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你要是敢不认,就别认我这个妈!”我妈的这句话像一颗生锈的钉子,扎在我十九岁的心上。

多年以后,当我穿着一身不合身的军装,站在新兵连燥热的训练场上,那个眼神能杀人的女教官走到我面前,用只有我们俩能听清的声音说:“有本事你继续躲啊!”

我才后知后觉地发现,原来人生的账单,从来不会因为你换了个地址就凭空消失,它只会换个更意想不到的催收员,穿上军装,亲自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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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的夏天,好像比以往任何一个夏天都要漫长。

我的焦躁,源自我妈。

更准确地说,源自她手里那张已经泛黄、边角起毛的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用红布包裹的婴儿,脸上带着一种对世界全然无知的懵懂。

“卫子,你看,这就是苏家的萌萌,多水灵。”

我妈的声音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欣慰,好像在欣赏一件她早就预定好,并且终于要到货的珍贵瓷器。

我,林卫,就是那个要和这件瓷器配对的粗陶罐。

这是我爸还在世的时候,和我最好的兄弟,也就是苏萌的父亲,在酒桌上定下的指腹为婚。

一个在二十世纪末听起来,像从评书里扒出来的词。

我爸走了好几年,这个约定却像幽灵一样,盘桓在我家那间小小的客厅里。

现在,它终于要具象化了。

“对方家里回话了,年底就让你俩把事儿办了。”

我妈轻描淡写地宣布,像是在说今天晚饭是吃米饭还是馒头。

我十九岁的人生,连序章都还没写好,就要被强行塞进一个名为“婚姻”的终章。

我感觉喉咙里堵着一团棉花,吐不出,也咽不下。

“妈,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我跟她连面都没见过。”

“见面了就有感情了,你爸定下的事,还能有错?”

她的逻辑坚不可摧,带着一种属于那个年代的、不容辩驳的执拗。

我试着讲道理,从自由恋爱讲到新婚姻法,从个人理想讲到人生规划。

我说的每一个字,都像石子投进一片沼泽,连个声响都没有,就那么沉了下去。

最后,我急了。

“反正我不结!”

这句话像一个火星,瞬间点燃了她积攒已久的耐心。

我们大吵一架,声音大到邻居家的狗都在跟着叫。

最后,她指着我的鼻子,眼睛通红。

“这是你爸临终前定下的,你要是敢不认,就别认我这个妈!”

父命和母威,两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

那个晚上,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因为潮湿而晕开的水渍,它像一张扭曲的脸,在嘲笑我。

窗外,风吹动了贴在电线杆上的征兵海报。

那身橄榄绿,在昏黄的路灯下,像是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

一个念头,像一颗野草的种子,在我的脑海里疯狂地生根发芽。

去当兵。

这是唯一一个能名正言顺地消失两年,又能让她无话可说的办法。

甚至,这听起来还有点光荣。

我几乎是连夜爬起来的。

我不敢收拾太多东西,怕弄出声响惊动她。

我找出我的储蓄罐,一个旧罐头瓶,把里面所有的零钱都倒了出来。

我在桌上留下一封信,写了又撕,撕了又写,最后只剩下潦草的一行字。

“妈,我去当兵了,保重身体。 ”

凌晨四点,天还没亮,我背着一个单薄的帆布包,像个小偷一样溜出了家门。

小城的街道空无一人,只有环卫工人在默默地扫着地上的落叶。

我头也不回地走向火车站。

绿皮火车发出沉重的喘息,准备启动。

我挤在满是汗味和泡面味的车厢里,透过布满污渍的玻璃窗往外看。

站台上,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

是我妈。

她穿着睡衣,头发凌乱,正焦急地在人群中张望。

她是怎么找来的,我不知道。

我的心猛地一揪,一种巨大的愧疚感淹没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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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下车,我想回家。

可火车就在那一刻,伴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缓缓开动了。

她的身影在我的视野里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模糊的点。

我的眼泪,终于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火车轰隆隆地向前,带走了我的过去,也奔向一个完全未知的将来。

那一刻,我以为,我终于自由了。

自由的代价,是另一座牢笼。

只不过这座牢笼的名字,叫作军营。

我对军营的想象,大多来自电影和画报。

英雄,勋章,还有肩扛钢枪的飒爽英姿。

现实却是,汗水,泥土,还有班长那张比鞋底还黑的脸。

新兵连的生活,是一场对身体和意志的双重碾压。

每天早上五点半,尖锐的哨声会准时刺穿你的耳膜。

之后就是无休止的队列训练,体能消耗,还有把被子叠成豆腐块的内务整理。

我的倔强,在这里成了一个不好不坏的属性。

它让我在面对高强度的训练时能咬紧牙关,也让我在被班长训斥时,眼神里总带着那么一丝不服。

在这里,我认识了高飞。

一个来自隔壁县城的同乡,个子不高,眼睛滴溜溜地转,一张嘴能把死人说活。

他是我们班的“消息通”,从团部领导的家属情况,到炊事班今天换了什么新菜,没有他不知道的。

我们很快成了兄弟。

训练累到瘫倒在地上的时候,他会递给我一瓶水,然后凑到我耳边说:“卫子,再忍忍,等下连队就好了。”

晚上熄灯后,我们会蒙在被子里,分享从家里寄来的、已经压碎了的糕点,聊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对姑娘的幻想。

我从没跟他提过我当兵的真正原因。

我只说,我想出来闯闯。

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好样的,是条汉子。”

渐渐地,我适应了这里的节奏,甚至在三公里越野和单杠项目上,成了班里的尖子。

汗水洗刷掉了小城里的烦恼,绝对的服从让我无暇思考其他。

我开始觉得,我当初的选择,是无比正确的。

这里没有逼婚,没有唠叨,只有汗水和命令。

有一天,高飞神秘兮兮地把我拉到角落。

“哎,听说了吗?上面要派个女干部来给我们上课,代号‘女阎王’。”

“女干部?”我有点意外。

在我们这群荷尔蒙过剩的毛头小子眼里,女人,尤其是在军营里的女人,是个稀罕物种。

“你可别想好事,”高飞一脸严肃,“听说这个‘女阎王’是从军校直接下来的高材生,中尉军衔,又漂亮又狠。之前带的兵,谁要是犯她手里,不死也得脱层皮。”

他压低声音,模仿着夸张的口吻。

“她那眼神,跟装了X光似的,能直接看穿你心里想什么。最擅长的,就是抓刺头兵,专门治各种不服。”

他斜着眼看我。

“卫子,我可提醒你,你小子那股倔劲儿,千万收着点,别往枪口上撞。”

我笑了一声,不以为然。

刺头?我只想安安稳稳地度过这两年。

只要我做得足够好,谁也挑不出我的毛病。

我对自己说。

几天后,那个传说中的“女阎王”,就要来给我们上“思想政治与卫生救护”的第一堂课。

全连的人都有点莫名的兴奋和紧张,就像等待审判的囚徒,既害怕又好奇刽子手的模样。

那天下午,太阳格外毒辣,训练场上的塑胶跑道几乎要被烤化。

我们列队站好,等待着她的出现。

她就那么毫无征兆地出现了。

没有电影里的慢镜头,也没有任何多余的排场。

她只是从训练场的一头,迈着沉稳的步子,走了过来。

一身笔挺的夏常服,衬得她身姿挺拔,肩上的中尉军衔在阳光下闪着金光。

她的皮肤很白,在这一群晒得像黑炭的新兵蛋子中间,显得格外醒目。

面容清丽,但表情却像是用冰块雕刻出来的,没有任何温度。

尤其是那双眼睛,像鹰。

锐利,冷静,带着一种审视猎物的压迫感。

她走到队伍前面,立定,目光缓缓扫过我们每一个人。

“我叫陈晴,是你们接下来两个月的教官。”

声音清脆,干练,不带一丝情感。

“在我这里,没有性别之分,只有军人。我的要求只有一个,绝对服从。做不到的,可以提前打报告。”

整个训练场鸦雀无声,连风都好像停了。

我混在队伍中间,稍微低着头,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和周围那一百多个光头一模一样。

我不想被注意,尤其是不想被这样一个看起来就不好惹的女人注意。

但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有一道目光,像一根细细的针,反复在我身上扎来扎去。

起初我以为是我的错觉,是烈日下的幻觉。

可每次,当我用眼角的余光悄悄瞥向她时,都能捕捉到她的视线正落在我这个方向。

那目光并不停留,只是一扫而过,快得让你抓不住。

但那被注视的感觉,却真实得让人后背发凉。

一次队列训练,要求我们站军姿一小时。

汗水顺着我的额角流进眼睛里,又痒又疼。

我下意识地,极其轻微地动了一下眉毛。

“队列里那个东张西望的,出列!”

陈晴的声音像鞭子一样抽了过来。

我心里一咯噔,环顾四周,所有人都站得像木桩一样。

那个东张西望的,是我?

“说你呢,第三排第五个!”

我机械地迈出一步,站在了队列前面。

“报告教官,我没有东张西望。”我梗着脖子反驳。

她走到我面前,个子比我矮一个头,但气场却能把我完全笼罩。

“顶嘴?”她嘴角勾起一丝冷笑,“俯卧撑,准备!”

那天,我在全连的注视下,做俯卧撑做到双臂发软,最后是被高飞和另一个战友架回宿舍的。

我百思不得其解。

那么多人,那么多细微的晃动,为什么偏偏是我?

我明明只是动了一下眉毛。

这件事之后,我成了她重点关注的对象。

我的被子永远是全排叠得最不方正的那个。

我的枪械分解永远是速度最慢的那个。

我的军姿永远是站得最不标准的那个。

不管我做得多好,她总能挑出毛病。

晚上熄灯后,高飞和我躲在被窝里啃着家里寄来的酱骨头,骨头上那点可怜的肉丝被我们俩啃得干干净净。

他把骨头扔进床下的脸盆里,发出“哐当”一声轻响。

“卫子,我发现个怪事。”

“什么?”我含糊不清地问,嘴里还塞着最后一点肉。

“陈教官,她好像就盯着你一个人。”

我心里一沉,没说话。

“真的,”高飞压低了声音,像个侦探,“上次紧急集合,天那么黑,乱糟糟的,全连就你被她拎出来检查背包。说你牙刷毛朝向不对,水壶里的水没装满,连他妈的针线盒里少了一根针她都知道。这正常吗?她眼睛是显微镜啊?”

我苦笑了一下。

“我哪知道,可能我天生长了张欠收拾的脸吧。”

“不对不对,”高飞摇着头,“你是不是以前在哪得罪过她?比如,抢了她男朋友?”

“我认识她是谁啊?”我没好气地说。

我把自己的过去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我确信,我的人生轨迹里,绝对没有出现过一个叫陈晴的女人。

最让我感到诡异的,是上周的卫生救护课。

课程内容是心肺复苏。

陈晴让我们两人一组,互相在对方身上练习按压的部位和手法。

所有人都找到了搭档,只有我落了单。

她扫了一眼,然后指着我。

“你,到前面来。”

我成了她的示范教具。

我躺在冰冷的垫子上,看着她在我上方投下的阴影。

她跪在我身边,军裤的膝盖处沾了些灰尘。

“首先,确定按压部位,胸骨下半段,两乳头连线中点。”

她一边讲解,一边伸出手,隔着我薄薄的作训服,精准地按在了我的胸口。

她的手指修长,但手掌却带着一层薄薄的茧,不像个女人的手。

“按压深度,五到六厘米。按压频率,每分钟一百到一百二十次。”

然后,她开始示范。

她的身体微微前倾,手臂垂直,用上半身的重量,一下,一下地按压下来。

力道大得惊人。

我感觉自己的肋骨都在呻吟,每一次按压,都让我的呼吸一滞。

我疼得差点叫出声,但只能咬着牙忍着。

我抬头看着她的脸。

她的表情极其专业,眼神专注,嘴里还在讲解着要领。

可在那专业和专注的深处,我却捕捉到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那不是关心,不是教导。

那是一种冰冷的,带着几分戏谑的,如同在欣赏一件玩具被自己玩弄于股掌之上的眼神。

很快,新兵连接到了通知。

一周后,进行一场实战背景下的战场自救互救综合考核。

主考官,正是陈晴。

这消息像一块石头,在我心里激起了千层浪。

我预感,这又是她为我量身定做的一场“鸿门宴”。

从那天起,我几乎把所有休息时间都用在了练习包扎和止血上。

我把高飞的胳膊、大腿、甚至脑袋都当成了假想伤员,用三角巾和绷带缠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他求饶为止。

我不想再给她任何借口来“特殊关照”我。

考核那天,天气阴沉,像是憋着一场大雨。

我们全副武装,在考核场上依次排开,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一个急救包。

随着一声哨响,考核正式开始。

“假想情况:你部在冲击敌军阵地时,你右臂、左腿同时被弹片击中,动脉出血,请立即进行自救包扎!”

我迅速打开急救包,动作一气呵成。

先用止血带勒住左大腿根部,然后快速处理右臂的伤口。

我的脑子里一片清明,只剩下操作步骤,每一个动作都练习了上百遍,已经成了肌肉记忆。

陈晴迈着沉稳的步伐,在队伍中来回踱步。

她那双棕色的高跟军靴,鞋跟敲击水泥地的声音,“嗒,嗒,嗒”,像死神的钟摆,一下一下敲在每个新兵的心上。

她一路走,一路审查,时不时地停下来,指出某个新兵的错误,声音冷得像冰。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我能感觉到她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我甚至能闻到她身上那股淡淡的、混合着肥皂和消毒水味道的气息。

终于,那双军靴停在了我的面前。

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下来。

我能感觉到身边高飞投来的紧张目光,不远处的排长也微微皱起了眉头。

我低着头,假装专注于手里的绷带,不敢看她。

我等着她像往常一样,用挑剔的语气指出我的错误。

“绷带缠得太松。”

或者,“止血带位置不对。”

可是,我等来的,却是长久的沉默。

那沉默比任何呵斥都更让人窒息。

我终于忍不住,抬起了头。

她正居高临下地看着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然后,她缓缓地,微微地俯下身子。

她的脸凑近我的脸,我们之间的距离,不到一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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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清晰地看到她长长的睫毛,和她眼睛里反射出的、我自己那张惊慌失措的脸。

她没有看我包扎的伤口,目光只是直勾勾地、一动不动地盯着我涨红的脸。

接着,她的嘴角,勾起了一抹极其细微的、像是嘲弄又像是得意的弧度。

她用一种不大不小,却足以让周围几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的音量,缓缓地,一字一顿地说道:

“有本事你继续躲啊!”

我的大脑“轰”的一声,瞬间一片空白。

这句话,像一个憋了许久的惊雷,在我耳边轰然炸响。

它不属于这里。

它不属于军营,不属于训练场,不属于一个教官对新兵的训话。

它属于我离家出走那个漆黑的凌晨,属于我对那个家、对那桩婚事无声的挑衅。

它是我在心里对自己默念过无数遍的,一句只有我自己才知道的咒语。

她……她怎么会知道?!

“教……教官……我……”我的嘴唇无法控制地哆嗦起来,舌头像是打了结,一个完整的字都说不出来。

我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冲上了头顶,然后又在瞬间褪去,手脚冰凉。

旁边的高飞,惊得眼珠子都快从眼眶里掉出来了。

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手上的力道大得像是要捏碎我的骨头。

他压低声音,语气里充满了震惊、迷惑和不可思议。

“我靠!卫子!这……这是怎么回事?你……你认识她?!”

不远处,一直注意着这边情况的排长也察觉到了不对劲,他皱着眉,厉声问道。

“陈中尉!怎么回事?”

而接下来陈晴的举动的我僵在原地,像一尊被雷劈中了的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