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6亿吨垃圾足以填平37个西湖，三分之二的城市被垃圾包围时，我们该如何突围？”2015年，中国城市垃圾困境达到顶峰，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终由一位核武专家给出。
文 / NE-SALON新能荟小编团
79岁的杜祥琬院士，曾参与两弹研发、主导激光武器项目，却在2018年转身投向垃圾焚烧领域。他说：“核反应堆的高温都能精准把控，一个垃圾炉的火我不信治不了。”这场跨界，不仅破解了垃圾处理的技术难题，更重塑了人们对垃圾的认知。
01 垃圾围城与跨界攻坚
2015年的中国，垃圾处理陷入两难。全国年垃圾产生量达2.6亿吨，北京周边曾分布上千座垃圾场，深圳罗湖的玉龙坑更是矗立着高110米、体量410万吨的垃圾山。传统填埋占用大量土地，还造成土壤与地下水污染。二恶英生成是垃圾焚烧行业的世界性难题，技术端易因燃烧不充分诱发这一问题，也让垃圾焚烧技术的规模化推广举步维艰。
转机发生在2018年。时年79岁的杜祥琬院士放弃颐养天年，带领团队提交“无废城市”方案，提出“垃圾是放错地方的金山银山”理念。核工业的高温燃烧技术与流体力学原理，被创新性地应用于垃圾焚烧炉设计。仅用半年时间，团队研发出“搓衣板式”焚烧炉结构，核心参数被精确把控：炉内温度恒定1100℃，烟气停留时间确保2秒。
数据给出了最直接的答案：二恶英分解率达99.9%，排放浓度仅0.012纳克/立方米，优于欧盟标准5倍。燃烧效率提升至99.5%，较十年前提升近四倍。AI智能控制系统通过数千个传感器实时调控，让每吨垃圾的能源产出提升4.5%，发电量增加4.2%。
02 技术落地与规模推广
核心技术突破后，产学研协同体系加速了产业化进程。重庆垃圾焚烧发电技术研究院搭建起从实验到工程化的完整研发链条，中国节能集团、重庆三峰环境等企业聚焦装备攻关与项目落地，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等科研单位推动技术标准化。
截至2026年1月，全国已建成超过1000座垃圾焚烧厂，年处理能力达2.8亿吨。深圳玉龙坑垃圾山的治理成为标志性案例，每日筛分处理垃圾6000吨，焚烧发电340万度，可满足约8000户家庭月度用电，炉渣还被制成环保砖。
重庆研究院的关键技术，已应用于全球10个国家、156个城市的260个项目，覆盖400余条焚烧线，累计贡献绿色电能330亿度，减少碳排放1.4亿吨。技术迭代领先于垃圾产生速度，部分城市甚至还出现了垃圾焚烧产能过剩、需跨区域调剂或开挖历史填埋场补充处理量的情况。
针对偏远地区的分散型垃圾处理需求，中国节能集团的小型化解决方案也应运而生。2025年7月，云南玉溪元江县的示范项目投产，日处理垃圾200吨，带动当地就业超200人，配套构网型储能系统本地化率达60%，提供了可复制的分散处理路径。
03 中国方案与全球共享
技术的成熟度让中国垃圾处理方案走向世界。2025年，采用核心技术的垃圾焚烧厂在乌兹别克斯坦（两座，日处理4000吨）和巴西圣保罗州（日处理870吨）建成投产，小型化装备也出口至老挝琅勃拉邦等地，打破了欧美在高端垃圾焚烧技术领域的长期主导地位。
有人认为这是科技创新的硬核突围，先进参数与严格标准彰显实力。在公众讨论中，出现了将其与袁隆平院士类比的声音。这种类比或许形式不同，但本质上共享着“运用科学造福于民”的内核，折射出该技术在社会认知中获得的高度认可。
04 价值重塑与认知革命
杜祥琬院士团队的实践，意义远不止一项技术突破。它首先是一场认知革命，将“垃圾”从环境负担重新定义为“城市矿产”，推动全社会废物处理理念的根本转变。其次，它探索出高效的产学研协同创新路径，实现了从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标准制定到产业应用、国际输出的完整闭环，为复杂技术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组织模式参考。
更重要的是，它直面城镇化进程中的重大环境痛点，用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案，同时回应了国内生态环境改善与全球绿色发展的双重需求。这种实践，是对“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最好诠释。
结语
从核武研发到垃圾治理，杜祥琬院士的跨界轨迹，藏着科学家的初心与坚守。他们攻克的不仅是二恶英的技术参数，更是资源循环的理念壁垒。垃圾变电能、炉渣成环保砖，这场“围城”到“矿山”的转变，关乎生存环境的根本改善。正如人们所评价的，它与袁隆平院士解决粮食问题的贡献虽形式不同，但都在用科学守护人类赖以发展的根基。来源:X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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