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中新网》、《华商报》、《各界导报》、百度百科、西安事变纪念馆史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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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的一个午后，西安建国路一栋老式居民楼里，87岁的杨拯英老人斜靠在沙发上看着电视剧《延安颂》。
记者来到她家时，老人赶忙站了起来。
也许是机缘巧合，杨拯英居住的地方就在西安事变纪念馆附近，这栋老式居民楼见证了西安这座古城的历史变迁。
当记者问起父亲杨虎城时，这位耄耋老人望向窗外，神情中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情感。
她轻声说出了一句让人深思的话：如果当年张学良不那么轻信蒋介石，亲自送他回南京，也许父亲的命运会完全不同。
西安事变发生时我才不到3岁，几乎没有什么印象，也都是听别人说的。
这句话背后，隐藏着一段关于1936年西安事变后续发展的复杂历史真相。
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如何从民族英雄变成囚徒，在狱中度过人生最后12年的悲剧故事，正等待着人们去了解和铭记。
【一】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与两岁女儿的诀别
1893年11月26日，杨虎城出生于陕西省蒲城县甘北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09年，年仅16岁的杨虎城就成立了以劫富济贫为宗旨的中秋会。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参加陕西民军，投身辛亥革命。
经过多年的征战，杨虎城逐步成长为西北地区的重要军事力量。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进入新高潮，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加不得人心。
在西北担负剿共任务的东北军与西北军厌恶内战，力主抗敌。
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和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两军领导人张学良、杨虎城等开始与共产党及红军发生联系，初步奠定了三方团结抗日的政治基础。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目的是部署和监督剿共工作。
他要挟张学良、杨虎城，如不加紧剿共，就将两部分别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
面对蒋介石的威逼，张学良、杨虎城力劝其联共抗日，遭到断然拒绝。
两位爱国将领遂决定实行兵谏。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回西安后找到杨虎城，告知向蒋介石劝谏失败，二人就下决心实行兵谏。
张学良建议杨虎城再去劝蒋一次，做到仁至义尽。
杨虎城去劝蒋时说，抗日是人心所向，不抗日就没有出路；红军问题可以用方法解决，大敌当前，不宜再对内用兵。
蒋介石仍然固执己见，认为这一次有把握消灭红军。
1936年12月8日，张学良、杨虎城再次会商，初步确定兵谏计划：东北军负责执行华清池扣蒋和西安到临潼沿线的警戒任务；第十七路军负责执行西安城内拘禁南京政府军政要员，解除蒋系军、警、宪、特的武装，扣留机场的作战飞机及控制火车站等任务。
1936年12月12日凌晨4时许，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东北军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率部来到临潼华清池，与蒋介石的卫队交火后成功扣留蒋介石。
同时杨虎城指挥第十七路军在西安囚禁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20余人，控制了西安全城。
1936年12月13日，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确实遵行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抗日主张。
对于当时只有两岁的杨拯英来说，她对这个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几乎没有任何记忆。
杨拯英1934年2月6日生于西安，是杨虎城和第三任夫人谢葆真所生的第三个孩子。
在她之前，杨虎城已经有了长子杨拯民、长女杨拯坤、次女杨拯美等几个孩子。
在西安事变发动前，出于对家人安全的考虑，杨虎城已经预感到了这次行动的危险性。
他把妻子谢葆真和几个年幼的孩子送到西安南郊八里村一个隐蔽的地方，由岳母孙一莲前往照顾。
这个决定，既体现了杨虎城作为父亲的慈爱，也反映了他对即将到来风险的清醒认识。
据杨拯英多年后回忆，外婆孙一莲曾告诉她一个让她每次想起都会流泪的细节：送她们上路时，父亲抱起年幼的她亲了又亲，眼里满含着不舍的神情。
那时的杨虎城内心十分清楚，这次的兵谏行动意味着什么，很可能就是与家人的永别。
当时的杨虎城已经43岁，正值壮年。
作为西北地区的重要军事领袖，他完全可以选择明哲保身，但面对民族危亡，他毅然选择了以天下为己任。
他在1936年12月15日的广播讲话中明确说明了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我们这次的举动，是完全出于救国救亡的热诚，绝不是对蒋委员长个人的。我们的愿望是在抗日的旗帜下，全国同胞一致团结。
这个在八里村的拥抱，竟成了父女间的今生今世的最后告别。
从那以后，杨拯英再也没有见过父亲，对父亲的全部印象都来源于那几张珍贵的照片：父亲戴着博士帽、穿着西服，显得威武而儒雅。
【二】张学良与杨虎城在处置蒋介石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西安事变成功后，如何处理被扣留的蒋介石成为摆在张学良和杨虎城面前的关键问题。
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两人出现了重大分歧，这种分歧最终决定了他们各自的命运。
张学良1901年6月3日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是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
他6岁启蒙，师从崔明耀、金梁、白永贞等名师，深受儒家忠君仁义思想的影响。
1916年开始跟随督军署英文科科长徐启东学习英文，结识了不少新派人物，对西方文化和思想充满好奇心。这种教育背景让他在思想上具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
从小在优渥环境中成长的张学良，对蒋介石这位名义上的国家最高领袖保持着某种敬重。
在张学良看来，西安事变的目的是为了唤醒蒋介石，促使他改弦更张，联共抗日。
既然蒋介石已经口头答应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就应该相信他的人格担保，给他一个体面的台阶下，让他能够继续担任全国抗日的领袖。
杨虎城的出身和经历与张学良截然不同。
他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就饱尝了生活的艰辛。
从绿林游侠起家的杨虎城，对社会的复杂性和人性的险恶有着更深刻的认识。
经过多年的军阀混战和现实历练，杨虎城形成了更加现实和谨慎的性格。
杨虎城对蒋介石的本性有着清醒的认识。
早在1930年，杨虎城就与蒋介石有过多次接触和较量，深知此人言而无信、反复无常的特点。
他多次向张学良表示，蒋介石一贯对人缺乏诚意，说话不算数，万万不可对他抱有过多的幻想。
1936年12月13日深夜，杨虎城召集第十七路军部分将领在新城大楼商议如何处理蒋介石。
会议刚开始，就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一部分激进的军官认为蒋介石顽固不化，积习难改，无法真正实现抗日主张，应当采取更加果断的措施，以绝后患；另一部分相对温和的军官认为，在保证蒋介石确实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前提下，可以考虑释放他。
面对部下们的不同意见，杨虎城表现得十分冷静。
他分析了当时的复杂形势：国际上，日本正在积极准备全面侵华，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暧昧，英美等国希望维持现状；国内方面，南京政府内部派系复杂，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正在积极准备武力讨伐，而以宋氏兄妹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则主张和平解决。
经过深入分析，杨虎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即使最终要释放蒋介石，也必须让他签署正式的书面协议，明确承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具体条款，而不能仅凭口头的所谓人格担保。
他深知蒋介石的为人，担心一旦蒋介石脱离西安，回到南京后必然会翻脸不认人，对西安事变进行残酷的报复。
但张学良并没有完全采纳杨虎城的建议。
在张学良的观念中，蒋介石毕竟是国家的最高领袖，既然已经口头答应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要求，作为下级应该给领袖一个体面下台的机会。
他认为过分逼迫蒋介石签署书面协议，可能会激发其逆反心理，反而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这种分歧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两人在性格、出身、经历等方面的差异，也预示了他们在西安事变后续处理中将要面临的不同选择和命运。
【三】1936年12月的紧张谈判与各方博弈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外各方面都对这一突发事件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
在国际方面，日本方面支持南京政府讨伐张、杨，企图通过挑动和扩大中国内战，进一步实现灭亡中国的野心。
1936年12月17日，日本外相发表声明：绝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南京政府进攻西安，日本愿予军事援助。
英国和美国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主张和平解决，营救蒋介石。
英国《字林西报》表示，只要南京政府能够充分保持其最高权力，不妨在方面与共产党采取某种联合的形式，以对付亲日派。
苏联方面的态度比较复杂。虽然苏联支持中国抗日，但对西安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估计。
《真理报》和《消息报》发表社论和评论，希望此事早日得到和平解决，但却指责张学良、杨虎城与亲日派有密切关系，是日本在中国的新阴谋。
在国内方面，南京政府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反应激烈。
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宣布罢免张学良的职务。
以宋子文、宋美龄为代表的亲英美派，极力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营救蒋介石。
但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则极力主张讨伐张、杨，轰炸西安。
1936年12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调集大军从河南沿陇海线向西安方向进发，又派飞机轰炸西安临近地区的三原、渭南和赤水车站等地，数百居民死伤。
国民党二十余万军队进驻潼关至华阴一带，战事一触即发。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高度的智慧和远见。
193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决定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亲日派挑起更大规模内战的阴谋，促成国共合作，团结抗日。
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乘张学良的专机飞抵西安。
当晚，周恩来就与张学良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谈，一直谈到深夜。
张学良详细介绍了西安事变的经过，并谈了自己对处置蒋介石的意见：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该释放他，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
周恩来仔细分析了对蒋介石采取不同处置方式可能导致的不同后果。
他指出，如果能够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避免被日本灭亡的危险，争取一个比较好的前途；但如果杀掉蒋介石，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还会给日本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有利条件，使中国的前途变得更加危险。
1936年12月18日上午，周恩来与杨虎城进行了会谈。
杨虎城表达了自己的担心，他认为蒋介石这个人历来言而无信，一旦回到南京，很可能会对西安事变进行报复。
周恩来耐心地进行了解释和说服工作，杨虎城最后表示：共产党置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这种精神令人钦佩。我原本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与中共意见一致，我当然乐于接受。
1936年12月22日，在各方努力下，南京方面正式派宋子文、宋美龄为代表，乘飞机到西安进行谈判。
宋氏兄妹的到来，标志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1936年12月23日上午，正式谈判开始，地点选在张学良公馆中楼二层。
西安方面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三人出席，南京方面由宋子文、宋美龄代表。
谈判一开始，先由周恩来发言，系统阐述了中共和红军的六项主张：一、停止内战，南京方面撤军至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允许中共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
张学良、杨虎城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六项主张，并主张以此作为谈判的基础。宋子文表示个人同意这些主张，答应转达给蒋介石。
经过两天的艰苦谈判，各方最终达成了改组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承诺。
1936年12月24日晚，周恩来亲自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当面向周恩来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谈判过程中，杨虎城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谨慎态度。
他多次提出，蒋介石的这些承诺必须形成具体的书面协议，不能仅凭口头保证。
而且他坚持认为，在没有可靠保证的情况下，张学良绝不应该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这样做风险太大，很可能会中了蒋介石的圈套。
然而，此时的张学良已经下定了决心。
他在1936年12月24日下午的设计委员会会议上透露，蒋介石很快就要离开西安，他还要亲自送蒋介石到南京。
当有人询问红军和杨虎城的意见如何时，张学良回答说：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温和，杨虎城虽然有些不同的意见，但他是顾大体的人，最终会理解和支持的。
杨虎城得知张学良的这个决定后，立即表示了强烈的反对。
他认为蒋介石此人向来奸诈狡猾，言而无信，一旦回到南京，手握重兵，必然会反悔翻脸。
更重要的是，张学良如果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去，很可能会被扣押，到那时东北军群龙无首，整个西北的抗日联盟将面临瓦解的危险。
但张学良没有听取杨虎城的这些劝告。
在他看来，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既可以表示对蒋介石的尊重，让其保持威信和尊严，也可以向全国人民显示西安事变的诚意，有利于今后的团结合作抗日。
他坚信蒋介石既然已经当面承诺，就不会背信弃义。
【四】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的决定性选择与后果
1936年12月25日上午，西安的天空阴云密布，仿佛预示着即将发生的变故。
这是西安事变后最关键的一天，所有人的命运都将在这一天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一大早，杨虎城就来到张学良的住所，做最后一次努力，试图说服张学良改变主意。
他神情严肃地对张学良说：汉卿，蒋介石这个人你真的不能完全相信。他历来说话不算数，万一他回到南京后反悔，对我们进行报复怎么办。更重要的是，你如果亲自送他回去，很可能会被他扣押。到时候东北军群龙无首，我们的抗日大业就会前功尽弃。
张学良却执意要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
他对杨虎城说：虎城兄，我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蒋委员长既然已经当面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我们就应该相信他。我亲自送他回去，既可以保证他的安全，也可以让他保持威信和尊严，好见人，好办事。只要蒋委员长同意了我们的抗日主张，我就应该送他回南京去。
上午时分，张学良召集东北军的主要将领开会，正式宣布了自己的决定。
他说：我已经决定亲自护送委员长回南京。万一在我离开期间发生什么意外情况，请大家听从杨虎城将军和于学忠将军的指挥。
当天上午，高崇民再次劝说张学良不要急于释放蒋介石，并特别提醒他：这是三方面的事情，不能由我们东北军一家决定，应该与杨虎城将军和中共方面充分协商。
张学良回答说：周恩来先生的态度比我还要温和，他是同意释放蒋委员长的。只有杨虎城还有些犹豫不决，我会去说服他的。
临近中午时分，张学良最后一次与杨虎城进行了面谈。
杨虎城再次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说：汉卿，我不是反对释放蒋介石，但我们必须要有具体的保证措施。至少应该让他在书面协议上签字画押，这样即使他将来想反悔，也会有所顾忌。你千万不要亲自送他回南京，这样做太危险了。
张学良摇摇头说：虎城兄，你太多虑了。蒋委员长已经当面向我们保证，会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我相信他不会食言的。我亲自送他回去，正是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让全国人民看到我们西安事变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抗日救国，不是为了个人私利。
下午3点左右，各方人员开始在机场集合。
蒋介石换上了整齐的军装，神情显得轻松了许多。宋美龄、宋子文也都做好了启程的准备。
临上飞机前，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也须承认。
接着，蒋介石再次重复了他的承诺。
张学良听后回答说：只要委员长同意了我们的主张，我就送您回南京去。
就在即将登机的时候，张学良将一纸手令郑重地交给了杨虎城。
杨虎城接过手令，心情复杂地看着张学良，似乎想再说些什么，但张学良已经转身走向飞机。
1936年12月25日下午4时整，伴着轰鸣的马达声，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离开西安机场，飞机逐渐升空，消失在西安的天际线中。
这标志着蒋介石14天囚禁生涯的结束，也标志着西安事变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飞机升空后，杨虎城怀着复杂的心情打开了张学良留给他的手令。
只见上面用红色铅笔写着：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城、孝侯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廿五日。以杨虎城代理余之职，即日。
看着手令上熟悉的笔迹，杨虎城心中五味杂陈。
作为一位久经沙场的将军，他的理智告诉他，张学良的这个决定很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但事已至此，他只能承担起张学良留给他的重任，尽力维护西北的抗日大局。
果然不出杨虎城所料，张学良陪同蒋介石于1936年12月25日当天下午抵达洛阳，1936年12月26日上午到达南京。
蒋介石一回到南京，立刻背信弃义，将张学良扣押起来。
这一扣就是半个多世纪，直到1990年张学良才恢复完全自由。
失去了张学良这个核心人物，东北军很快陷入了分化瓦解的境地。
1937年2月2日，东北军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事件，少壮派军官孙铭九、苗剑秋等人杀害了主张和谈的王以哲军长，东北军从此一蹶不振，最终被迫接受改编，分散到全国各地。
而杨虎城作为西安事变的另一位主要领导人，也即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和悲惨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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