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伟人与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相关历史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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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夏日的上海，梅雨季节刚过，闷热的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气息。
北四川路横浜桥附近的一处普通民宅内，64岁的周作人独自坐在学生尤炳圻家的亭子间里，面对着一张白纸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这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光线昏暗，仅有的一张木桌和椅子构成了全部家具。
几把
窗外不时传来黄包车的吱呀声和小贩的叫卖声，但这些市井喧嚣都无法打扰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内心的波澜。
周作人身形消瘦，头发已经完全花白，那张曾经意气风发的脸庞如今布满了岁月的痕迹。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长衫，这是他从南京老虎桥监狱带出来的为数不多的几件衣物之一。
在这个炎热的夏日，他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但这汗水恐怕不仅仅是因为天气的燥热。
这位曾经的新文化运动健将、现代散文开山大师、北京大学教授，此刻却背负着"文化汉奸"的沉重包袱，正面临着人生最关键的抉择。
从监狱出来已经半年多了，他一直漂泊在上海，寄人篱下，前途未卜。
每当夜深人静时，他总会想起那些逝去的岁月：与鲁迅兄弟情深的温馨时光，在日本留学时的求学经历，回国后在北大执教的辉煌岁月，以及那段让他追悔莫及的沦陷时期。
尤炳圻是他的学生，也是少数几个在他最困难时期还愿意收留他的人。
这个亭子间原本是储物室，为了给老师腾出住处，尤炳圻把杂物都搬到了其他地方。
虽然条件简陋，但周作人已经心存感激。他知道，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敢于收留一个"汉奸"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北平已经解放，新的政权即将建立。整个中国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新旧政权交替的巨大变革让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在重新审视自己的处境。
台湾方面不断传来消息，胡适等人多次写信或托人传话，邀请他前往台湾，可以在那里获得教授职位和相对安全的生活环境。
洪炎秋、张我军等台湾学生都表示愿意为他提供帮助，甚至连住所和生活费都已经安排妥当。
但周作人思来想去，最终还是决定留在大陆。这个决定既有对故土的深深眷恋，也有对新政权的一丝期待，更有一种面对现实的勇气。
他清楚地知道，无论走到哪里，"汉奸"的帽子都将伴随他一生，与其在异乡苟且偷生，不如在故土承担后果。
这个决定意味着他必须面对新政权的审查和处置。作为一个在抗战期间担任过13个伪职的知识分子，他的前途命运充满了不确定性。
经过反复的思考和权衡，周作人决定主动向新政权写信表态，为自己的未来寻求一个出路。
这是一个冒险的举动，但也是他目前唯一能够采取的行动。
1949年7月4日，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特殊的日子，却成为了周作人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
他在桌前坐了整整一个上午，反复斟酌着每一个字，每一句话。
这封信的收信人是周恩来，但他在信末特意写道："本来也想写信给伟人，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惊动，所以便请先生代为转达了。"
这句话饱含着他对那次二十九年前会面的记忆，也寄托着他对宽大处理的全部希望……
【1】早年的渊源与交集
周作人与伟人，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有过一次意味深长的接触。
那是1920年春天的北京，古都正处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各种新思潮在北京大学的课堂里和茶馆中激烈碰撞。
1920年4月7日，春风拂面，柳絮飞舞的日子里，周作人在他的日记中简单地记录了一句话："伟人君来访。"
这里的"君"字用法颇有深意，在当时的语境下，通常用于老师称呼学生，体现了一种师长对晚辈的亲切称谓。
当时的伟人还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一名书记，月薪八元，这个薪水在当时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
他住在与其他七个湖南同乡合租的一间狭小房屋里，晚上睡觉时八个人挤在一张炕上，连翻身都要跟旁边的人打招呼。
尽管生活条件艰苦，但这位来自湖南农村的青年却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和远大的抱负。
他曾在李大钊的安排下，负责北大红楼一层西侧第二阅览室的报刊管理工作。
这个阅览室是当时北大最重要的信息中心，订阅了包括天津《大公报》、长沙《大公报》、上海《民国日报》、北京《国民公报》、《甲寅日刊》、大阪《朝日新闻》等在内的十五种中外文报纸。
他的工作是登记阅览者姓名，整理新到的报刊，打扫卫生等。
虽然工作琐碎，但这个位置让他能够第一时间接触到国内外的各种信息和观点。
在工作之余，这位勤奋好学的青年经常旁听北大的各种课程，拜访知名教授，广泛接触当时涌现的各种新思潮。
他曾听过邵飘萍的新闻学课程，旁听过胡适的哲学讲座，与陈独秀讨论过文化问题，与梁漱溟探讨过东西方哲学的差异。
在那个思想空前活跃的年代，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各种知识营养。
周作人当时已经是北大的知名教授，35岁的他正值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
他专攻东方文学，精通日语、英语和古希腊文，在新文化运动中声誉卓著。
作为《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的文章思想深邃，文笔清雅，在知识界有着很高的声望。
他住在北京西城的八道湾11号，那里有一个雅致的庭院，种着几株海棠和丁香，是当时文人雅集的重要场所。
周作人曾在《新青年》上发表多篇文章介绍新村主义思潮。
新村主义是一种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起源于法国，主张建立小规模的理想社区，实行合作互助的生活方式。
这种思想融合了无政府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的某些观点，在当时的知识青年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巧合的是，那位来自湖南的图书馆书记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就曾经阅读过《新青年》上周作人的文章，并且深受新村主义思想的影响。
他甚至一度把新村主义奉为救国救民的真理，在长沙组织过"工读互助团"的实验，试图在实践中探索这种理想社会的可能性。
正是基于对新村主义理论的浓厚兴趣，这位年轻的图书馆员专程拜访了周作人。
当时伟人对各种新思潮都抱有浓厚兴趣和开放态度，他不仅接受过胡适实验主义的影响，研究过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也深入思考过周作人介绍的新村主义思想。
那次会面虽然只是一次普通的学术交流，但对双方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周作人看到了这个湖南青年的才华和志向，而那位年轻人也从这位学者身上感受到了深厚的学养和人格魅力。
当然，这些影响在伟人后来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逐渐被否定和超越，但那次会面本身却成为了连接两人命运的重要纽带。
这次短暂的会面，在当时看来只是北京学术圈中一次稀松平常的师生交流，谁也不会想到二十九年后它会成为决定周作人命运的重要因素。
当1949年周作人坐在上海的小阁楼里构思那封求生信件时，他想到的正是这段早期的接触，这成为他向已经成为新中国缔造者的那个人求助的情感基础和心理依据。
值得一提的是，周作人与当时中国共产党早期发起人之一的李大钊也有着密切的私人交往。
李大钊不仅是伟人的顶头上司和马克思主义启蒙者，也是周作人的好友。
1927年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后遇害，周作人曾寄予深切同情，李大钊的一些重要遗稿也由他保存。
李大钊遇害后，其子李葆华还曾在周作人家中避难约一个月，这体现了周作人对这位革命先驱及其家人的深厚情谊。
【2】抗战中的选择与沉沦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上的枪声打破了华北平原的宁静，全面抗日战争由此爆发。
这个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重要时刻，也成为了周作人人生轨迹的重要转折点。
当时大多数有良知的文化人都选择了离开北平，南下避难，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但52岁的周作人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他留在了即将沦陷的北平。
这个看似简单的选择，却彻底改变了周作人的一生轨迹，也让他从一个受人敬仰的文化大师沦为千夫所指的"文化汉奸"。
周作人选择留下的理由表面上看起来颇为正当。
他声称自己是受到了北大校长蒋梦麟的委托，要留在北平保护北京大学的图书文物，特别是沙滩红楼里的珍贵典籍和文献。
这个理由在当时确实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因为北大确实有大量珍贵的图书和文物需要有人看护，而周作人作为北大的资深教授，又有深厚的学术背景，似乎是合适的人选。
但实际情况可能远比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更加复杂。
周作人当时已届中年，52岁的年纪让他对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望而却步。
更重要的是，他有着一个日本妻子羽太信子，这个婚姻关系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显得特别敏感。
羽太信子1909年与周作人结婚，随他回到中国生活了近三十年，但她始终保持着日本国籍和日本人的生活习惯，在日常生活中也与日本领事馆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更为复杂的是，羽太信子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情绪经常不稳定，这给家庭生活带来了很大困扰。
据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回忆："到北京以后，她却不同了，因为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气焰嚣张的时候，北京又有日本使馆，她便倚势凌人，越发厉害，俨然以一个侵略者的面目出现了。事事请教日本人，常和日本使馆有着联系。"
在这种复杂的家庭背景下，周作人选择留在北平可能有着更深层的考虑。
一方面，带着一个精神状态不稳定的日本妻子逃难几乎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他对日本文化的深度了解和好感，也让他对日军占领北平后的局面有着某种天真的乐观估计。
1938年初，日本侵略者开始有意识地向周作人伸出"橄榄枝"。
他们深知周作人在中国文化界的巨大影响力，更了解他对日本文化的深度认知和复杂感情。
周作人从青年时代起就对日本文化有着浓厚兴趣，他精通日语，翻译过大量日本文学作品，对日本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都有深入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他甚至被一些人称为"日本通"。
日本人的策略是循序渐进的。一开始，他们只是邀请周作人参加一些学术性质的文化活动，比如东亚文化协会的学术讲座、中日文化交流的座谈会等。
这些活动表面上看起来并没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更多的是学术交流和文化对话。
对于一个一生致力于文化研究的学者来说，这样的邀请确实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人的要求逐渐升级。他们开始邀请周作人担任一些文化机构的职务，比如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等。
这些职位虽然名义上是文化教育性质的，但实际上都是伪政权体系的组成部分，接受这些任命就意味着正式成为日伪政权的一员。
在各种复杂因素的作用下，周作人最终选择了与日伪政权合作。
从1938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周作人先后担任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伪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等总共13个伪职。
这些职务让他深深地陷入了汉奸的泥潭，再也无法自拔。
在担任伪职期间，周作人不仅在行政管理上为日伪政权服务，更严重的是，他还发表了大量为日寇张目的文章和演讲。
1941年12月16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周作人在伪中央电台发表广播讲演，公开声称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意义"极为重大"，"完全是为了东亚民族解放而战"。
他在演讲中呼吁"身为东亚民族的人要团结一致"，"以对抗英美的侵略"，因为对日本的"协力就等于自助一样"。
1942年元旦，周作人又发表了《新年致辞》，公开宣称在日占区，一切的政治、治安"都有了长足的进展"，汪伪汉奸政权的"国际地位"也有了提高。
这些文章和演讲，彻底将周作人推向了"文化汉奸"的深渊。
他的这些言行与同时期许多宁死不屈的文化人形成了鲜明对比，也为他战后的悲惨命运埋下了沉重的伏笔。
【3】战后的审判与营救
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这个消息传到北平时，整个城市都沸腾了。人们从家中涌到街头，敲锣打鼓，燃放爆竹，庆祝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
但对于周作人来说，这不是解放的钟声，而是末日审判的开始。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时，周作人正在八道湾的书房里翻译古希腊文献。
当他听到街上传来的阵阵欢呼声时，手中的笔掉在了地上，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
他知道，属于自己的黑暗时刻终于来临了。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立即开始了对汉奸的大规模清算行动。
作为北平文化界最知名的汉奸之一，周作人自然成为了重点打击对象。
1945年12月的一个寒夜，国民政府的宪兵敲响了八道湾11号的大门。
当门打开时，几名荷枪实弹的宪兵冲了进来，不由分说地将周作人押上了囚车。
在被押送的路上，周作人看着窗外熟悉的北平街景，心中五味杂陈。
这些街道、这些房屋，他生活了近三十年，如今却要以罪犯的身份告别它们。
囚车经过沙滩红楼时，他看到了那座曾经工作过的北大建筑，那里有他青春年华的美好回忆，也有他与鲁迅兄弟情深的温馨时光。
周作人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这座监狱建于1912年，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监狱之一，关押过许多政治犯和重要罪犯。
在这里，周作人度过了人生中最黑暗的三年多时间。1946年，南京高等法院开庭审理周作人汉奸案。
在庄严的法庭上，检察官详细列举了他的种种"罪状"：担任13个伪职，发表大量汉奸言论，为侵略者服务，背叛民族和国家等等。
每一条罪状都有确凿的证据，每一件事实都让旁听席上的民众义愤填膺。面对这些指控，周作人在法庭上进行了辩护。
他声称自己担任伪职是"迫不得已"，是为了保护北大的文物古籍，是为了维持沦陷区的文化教育事业。
他强调自己从未直接参与军事行动，只是在文化教育领域与日方合作，没有直接参与杀害中国人的行为。但这些辩护显然无法掩盖他通敌卖国的事实。
1946年10月，南京高等法院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14年。
这个判决书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法庭对他"文化汉奸"身份的认定，既严肃处理了他的汉奸罪行，又考虑到他没有直接参与杀戮的具体情况。
就在周作人面临死刑威胁的关键时刻，一些文化界的知名人士站了出来为他求情。
这些人中最积极的是胡适、蒋梦麟等人。胡适虽然在政治立场上与周作人有分歧，但他们在学术上有着深厚的渊源，胡适深知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胡适等人的营救理由主要有几个方面：首先，周作人虽然政治上有过错，但在文化学术上的贡献不容否认，他翻译的大量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古希腊文学作品，对中国文化发展有着重要价值；
其次，他确实在沦陷期间保护了北大的图书设备，这在客观上保存了中华文化的重要遗产；
第三，他虽然担任伪职，但没有直接参与对中国人民的暴行；
最后，他的日本妻子的特殊身份使他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处于一种复杂的境地，有一定的不得已的成分。
在各方努力下，1947年周作人的刑期从14年减为10年。
这个结果虽然仍然严厉，但至少保住了他的性命，给了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洪炎秋在《我所认识的周作人》一文中详细记述了当时的情况："理学院仍设景山东街前北京大学理学院原址，文学院因为沙滩红楼被日本宪兵队所占据，乃在马神庙北大图书馆边新盖三层大楼一座供用；"
"这两个学院在沦陷期间，不但丝毫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多少增加了一些设备，所以周作人胜利后在法案受审时，供称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当汉奸，是蒋梦麟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这桩事有蒋前任校长去函法院证实，而新任校长胡适之也替他证明有保全北大的图书和设备之功，所以法院宽大为怀，只判了他十年的有期徒刑。"
在老虎桥监狱的三年多时间里，周作人的生活相对来说还算安稳。
监狱管理部门考虑到他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以及他的特殊身份，给了他一些优待。
他可以在狱中继续从事翻译工作，也可以写一些回忆文章。正是在这个期间，他完成了《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等译作的初稿，为他后来的翻译事业打下了基础。
1949年1月22日，时任国民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在内战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为了寻求与中国共产党的和谈，决定释放一批政治犯以示诚意。
1月26日，一个阴冷的冬日，周作人从南京老虎桥监狱的大门走了出来，重新获得了自由。
此时他已经64岁，头发全白，身形佝偻，实际服刑时间为3年零1个月。
出狱后的周作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此时的中国正处在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解放军已经渡过长江，国民党政府岌岌可危，新的政权即将建立。
周作人无法直接回到北平，因为铁路交通已经完全中断，战火纷飞的局势让任何长途旅行都变得极其危险。
在学生尤炳圻的安排下，周作人乘坐一列拥挤不堪的难民列车来到上海。
这是一次极其艰难的旅程，已经64岁的他被从车窗硬拉进车厢，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座位，而尤氏父子只能站着。
在这趟充满逃难者的列车上，周作人真切地体验到了"逃难"的痛苦滋味，也深深感受到了一个"罪人"的卑微处境。
到达上海后，周作人暂时栖身在尤炳圻位于北四川路横浜桥附近的家中，住在一间狭小的亭子间里。
这段流亡生活让他尝遍了人情冷暖，也让他对未来充满了不安和恐惧。
白天，他很少出门，害怕在街上遇到熟人；夜晚，他常常失眠，思考着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在上海期间，周作人面临着人生最重大的抉择。台湾方面不断传来消息，他的学生洪炎秋专门写信表示愿意为他安排住所和生活费用。
洪炎秋在回忆中写道："周作人知道将被释放，叫尤君写信给我，说他想来台湾，问我有没有法子安置。我就找了老友郭火炎医师，向他借用北投的别墅供住，郭君满口答应，我于是立刻回信给尤君，告诉他住所已有，日常生活费用，我和老友张我军可以负责设法。"
胡适也多次托人联系周作人，希望他能够离开大陆。以胡适在学术界的声望和在台湾的影响力，为周作人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并不困难。
去台湾意味着安全，意味着可以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意味着可以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度过余生。
但经过反复的思考和权衡，周作人最终做出了留在大陆的决定。
这个决定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对故土的深深眷恋，64岁的他已经不愿意再次漂泊异乡；其次是对新政权的一种复杂期待，他希望新的政权能够给知识分子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最重要的是，他想起了1920年那次与伟人的会面，这成为他内心深处的一丝希望。
留在大陆意味着他必须面对新政权的审查和处置，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选择。
作为一个担任过13个伪职的"文化汉奸"，他很可能面临更严厉的惩罚。
但周作人已经想明白了，无论走到哪里，"汉奸"的帽子都会伴随他一生，与其在异乡苟且偷生，不如在故土勇敢承担后果。
经过深思熟虑，周作人决定主动向新政权写信表态。这是一个冒险的举动，因为他不知道新的政权会如何对待他这样的人。
但这也是他目前唯一能够采取的积极行动，与其被动等待处置，不如主动寻求出路。
他委托学生将那封6000字的长信送给董必武，请他转交给周恩来。
然而，当信件真的转呈到了伟人面前时，一句简短的批示将彻底改变周作人此后十八年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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