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我哥因为癌症去世了，年仅五十八岁。在铁路上班，患病一年多，还好去年十月份办理了病退，得到了一笔年金。有人说他是报应，我妈跟我生活了十八年，十八年里他作为儿子一次也没来看过我们的妈。

消息是堂哥打来的，我正给我妈削苹果，手一抖，刀片在指尖划了道口子，血珠立马渗了出来。我妈耳背，没听清通话内容，只瞅着我脸色发白，嘟囔着：“咋了？谁出事了？”我没敢直说，含糊道：“哥……哥他病得重了点。”我妈愣了愣，手里的拐杖往地上顿了顿，没再问，眼神却飘向了阳台——那儿摆着个落满灰的铁盒子，是我哥年轻时在铁路上得的先进工作者奖章，当年他亲手送来，没坐十分钟就走了，这也是十八年里唯一一次“来看”她。

夜里我妈没合眼，坐在沙发上摸黑发呆，我开了盏小灯，看见她眼角挂着泪，却没哭出声。“他不是心狠，是倔。”我妈忽然开口，声音沙哑，“当年他要娶那个外地姑娘，我没同意，说铁路上的工作稳定，该找个本地的知根知底，他就跟我翻了脸，说我看不起人，这一走就是十八年。”我想起我哥每次给我打电话，只问我妈的身体，却从不肯提“见面”二字，语气硬邦邦的，像铁轨上的铆钉，又冷又沉。

第二天去收拾他的遗物，出租屋就在铁路旁，窗户一开就能听见火车鸣笛。屋里很简单，一张床，一个书桌，抽屉里整整齐齐码着铁路工作手册，还有一沓没拆封的降压药。房东叹着气说：“他病了之后总一个人坐着发呆，有时候盯着火车来的方向看半天，说想看看老家的方向。”我心里一酸，翻到一个存折，最后一笔存款是去年病退后存的，备注写着“妈”，可这钱，他到死也没送过来。

有人在背后嚼舌根，说他不孝顺遭了报应，我妈听见了，拄着拐杖慢慢走过去，说：“我的儿子，我知道他心里苦。”十八年的隔阂，像铁轨间的缝隙，看着近，却跨不过去。他在铁路上跑了一辈子，送过无数人回家，自己却没能迈过亲情那道坎。病退那笔年金，他临走前托人转来了，附了张纸条，只有三个字：“对不起”。

我把纸条递给我妈，她摸了摸上面的字迹，老泪纵横。其实哪有什么报应，不过是普通人的执念与遗憾。他用十八年赌一口气，却没来得及等到一句和解的话；我妈盼了十八年，最后等来的，却是阴阳两隔。火车还在铁轨上奔驰，载着无数人的团圆，可有些人，一旦错过了，就再也追不上了。我妈把那张纸条放进铁盒子，跟奖章放在一起，轻声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