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李时雨传》、《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中共北方分局社会部情报工作档案（1939-194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地下党潜伏史料汇编（东北卷）》等相关资料，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49年4月29日，北京香山。
一位身着整洁解放军军装的中年男子，站在刘少奇面前。
这个男子刚刚脱下军统少将的制服，摘掉了背负多年的"汉奸"帽子。
他叫李时雨，一个曾被无数人唾骂的"汉奸"，却是潜伏在敌人心脏最深处的红色卧底。
刘少奇紧紧握住眼前这位男子的双手说道："我以前经常得到你的重要情报。你一个人顶三个师，在敌人心脏整整战斗了15年，今日得以凯旋，我看是个奇迹。"
这句话，瞬间让这个男人泪如雨下。
十五年的隐姓埋名，十五年的背负骂名，十五年在刀尖上的舞蹈，此刻终于得到了最高的认可。
那一刻，李时雨想起了那些年里每一个惊险的夜晚，每一份传递出去的情报，每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
从东北军的中尉办事员，到汪伪政府的立法委员，再到军统的少将组长，他一步步攀登至敌人权力的核心，却始终保持着一颗忠诚的红心。
【一】书生意气，投身革命
1908年，李时雨出生在黑龙江巴彦县万发镇红远村雌凤岗屯一个地主家庭，原名李亭芳。
这个家境优渥的少年，从小就展现出过人的聪颖和对知识的渴望。
李家虽为地主，但并非那种为富不仁的豪绅，而是颇有些书香门第的气息。
李时雨的父亲虽然没有太多文化，但深知读书的重要，从小就对儿子寄予厚望。
少年李时雨酷爱读书，尤其对古典小说情有独钟。
当他读到《水浒传》时，被"及时雨"宋江那种仗义疏财、扶弱济贫的精神深深感动。
宋江虽然出身富商，却能够体恤民间疾苦，广交豪杰志士，这种品格让年幼的李时雨深为敬佩。
正是在这种崇敬之情的驱使下，他毅然决定改名为"时雨"，希望自己也能像宋江一样，在国家民族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做一场及时雨。
这个改名的举动看似简单，却预示了李时雨一生的选择。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名字就像是他人生的预言，他的确在民族最危急的时刻，成为了革命事业的一场"及时雨"。
1924年春天，16岁的李时雨离开家乡，来到当时的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
在齐齐哈尔，李时雨先入省立一中补习班，在那里度过了半年的求学时光。
这半年的经历对他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新式教育，第一次听到了关于世界的更广阔的知识。
暑期招生时，李时雨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省立一中初中一年级。
在省立一中，李时雨不仅成绩优异，而且表现出了极强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华，经常参与学生会的活动，深受师生喜爱。
两年后的1926年，18岁的李时雨和同乡好友张敬载一起南下，踏上了前往天津的求学之路。
两个年轻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同时报考了天津南开中学。
当录取通知书到达的那一刻，他们激动得难以言表。
南开中学在当时已经是全国知名的学府，能够进入这所学校学习，对于来自东北偏远县城的他们来说，无疑是人生的一大转折点。
在南开中学的日子里，李时雨不仅刻苦攻读各门功课，更重要的是在那里结识了林枫等一批思想进步的青年。
这些年轻人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时局，探讨国家的前途命运。
那个时代的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中，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列强环伺，民不聊生。
这些有志青年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他们渴望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在这种浓厚的学术和政治氛围中，李时雨的思想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他开始关注时政，阅读各种进步刊物，思考中国的出路在哪里。这段经历为他后来投身革命事业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7年春节过后，19岁的李时雨怀着满腔的求知欲来到北京，考入国立北京法政大学。
大学期间的头两年，李时雨只是埋头读书，专心学业，没有参加任何政治组织。
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学习中，法学的各个分支，从民法、刑法到宪法、国际法，他都学得非常扎实。
教授们对这个来自东北的学生印象深刻，认为他不仅聪明好学，而且思维缜密，很有成为优秀法律工作者的潜质。
但是，历史的洪流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有志青年。
个人的命运总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
正当李时雨沉浸在法学知识的海洋中时，一个震惊全国的消息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二】国难当头，毅然觉醒
1931年9月18日，这是一个让所有中国人都无法忘记的日子。
当夜，日本关东军在沈阳柳条湖附近炸毁南满铁路路轨，然后诬陷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占领沈阳城。
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军开始了对中国东北的全面侵占。
这一消息传到北京后，整个校园都沸腾了。
李时雨看到这个来自故乡的噩耗，内心深受震撼。
他的家乡黑龙江，他生活过的齐齐哈尔，都将落入日寇的铁蹄之下。
那些熟悉的土地，那些可爱的乡亲，都要承受亡国奴的痛苦。
作为一个东北人，李时雨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达到了极点。
他想起了少年时代读过的岳飞《满江红》："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如今国土沦丧，山河破碎，作为中华儿女，岂能袖手旁观。
在同学们义愤填膺的讨论声中，李时雨意识到，在这个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书生不能只是读书，必须要为国家、为民族做点什么。
那些平日里看起来枯燥的法律条文，在国破家亡的现实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只有行动起来，投身到救国救民的洪流中去，才能真正报效祖国。
经过深思熟虑，李时雨得出结论：在当时的中国，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救中国。
经同学夏尚志介绍，李时雨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入团的那个夜晚，他在昏暗的油灯下，举起右拳，庄严宣誓。
那一刻，他的内心充满了神圣感和使命感。他知道，自己的人生从此有了明确的方向和目标。
同年12月，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从此，这个年仅23岁的青年学子，踏上了一条充满荆棘但光明磊落的革命道路。
入党后的李时雨，在党组织的培养下，思想觉悟迅速提高。
他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阅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
这些理论著作为他提供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武器，让他对革命事业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与此同时，李时雨也开始参与一些实际的革命工作。
他利用自己在法政大学的身份，在同学中传播革命思想，发展革命力量。
他的口才很好，理论水平也不断提高，很快就成为学生中的积极分子。
【三】初试锋芒，崭露头角
1931年12月4日至17日，作为北平学生南下示威、请求南京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的北大法学院代表，李时雨参加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北平学生卧轨斗争。
这次行动是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学生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北平的学生们要用自己的行动唤醒民众，督促政府抗日。
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东北三省已经全部沦陷，日军的铁蹄正在向关内逼近，而南京国民政府却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侵略者一味退让，反而把主要精力用于"围剿"共产党。
面对这种情况，全国的爱国学生再也无法忍受，他们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表达抗议。
在这次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中，李时雨展现出了出色的组织和领导能力。
他不仅能够深刻分析形势，提出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而且善于团结同学，协调各方面的关系。
在学生们的推举下，他担任了北平学生大示威的总指挥。
作为总指挥，李时雨承担了巨大的责任。
他需要协调各个学校的行动，制定周密的计划，还要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
那些日子里，他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白天组织学生活动，晚上研究行动方案，经常忙到深夜。
这次学生运动虽然最终没能改变国民党政府的政策，但对李时雨个人来说却意义重大。
这是他第一次承担重要的组织领导工作，也是他革命生涯的一次重要历练。
通过这次行动，党组织看到了他的能力和潜力，也为他今后承担更加重要的工作做了准备。
这次经历不仅锻炼了李时雨的能力，更让党组织看到了他的潜力。
1932年4月间，李时雨受党组织派遣潜回哈尔滨从事抗日活动。
在哈尔滨，李时雨担任黑龙江省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副司令兼秘书长。
这个职务虽然听起来颇有分量，但实际情况却远比想象中困难。
这支义勇军装备简陋，人员复杂，既有真心抗日的爱国人士，也有投机分子和土匪武装。
在强大的日军面前，这支队伍显得势单力薄，只能在山林间打游击。
尽管条件艰苦，李时雨还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工作中。
他利用自己的法学知识和组织能力，帮助义勇军建立各种制度，提高战斗力。
同时，他还负责与其他抗日武装联络，争取更多的力量加入抗日队伍。
8月中旬的一个深夜，李时雨率部在巴彦县兴隆镇火车站与日军作战。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义勇军战士们悄无声息地接近目标，准备给日寇一个沉重的打击。
当战斗打响时，子弹呼啸而过，硝烟弥漫在夜空中，火光映照着战士们坚毅的面庞。
这次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对于年轻的李时雨来说，却是一次真正的洗礼。
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也第一次体验到了与敌人面对面搏杀的紧张与激烈。
看着身边的战友倒下，听着受伤战士的呻吟，他的内心受到了巨大的震撼。但同时，他也感受到了为民族解放而战的神圣和光荣。
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日趋恶劣。
日军加强了对抗日武装的围剿，义勇军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
10月，按照组织安排，李时雨返回北大法学院继续学业。
表面上，他又回到了平静的校园生活，但实际上，党组织已经为他安排了新的使命。
【四】潜入东北军，暗中布局
1933年4月23日，为了安葬李大钊烈士，掀起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爱国志士的群众活动，党组织又一次找到了李时雨。
这次任务的特殊性在于，需要有人能够以"家族成员"的身份参与李大钊的葬礼，从而为群众悼念活动提供合法的掩护。
李时雨接到任务后，深感责任重大。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他心中的革命导师，能够为这样的伟大革命家送行，是他的荣幸，同时也是党组织对他的信任。
为了圆满完成任务，他仔细研究了李大钊的家庭情况，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
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在为李大钊出殡时，李时雨假称李氏家族中的晚辈，参与了护灵。
4月23日葬礼当天，李时雨头戴白色孝帽，身穿孝服，紧紧跟随在李大钊10多岁的儿子身旁，寸步不离地守护着灵柩。
那一刻，他的内心充满了庄严和神圣，仿佛真的是在为自己的长辈送行。
当灵柩在群众的簇拥下缓缓抬出后，李时雨始终跟在灵柩一侧，身后跟着数百名群众一起送丧。
送葬队伍边走边撒传单，嘴里还喊着口号，声声呼唤着对烈士的怀念，对反动派的愤慨。
随着队伍的前进，送葬的群众越来越多，口号声、哭声震响了半个北平城。
这次送葬活动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预期。
李大钊烈士的英名深深地感动了北平市民，人们自发地加入到送葬队伍中来，表达对烈士的敬意。
整个北平城都被这种悲愤而庄严的气氛所感染。
途中，反动军警果然出动试图驱散人群，但李时雨凭借"家族晚辈"的身份，理直气壮地与军警交涉，保护着送葬队伍的安全。
他的机智和勇敢赢得了群众的赞佩，也使得军警不敢轻举妄动。
最终，送葬队伍成功护送灵柩一路来到万安公墓，圆满完成了党组织交代的任务。
1934年，李时雨在北京法政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党组织为他安排了一个极其重要而危险的任务——打入东北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这意味着他要离开相对安全的学生身份，深入敌人内部进行秘密工作。
这个决定对李时雨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在于能够接近权力核心，获取重要情报；挑战在于要在复杂危险的环境中长期潜伏，稍有不慎就可能暴露身份，面临生命危险。
李时雨先由法学院地下党支部书记张敬载介绍到同乡张学孟那里。
张学孟当时任东北军张学良公馆警卫室主任，掌握着一定的实权，在张学良身边颇有影响力。
由于三人都是黑龙江巴彦县同乡，这种地缘关系在那个时代特别重要，再加上李时雨的法学专业背景和出色的才华，他很顺利地被留了下来。
张学孟对这个同乡很是赏识，认为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为人稳重，是个可以信赖的人才。
在那个军阀混战、人心叵测的年代，能够找到一个既有才华又值得信任的同乡，实在是难得。
因此，张学孟很快就把李时雨引荐给了更高层的人物。
1935年秋，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蒋介石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调东北军进入陕北"围剿"长征胜利到达那里的红军。
李时雨跟随东北军来到古城西安，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即将成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舞台之一。
西安的古城墙、钟楼、大雁塔，这些历史文物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辉煌，也将见证一段改变中国历史的传奇。
在张学孟的举荐下，李时雨到"剿总"第四处任中尉办事员。
这个看似不起眼的职务，实际上为李时雨提供了接触机密信息的机会。
第四处负责情报搜集和分析工作，李时雨作为办事员，能够接触到大量关于红军活动情况的报告，以及国民党军队的部署信息。
从此，他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潜伏生涯，一个充满危险但又意义重大的秘密使命正式拉开序幕。
在"剿总"的那段日子里，李时雨表面上认真工作，积极表现，很快就得到了上司的认可。
但暗地里，他却在仔细观察着周围的一切，搜集着有价值的情报。
1936年6月，西安地下党的领导人刘宇新主动找李时雨接上关系。
刘宇新是中共特派做东北军工作的，直接受周恩来领导，他的任务就是在东北军内部开展统战工作，争取更多的爱国军官倒向抗日阵营。
当时张学良公馆在西安金家巷5号，李时雨利用去看望老同学张学孟的机会，很快就与公馆的警卫人员混得熟稔。
在那些看似闲暇的日子里，李时雨经常出入张学良公馆，与警卫人员谈天说地。
他常利用闲聊的功夫向他们宣传中共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些看似漫不经心的交流，实际上在东北军内部播下了抗日救国的种子。
许多原本对共产党抱有敌意的军官，在李时雨的影响下，开始重新思考抗日救国的道路。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李时雨不仅亲身经历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更以特殊的身份参与其中。
作为"剿总"内部人员，他比其他人更早地感受到了事变前的紧张气氛。
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心情变化，东北军和西北军内部的微妙动向，这些都没有逃过李时雨敏锐的观察。
事变发生的当天上午，刘宇新就来到李时雨的住所，两人一起分析形势，研究下一步的工作方针。
这次会面虽然短暂，但意义重大。
在中国历史的这个关键转折点上，李时雨作为地下党员，承担起了特殊的历史使命。
1937年7月，国民党天津高等法院迎来了一位从西安"剿总"调来的年轻"书记官长"。
表面上，他是一个循规蹈矩的法院工作人员，实际上却是党在敌占区的一双眼睛和一只手。
而此时的李时雨，即将面对人生中最严峻的考验，一个更加危险的潜伏任务正在等待着他。
当李时雨走进上海极斯菲尔路76号那座神秘的建筑时，他面对的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充满阴谋与背叛、权力与欲望的黑暗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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