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兵下村宇一郎是原侵华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30联队步兵炮中队的一名日本兵,他在日记里写下了南京城沦为地狱的场景:
昭和十二年冬的南京,冷是渗进骨头缝里的。风从长江水面上刮过来,带着湿漉漉的腥气,掠过光华门、中山门,最后撞在太平门那段厚重的城墙上,发出呜呜的低咽,像有无数的话堵在喉咙里。天是铅灰色的,压得很低,远处紫金山的轮廓也模模糊糊,一切颜色都被抽走了,只剩下土黄、赭石,和一种更暗的、接近淤血的深褐。我们中队奉命在这一带“清理”。清理什么?命令语焉不详,但每个人心里都清楚,是那些已经不会再抵抗,甚至已经不会再动弹的“东西”。
太平门前,果然。那景象猛地撞进眼里,胃里先是一阵抽搐。那不是战场上两军对垒后的狼藉,那是一种……堆叠。城墙根下,护城河早被填得看不出形状,取而代之的,是一条人工挖出的巨大壕沟,蜿蜒着,像大地上一道溃烂的、无法愈合的伤口。沟不规整,宽约两三间屋子的距离,深倒有一人高,黑黢黢的,望不到头,也量不出长度。里面填塞着的,就是那些“东西”——人的躯体。绝大多数是灰色的、蓝色的粗布衣服,杂乱无章地交缠着,手臂、腿脚以不可思议的角度折着,叠着,有些头脸朝着天空,眼睛空空洞洞,盛着昨夜的雨和今天的尘。
最骇人的是动静。在那一片绝对的、死亡的沉寂之上,竟有细微的、几乎无法察觉的起伏。不是风。是沟沿某处,一只沾满泥污的手,指尖几不可见地勾了一下;另一处,半边埋在下面的身躯,胸腔极其缓慢地、微弱地一鼓,一瘪。像潮水退后,沙滩上濒死的鱼。有一个年轻的,或许还称不上士兵,靠着沟壁半坐着,头上的伤口凝着黑紫的血痂,嘴唇是青白的,微微张着,每一次呼吸都带出一点点白气,在寒冷的空气里瞬间消散。他还“活”着,以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方式,存在于这片巨大的坟场边缘。
队长哑着嗓子下令,声音干涩得像砂纸磨过木头:“埋上。让路通。”我们这些剩下的人,早已疲惫得魂魄都散了架,手脚动作是木的,不听使唤。铁锹插进旁边冰冷的泥土里,再扬起来,撒下去。土块砸在那些衣服上,脸上,发出噗噗的闷响。我们不敢看那些还有动静的地方,只是机械地重复着挖、扬、撒的动作。黄土覆盖上去,先是脚,再是腿,然后是身躯。那半坐着的年轻人,最后被淹没的,是他那双望着虚无的眼睛。土盖上去时,他似乎又抽动了一下,很轻,像是叹息。
我们没有力气,也没有命令,去填平整条沟。只在中段,车辆需要碾过的地方,草草堆起一层稍厚的浮土。于是,这条巨大的“伤口”,大部分依然裸露着。埋下去的,成了路基;埋不尽的,便曝着。有些地方,土太薄,一只青黑色的脚,穿着破了的草鞋,突兀地伸在外面,指向阴沉的天;另一处,一片灰色的衣角,在风里时不时抖动一下,像招魂的幡。
我们的卡车,载着不知是什么的物资,开始一辆接一辆,沉重地、摇晃着从那新铺的土“路”上开过去。车轮碾过,浮土被压实,发出咯吱的呻吟,底下有什么东西被更沉重地嵌入地里。我站在一旁,看着车轮卷起的尘埃,混合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气味——新鲜泥土的腥、陈旧血污的锈,还有一种淡淡的、甜腻的腐坏前兆——扑在脸上。车过之后,那“路”上留下深深的车辙印,有些地方,暗红色的液体,缓缓地、无声地渗了出来,浸润了黄土,变成更深的、近乎黑色的泥泞。
恍惚间,我抬起头。太平门那高大巍峨的城门楼子,沉默地矗立着,门洞里是望不穿的幽暗。它见过太多的车马,太多的旌旗,太多的厮杀与朝贡。而今,它只是沉默地看着。看着这条匆忙掩埋的通道,看着这未曾掩埋的沟壑,看着我们这些浑浑噩噩的、穿着土黄色军服的人。城墙砖是暗青色的,冰冷坚硬,亘古不变。而城下这片新土,松软、潮湿,正在缓慢地吸收一切,掩藏一切,或许,也正在孕育着什么。
我转过身,跟上队伍。靴子踩在坚硬的车辙边缘和松软的新土之间,深一脚,浅一脚。背后,太平门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盖住了那段新路,也盖住了那条旧沟。风还在呜咽,但空气中,除了尘土和死亡,似乎又多了一丝铁锈味之外的东西。是根芽在冻土下挣扎的气息?还是这片过于肥沃的土地,本身就开始呼吸?我说不清。我只知道,那从土里伸出的脚,那在风中颤动的衣角,和城门楼上冰冷的目光,从此便烙在了眼底,和这南京冬日铅灰色的天光,混在一起,再也揉不开,洗不掉了。
日本兵下村宇一郎的这段回忆,深刻地再现了日军当年在南京的暴行。时隔多年,这段惨痛的历史读来依然令人感到痛心、依然令人感到心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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