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建军，三十八岁，江苏农村出来的厨子，在伦敦唐人街颠勺十年，从后厨杂工熬到主厨，靠一手淮扬菜混了口饭吃。
我从没想过，自己这种没学历没背景的普通男人，会和英国贵族出身的富婆扯上关系，更没料到，一场看似圆满的爱情，会栽在两个“无法妥协”的婚前要求上。
认识伊丽莎白是三年前的雨夜，餐馆打烊后，我正收拾灶台，门口站着个穿米色风衣的女人，卷发沾着雨水，手里攥着张纸条，用蹩脚中文问：“有扬州狮子头吗？”
她蓝眼睛像泰晤士河的水，带着点疲惫的期待，我心软，重新开火给她做了一份，配了碗阳春面。
她就是伊丽莎白，祖上是英国老牌贵族，家里有苏格兰庄园和伦敦市中心的房产，比我大五岁，离异无孩，她说厌倦了上流社会的虚伪，听华人朋友说我做的菜有家的味道，特意找来。
那之后，她成了常客，中午点份盖浇饭安静坐着，晚上等客人走了，就陪我收拾后厨聊天，我跟她讲老家的稻田、爷爷教我做菜的趣事，她跟我说庄园的烦恼、对东方文化的向往。
我们的感情没什么轰轰烈烈的告白，就是某天晚上她送我回出租屋，轻轻抱了抱我说：“陈，和你在一起很安心。”身边朋友都劝我别当真，说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可伊丽莎白用行动打消了我的顾虑，她陪我去唐人街菜市场砍价，挤在我那十平米的出租屋里看我做红烧肉，哪怕被油烟呛得咳嗽也笑得开心。
她跟着我回江苏老家，走泥泞小路给我父母买礼物，笨拙地学喊“叔叔阿姨”，包破皮的饺子也吃得津津有味，我父母从一开始的担忧，慢慢变成了接纳。
今年年初，伊丽莎白在苏格兰庄园向我求婚了，满院子玫瑰，她单膝跪地，用流利中文说：“陈，娶我吧，我想和你过一辈子。”
我激动得说不出话，以为漂泊半生终于有了归宿，身份差距、文化差异，在爱情面前都不算事儿，可甜蜜没持续多久，谈婚前事宜时，她的两个要求，直接把我拉回了现实。
那天在庄园书房，伊丽莎白神情严肃：“陈，第一个要求，你放弃中国国籍加入英国籍，以后定居英国，每年最多陪你回一次中国，待一周。”
她顿了顿，补充道，“家族产业都在英国，庄园和公司需要自家人打理，我信不过外人，你餐馆可以盘出去，我给你投资在伦敦市中心开家更大的中餐厅，你只管做菜。”
我脑子“嗡”的一声。放弃中国国籍？少回国？我是独子，父母快七十了，父亲高血压，母亲关节炎，身边离不开人。
出国十年，我每年最盼的就是过年回家陪他们吃顿饭，要是入了英籍，一年见一次父母，他们百年时我都未必能及时赶回，这根本不可能，中国是我的根，丢了国籍就丢了魂，我做不到。
“就不能变通吗？”我声音发紧，“我保留国籍，平时在英国陪你，多抽时间回中国看父母，产业请职业经理人打理不行吗？”
伊丽莎白摇头：“这是家族规矩，也是我家人的底线，我没法妥协。”还没等我缓过来，她说出了第二个要求，让我彻底绝望：“婚后我们不要孩子。”
她眼神黯淡下来，“我上次婚姻生育落下病根，医生说再怀孕会有生命危险，而且我厌倦了家族里的利益纷争，不想孩子卷入其中，只想和你过二人世界。”
这戳中了我的死穴。我是传统中国男人，父母一辈子盼着抱孙子，每次回家都念叨这事，眼神里的期盼让我心疼。
我自己也想要个孩子，教他做菜、说中文，让他知道根在中国，没有孩子的家，对我来说是不完整的，我没法向父母交代。
我看着深爱的女人，她的要求没有恶意，都是基于她的处境和底线，可对我来说，每一条都触碰了我的原则。
“伊丽莎白，”我深吸一口气，声音忍不住颤抖，“我很爱你，但这两个要求，我实在有心无力。”
“放弃国籍、少回家，我做不到，父母养我一场，我不能晚年弃他们不顾；不要孩子，我也做不到，传宗接代是我的责任，也是我对生活的期待。”
伊丽莎白红了眼，拉着我的手哭：“我能给你金钱、地位，什么都能给你，为什么不能为我放弃这些？”
“有些东西，钱买不来。”我轻轻抽回手，心如刀割，“故土、亲情、血脉传承，这些是刻在我骨子里的，丢不掉。”
那次谈话不欢而散，之后几天我们陷入沉默，我看着庄园的美景，看着身边的她，清楚我们的爱情终究抵不过现实鸿沟。
她有她的家族和底线，我有我的责任和坚守，就像两条相交线，相遇后终究要走向不同方向，一周后，我把钻戒还给了她，提出分手，她没挽留，只是哭着说：“陈，我不怪你，只是很遗憾。”
我回到唐人街，重新拿起锅铲，日子回到从前，每天洗菜、切菜、炒菜，听着熟悉的乡音，偶尔想起伊丽莎白，心里还是会疼，但不后悔，朋友问我可惜吗？放弃了荣华富贵，我摇摇头。
爱情很美好，但人生不只有爱情，作为儿子，我要尽孝，作为中国人，我要守根，或许这辈子再也遇不到这样的爱情，但我守住了本心。
伦敦的雨还会下，唐人街的灯还会亮，我依旧在灶台前忙碌，做着最地道的中餐。偶尔抬头看窗外的异国风景，会想起那个蓝眼睛的女人，叹口气，然后继续翻，锅里的菜：平凡，但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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