让她的头发大把大把脱落：
我感觉自己被当作动物，而不是一个有尊严的人，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觉得自己要死了。
此后很长一段日子里，杜瓦尔都被噩梦惊醒，后来更发展为长期的失眠。
用了几年时间修复心理创伤后，她决定远离好莱坞…
她为自己建立了一道心理防线：我不会允许自己，再有身处地狱的感受。
和一切绩优主义至上的叙事一样，身处高位的人，总能轻易夺取话语权和定义权。
尤其是抛出“艺术”幌子就可以为所欲为的好莱坞名利场。
在相关新闻曝光后，导演库布里克和他的支持者，曾反驳演员的控诉：这是为了激发伟大表演的必要手段。
《闪灵》获得成功后，媒体不止一次将女演员所遭受的霸凌经历当成片场趣事报道。
他们将演员的表演和控诉作为导演天才的佐证，归功于导演的“完美主义”，并称他是一位“严格的天才”…
这种带有敬畏甚至赞叹的语调，在互联网并不发达的时代，因为片场里创作者等同于上帝的地位、信息差等原因，合理化甚至美化了导演的所有行为。
《闪灵》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左一）
这场天才叙事的共谋，也并非全然脱离现实逻辑。
也许是因为古今中外，一提及艺术家，大家的目光，都首先锁定在他们疯狂的事迹：
梵高割耳朵送给妓女、米开朗基罗为了创作天顶画，连续四年仰卧脚手架上，造成身体永久性损伤；
画家萨尔瓦多为了诠释什么是“深入潜意识”，穿着全套潜水服发表演讲，差点窒息而亡；
行为艺术家签下法律文书，让观众用包括手枪在内的物品任意处置自己，因为她想试探人性的极端阴暗面…
梵高割下左耳后不久创作了《割掉耳朵后的自画像》
这些突破常规的举动，的确创造了无数震撼世界的瑰丽作品。
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音乐、美术还是文学，想要创作出打动世人的作品，就不可避免要试着游离于现实之外；
在理智和情感的缝隙中，试探、寻找和触碰，被现代公序良俗框定好的另一层，深藏在规则之外的，幽深迷离的世界…
但请注意，电影这项最后出现的艺术，有其特殊性。
绝大多数时候，它必须由多于一个人完成。
电影电视的创作，没有明确的操作手册，只有一纸规定报酬的契约。
在那个没有法律和行业规则保障的年代，导演的绝对地位，让演员和工作人员的处境，处于被动。
《闪灵》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
无论这是一场多么酣畅淋漓、力透纸背的演出…
当创作者企图试探人性的底线，承载压力的主体一旦多于一个人，就必须承担关于艺术伦理的争议：
我们对于艺术的追求，是否理应凌驾于平常的人性之上？
又或者说，我们是否真的有必要，用有血有泪的人，献祭和牺牲某些会对人造成永久伤害的底线，去换取影像的存在？
谢莉·杜瓦尔丨摄于2016年
需要承认的是，表演需要释放天性。
释放天性的过程，是挖掘深层自我、重新审视自我和世界关系的过程。
一旦演员找到门道，就会脱胎换骨，成为戏剧和现实的摆渡人。
所以，作为有一定话语权的创作者，谨慎行使权力，不仅是在保证作品稳定的核心，更是在保护优秀演员的初心。
仔细回顾会发现，导演虐待演员甚至工作人员的事情，比比皆是：
悬疑大师希区柯克拍摄《群鸟》时，为了捕捉女演员蒂比·海德莉的真实恐惧反应，将活鸟绑在她身上啄咬。
长期羞辱她的演技，还与之签订独家合约，用来控制对方的职业生涯；
电影《午夜牛郎》的拍摄期间，导演施莱辛格指示特技司机真的高速逼近并急刹，想要抓住男主角脸上最惊恐的生理性恐惧；
《兰闺惊变》的片场，导演奥尔德里奇在拍摄期间，不断挑拨两位女演员的关系、拉偏架、煽动竞争，让片场长期处于恶意和敌视之中…
还有一位著名的中国香港导演，曾让演员一次次擦地、吃云吞吃到吐、让演员飞奔在铁皮屋顶、扣留外国演员的护照，在漫长的拍摄周期内，限制对方行动…
所有的演员，在经历了折磨和霸凌后，有的陷入了应激障碍，永远拉黑导演；
有的陷入了身份认知模糊，有的终其一生都在和精神疾病作斗争…
这些打着艺术旗号的，对演员人格的践踏，本质上，不过是导演权力在创作伦理边缘的疯狂试探。
社会学家福柯曾说：权力并不只存在于制度的顶端，它渗透在每一个日常细节中。
这种细微处的权力，被称为“权力的微观物理学”。
一张办公桌、一句提问、一个眼神，都是行使权力的方式。
试想一下，当你的老板对你极尽人格羞辱，百般刁难和打压你，还大言不惭：这是在对你进行压力测试…
这和酬劳多少、地位高低、什么作品初衷和专业调教通通无关…
当一个个体对另一个体实施戕害，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应该受到谴责。
作为一个电影号，这些年来，乌鸦始终倾向于认为，将创作者的私德和作品分开看。
一件艺术作品，它的美学、思想和情感价值是客观存在的。
贝多芬暴躁易怒、偏执多疑、不修边幅的性格缺陷不影响《第九交响曲》的伟大，沉溺于酗酒和斗殴中的海明威写出了《老人与海》…
不少文学家和思想家，他们的作风问题如果放现在，分分钟屠榜热搜、被永久禁言封杀…
如果因为私德问题，全盘否定所有人的贡献，人类的知识谱系和历史书写，将会出现大片的空白甚至陷入虚无…
然而，当创作者本人以艺术之名，依仗权力压榨他人…
他们所做的事，就和每一位普通人痛骂，把每一位血肉之躯当牛马的资本，没有区别。
在现代社会，消费是一种投票。
抵制本身，是一种重要的社会伦理表达。
观众有权基于个人伦理标准，决定是否将自己的时间、金钱和注意力贡献给一个有争议的创作者，这无可厚非…
但因为艺术作品诞生和输出的特殊性，创作者和表演者互相配合的界限在哪里，我们似乎也无法论断…
只能说，如何把握好分寸和底线，是每一位拥有行使权和话语权的人，应该审慎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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