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家里穷，母亲不让我参加中考，要我回来参加生产队劳动为家里挣工分，尽早还清"超支"。我顺从了母意，1963年15岁的我便回乡当了一名小社员。
参加劳动挣工分尽快甩掉“超支户”的帽子是母亲最大的心愿。现在年轻人有所不知，在大集体年代工分是多么地重要啊？生产队一年四季分粮分柴分任何实物，人头只占30%，工分占70%，也就是说家里劳动力多、出勤率高，所挣得工分就多，分得实物也多，到年底还要按工分分红。当时我们队的工价在全大队算最高的，一般每个工都在7、8角左右，若遇上好年景每个工就是1元多。在我回乡之前，每次生产队分实物，我们家只能分得人头的份，对比那些有劳动力的家庭而言，所得实物实在少得可怜，所分得实物要折算钱记在每家账户上，到年底分红时扣除。然而，我们家没有劳动力，自然也就没有工分，这样日积月累起来便形成了"超支户"。为了还清债务让家人过上好日子，我便暗下决心去努力拼博奋斗！
回来时正好赶上全国扫盲教育运动，乡亲们见我"根红苗正"，又是刚从学校毕业回来的"小知识分子″，便推荐我参加董场公社扫盲教师培训班，上面文件规定每个生产队派1人，全大队共去了7人，我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半个月培训结束回来，在大小队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下，我对全村人进行了摸底登记，然后对大字不识一个的近百人，按照老中青编成了3个班开始教学。刚开始困难重重阻力大，老年人说“修得庙来老了和尚”、中年人说“人过35半截下了土，有什么好学的″等等。对此，我没有打退堂鼓，而是耐心细致地逐人做工作讲道理，扫盲教育很快走上正轨。根据"扫盲教师不脱产"的规定，我每天早中晚教学，其他时间积极参加生产队劳动，经过一年半努力，扫盲教育经公社、区教育主管部门检查验收全部合格，我个人被评为“扫盲教育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家里的超支也在逐渐减少。我想，再干两年就可以甩掉贫困的帽子。
1965年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乡亲们推荐我当了生产队政治学习辅导员。当时农村的政治空气非常浓厚，要求人人不仅要学习背诵毛主席语录，而且还要熟读会背毛主席著作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俗称老三篇)，所有人每天早晚必须站在毛主席像前汇报自己一天的言行，看是否按照他老人家教导的在说话做事(俗称早请示晚汇报)，有很长一段时间规定：背诵不了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的不准通行，到商场也买不了东西，搞得人人自危，逼得每个人不得不自觉学习。因此，有点文化知识的人是越学越进步，半文肓的越学越糊涂。村上有位七、八十岁的老奶奶，在教她学《纪念白求恩》的时候，她反问别人说：“人种死了世上哪还有人啦。”为这句话批了她几天，一直到她学懂弄通了才罢休。
乡亲们推荐我当政治学习辅导员，我没有辜负大家的希望，总是坚持每天早中晚手拿土话筒，到村中心爬上一棵大柳树上，向全村人宣读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宣传村里的好人好事，劳动中途休息和下雨天也从不间断。由于我不懈努力，不厌其烦地给乡亲们认真辅导，帮他们解决了通行难买东西难的大问题，因此大家对我非常亲近和亲和，在生产劳动中总是让我干些轻体力活，我的工作在年底被大队党支部评为全大队“优秀政治学习辅导员”。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各地红卫兵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地拔起，红卫兵造反派的呐喊声响彻祖国的大江南北，“东风压倒西风”刮到了各大中小城镇和农村，今天要揪出xx明天要打倒xx，就连农村最基层的生产队长、党支部书记也不放过，搞得人人自危。当时我认为，农村支部书记不是什么“走资派”，他的“权力”就是管理好农村的方方面面，带领乡亲们劳动致富。生产队长是典型的不脱产最最基层干部，这是当时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政治学习辅导员对时局的肤浅认识。当初我们大队名称是"凤凰大队"，以张x为首的红卫兵造反派认为“凤凰”二字涉“四旧”必须“破”(俗称“破四旧、立四新“)，因此改为红卫大队。至1986年全国地名普查后更名为现在的蒋台村，才废除"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的产物。 再说当初我被迫加入到红卫兵组织后，发现张某、郑某和王某等人有野心，他们密谋等揪住王建国书记的把柄后将他打倒夺权篡位。我清楚地记得在本村一支渠大会战工地上，红卫一队的一块毛主席语录牌上面的红纸褪色了，当我们一行检查到这里时，王建国书记对一队队长说：“你们的这块语录牌上面的红纸不红了，把它换一张……"。在场的造反派头张x郑X马上抓到了把柄说：“你王书记怎么说毛主席语录不红了……”。立刻在工地组织批斗，不仅如此，还先后在大队设总会场，在7个生产队设分会场轮流批。在我的暗中动员下，和我相好的7、8个人决定不参与批斗大会，随后为这件事闹翻，退出了他们的组织，从此给我们扣上了“保皇派”的帽子。同年7月我被大队党支部评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8月由公社武装部长袁金远同志带队，打着背包肩扛红旗，步行到荆门县参加"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沿途受到各界群众敲锣打鼓热烈欢迎。大会期间，我作为李市区董场公社"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在大会上作典发言。
1967年民兵连任命我为二民兵排排长参加生产队领导班子，当初生产队班子成员有队长、排长、副队长、妇女队长、贫协组长、会计、财经队长，我的主要任务是协助队长工作，重点抓民兵军事训练、防汛抢险、治安巡逻、抓阶级斗争、管理五类人员等。
1968年3月，李市区团委任我为红卫大队团支部书记，5月公社武装部任命我为红卫民兵连副连长，从此进入大队领导班子工作至1975年11月离开。同年8月支部书记指派我与副书记兼副指导员张大昌，带领200多民兵步行到钟祥大柴湖参加荆州专署组织的大型农田水利工程大会战，实行军事化管理，纪律十分严明。张大昌同志负责工地施工，我除协助他的工作还肩负着200多人的饮食起居。那个时候无论走到哪里，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大柴湖地区也不例外，除了矮小的民房和到处都是沼泽地外，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家商场和小卖部，要购买生活物资必须过汉江，到石牌镇上或北上钟祥县城。在这里所发生的两件事至今使我记忆犹新、终身难忘。
一是在一个天寒地冻的大雪天，我从钟祥挑着两桶食用油回驻地，眼看快到房东家时，在一个上坡处摔倒了，满满两桶油倒了个精光，浑身上下的衣服全被油透了；二是为了改善伙食，在腊月二十左右的一个早上，顶着风雪赶到石牌渡口，准备过河买些豆制品和肉鱼，谁知渡船刚行10多米，被突如其来一阵狂风将船里面的人全部掀翻。至于是怎么被救上岸的、又是谁把我送到一老乡家里的，我全然不知。当我醒来时，看到两位慈祥老人坐在我的床边，在为我烘烤衣服鞋袜。见我醒来，老妈妈笑着对我说：“孩子终于醒了，你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衣服鞋袜都已经给烤干了，你先喝点姜汤，然后把刚煮的荷包蛋吃了，我们送你回去……”两位老人的大恩大德我终身铭记。进入腊月二十五后，人们盼望早点放假回家过年。大家焦急左等右盼，到傍晚时分营部通讯员送来了放假通知，大家高兴得一个个像小孩一样又是唱又是跳。房东立即给我们准备好了饯行酒宴，同志们酒足饭饱后，挑着各自的工具行李，在雪白的夜色里深一脚浅一脚，走在回家的路上。走了一段路程后，我发现平时视力就不好的蔡绍富掉队很远，为了不落下一人，我便将他挑的工具行李接过来，与我的合二为一挑上。天蒙蒙亮，我们才到沙洋河码头过河，继续往家里赶路。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早早等候在村头迎接我们回家的人们连忙涌上来帮忙接东西。当蔡绍富的家人看到他的东西是我帮忙挑回的，十分感激对我说：“辛苦你了，感谢你！”在场的乡亲们对我的助人为乐也赞不绝口。
春节过后我没有重返大柴湖，而是被支部书记王建国同志派出参加李市区委组织的贫宣队，先后被派驻董场公社幸福、沿江、沿河、工农、光明等大队，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毛泽东思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教育，开展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集体的教育，开展回忆对比、忆苦思甜、吃忆苦饭，教育人民群众不忘党恩、永远跟党走。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同群众打成一片，做到同吃同住同劳动。
每餐饭后都要向住户主动交饭钱(0.15元、粮票半斤)，这是铁的纪律，谁也不能违反。贫宣队工作结束后，因为我的工作出色，区委领导继续把我留下参加工宣队工作，先后被派驻公社、区直各单位开展工作。其主要任务是对单位的干部职工进行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集体(三热爱)教育，开展查个人的思想道德、查纪律作风、查贪污浪费和侵占集体财务(三查)工作。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对少数人思想道德败坏、乱搞男女关系的、贪污公款、铺张浪费大操大办、侵占集体公物的，进行了逐一处理和处分，有少数个别人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极大地教育了广大干部职工群众，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1969年9月底工宣队工作结束时，我被评为"优秀宣传队员"。
回来后的10月中旬，又奉命同张大昌同志带领150多青年民兵，连夜步行到荆门，参加三线焦枝铁路大会战。我们董场民兵营的主要任务是，配合铁道工程兵204分队打通荆门虎牙关隧道，总指挥部命令我们必须确保“7.1”通车。那时挖隧道不像现在用盾构机，刚开始全靠一人掌钎一人拿大锤一锤一锤打，然后再装进炸药，一炮一炮炸开。到一定程度后，204分队工人才开始用钻山机一边钻一边放炮，民兵们一边将炸碎的沙土碎石清运出去。遇上几百斤的石头，就用人推或抬出去，进洞后一边铺铁轨，一边用斗车将沙石土清出洞外。
工程正在进入高潮时，营部决定调我去抓全营思想政治宣传报道工作。接到通知后，我担心自己的文化水平低难以胜任，在乡亲们的劝说和领导们的鼓励下，我去报到上班了。面对工程任务大、难度大、时间紧的情况，我找领导汇报了个人对抓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想法，并将我事先起草的《关于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宣传报道实施方案》递给了领导。他们对我的这些想法给予了肯定，并说很快会将方案进行讨论。很快领导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方案，随后我根据董场民兵营所管辖的10个连、2000多人和工地段面长且分散(5个连负责从东往西挖、另外5个连负责从西往东挖，在中间汇合)的实际情况，组织成立了政工组、工地广播站，政工组又分为采访组、宣传报道组，思想政治工作在东西两段工地上开展得如火如荼，极大地鼓舞了斗志，增强了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提高了对“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责任感，为确保在1970年“7.1”通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我们同施工人员一道实行“三班倒”，一边跟随劳动一边发现施工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事迹，回来后编写《焦枝铁路战地简报》分别送到广播站播放，呈报给荆门民兵师、李市民兵团，宣传报道组的同志拿着干电喇叭，分别到东西两处工地宣传，特别是在全线即将打通的紧张时刻，我带领全体政工组的同志们与大家一起奋战了3天3夜没合眼，在整个隧道合龙贯通的时候，师团营领导对我们所做的思想政治工作给予了很高评价。在通车时我光荣地参加了通车剪彩仪式。
通车后，一部分人转到后方参加水利基础建设，少数人转到605所参加国家重点工程建设，我被领导留下来协助做善后工作。有一天，营长叶洪茂同志递给我一张铁路上的招工表，要我填表后与副营长胡孝先同志一道回后方做王书记的工作，叫他签字盖章后拿回来上报。谁知我们回去找到王书记说明来意后，他对胡孝先同志说：“承金同志的招工事情想都别想，他是红卫大队支部培养的干部，必须为红卫大队人民群众服务……”并要我留下来，参加董场公社开展为期7天的整党整风和“吐故纳新大会”。会议期间，在讨论我入党问题上，参加会议的个别群众代表提出，我的父亲在解放前被抓壮丁中途逃跑、流落他乡10多年的历史不清。入党一事未获通过，我并没有灰心丧气，继续向组织表示进一步接受党组织的考验，相信组织一定会把我父亲历史问题调查清楚的。
返回营部协助处理完事务后，按照领导的安排成建制的转到潜江县王东公社参加荆州专署在这里组织的水利工程建设大会战，要我继续抓工地思想政治宣传报道工作。我没有推卸，认为这是领导对我过去工作的肯定，我必须做得更好。到达工地后，看到的到处呈现一场大会战的氛围，到处人声鼎沸，广播喇叭声催人奋进！当初分派我们的任务是清淤筑堤，特别是在十冬腊月施工中，困难相当大，要脱下鞋袜，站在冰水里，将淤泥挖起来挑上岸，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营长在动员大会上讲：“面对如此艰难的工程任务，兄弟单位能克服困难完成任务，我们能不能？大家有信心没有？”所有参战指战员铿锵有力齐声回答：有！作为政工人员，要为完成工程任务摇旗呐喊、鼓劲加油。每天早晨，要带着政工组的同志至少提前半小时到达工地，一方面配合营领导做上工记录，记谁先到谁后到，谁先开工谁迟开工；而另一方面我们抓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典型事迹进行宣传报道，办工地专栏，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推进了工程进度。年底前整个工程胜利竣工，我的工作也暂告一段落。
在乡亲们的信任和各级党组织的培养下，从1963年到1975年11月离开时，党支部给了我学习锻炼的机会，把我一步一步推上领导岗位，使我从中吸取了好的工作作风、好的工作经验和方法。回顾在农村的14年时间里，乡亲们对我的关怀、党支部对我的培养、公社和区领导在各项工程建设中给了我的学习锻炼机会，为日后走上革命工作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在14年时间里，我经历了劳动锻炼，经历了全国“扫盲教育运动”，经历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文化大革命”年代，经历了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和地方各地农田水利基础建设，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随波逐流、迷失方向，而是旗帜鲜明的站在正义的一面，为保护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工作的农村基层干部做出了应有努力。1970年11月18日，我同下乡女知青王梅珍同志正式领证结婚，到1975年11月离开时我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家庭也由原来的茅草房换成了砖瓦房，由过去贫穷变成了能基本吃饱穿暖，我们结婚后妻子尊老爱幼、相夫教子，给父老乡亲们留下了很好的口碑，曾经受到省、地、县、各级人民政府的表彰，1975年11月离开红卫大队正式走上革命工作岗位后，我知道我的责任和使命有多大，决心为我们这个小家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去努力拼博、奋斗！为家庭、为党和人民作出更大贡献！
2025年9月3日于湖北沙洋
【作者简介】沈承金，男，生于1948年5月，湖北沙洋人，中专文化，1974年6月18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至1975年10月先后任生产队政治学习辅导员、民兵排长、红卫大队团支部书记、民兵连副连长。1975年11月参加革命工作，1976至1977年任新城中学团委书记，1977年9月至1979年8月任李市高级中学事务长，1979年9月任李市公社(后改为镇)事务长，1981年至1985年任李市镇计划生育干事，1985年9月至1987年6月在中共荆门市委党校脱产学习，1987年7月至10月任邓州公社党委书记，1987年10月调任中共沙洋区长林街办党委委员、纪委书记，1993年任沙洋镇纪委书记，1994年至1999年任沙洋镇人大主席，先后当选沙洋县笫一、二届人大代表，1985年荆门市人民政府授予"计划生育先进个人"，1993年在防汛抗洪抢险中被中共沙洋区委、区人民政府记一等功一次，1993年至1994先后被中共荆门市纪委、监察局、中共沙洋县纪委、监察局授予"案件检查工作先进个人"、"案件审理工作先进个人"，1996至1999年先后被市、县人大常委会授予"人大工作先进个人"和“人大工作创新奖”。2000年组织安排退居二线后先后担任镇机关老干部支部书记、镇统战干事，所做老干部工作受到了全体离退休干部的好评和市、县老干部局的表彰，统战工作先后受到了省、市、县委统战部表彰，1994年6月省纪委在荆门市热电厂举办组织邓小平理论学术交流会上，论文《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问题及建议》被社科院专家评为三等奖，并在《党建理论与实践》杂志上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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