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智能硬件应用爆发，各路风险投资机构群聚深圳抢夺关键项目，从硬件大厂到创新孵化，再到24小时运转的供应链工厂，盟约与算计交织，突破与跟风并行
文｜《财经》研究员 胡苗 记者 刘以秦
编辑｜刘以秦
2026年1月初，深圳南山科技园的inno100智能硬件集合店里，人头攒动。
货架上清一色是海外热销的“深圳爆款”：外骨骼机器人、3D打印机、AI玩具、无人机⋯⋯或是出自大疆、小米、华为等巨头前员工之手，或是由本地供应链几天内打样迭代而成，件件都是这轮“AI硬件”热潮的代表作。
深圳一家头部风投机构的投资人徐清站在一款名为“清闲”的智能办公椅前，反复试坐了三次。椅子能自动调节腰托、监测坐姿，甚至通过微震动提醒用户起身活动。他眼睛发亮，“这产品我们真想投”。
但很快，他的表情又黯淡下来，“高瓴刚投了它们”。这个项目徐清跟踪了几个月，美元基金一来，他就知道自己没有机会了，项目的估值几个月便翻了倍，“我们连尽调名单都没进”。
2025年的深圳智能硬件市场，宛如一个高速运转的造星工厂。
大量美元机构涌入，创业公司估值水涨船高；“大疆系”创业者群体崛起，各类细分场景的硬件层出不穷，以深圳为核心的中国智能硬件产业，正酝酿着一场席卷全球的品类重构。
这是“深圳速度”第一次如此具象地体现在创投领域，过去几年风险投资在深圳不算活跃，知名机构和投资人更多聚集在北京和上海。一位深圳的FA（财务顾问）提到，现在但凡有大疆背景的创业团队出来，从种子轮融到B轮往往只隔三四个月，价格翻倍是常态。
这一轮投资深圳的代表性机构是红杉中国，红杉决策最快速的项目，从接触项目到下TS（投资意向书）仅需两三天。有些美元机构甚至可以现场拍板决策，当天打款。一些市场化的人民币机构也在积极参与，他们必须用“美元风格”来做投资：更高的估值、更快的决策效率。
企业信息查询平台天眼查数据显示，2025年深圳共有77家具身智能及相关智能硬件企业完成106起投资，同比分别增长51.0%、79.7%，披露投资总额约100.49亿元，较2024年翻了近7倍，成为国内智能硬件投资最活跃的区域。
这场发生在本土的资本盛宴中，深创投、高新投等深圳“土著”机构却集体缺位——它们手握地利、背靠政府资源，却眼睁睁看着外来的投资人们包圆了“大疆系”等优质项目，自己只能沉默旁观。
在一家深圳本土国资机构工作的王嘉乐去看项目，创始人直接说，“你们流程太慢，等你们走完内部会，我下一轮都融完了。”对于这些深圳本土投资人们来说，现在市场上项目分两种，一种是被美元基金抢的，一种是被剩下的。他们基本只能看后者。
故事的另一面是，过去几年，美元机构在中国风险投资市场的“存在感”持续变弱。早在2021年，就有不少投资机构不再募资美元，转向人民币投资。创投数据服务商IT桔子数据显示，过去五年，美元机构的投资总额减少超84%，从2021年的5329亿元降至2025年的827亿元。与此同时，人民币机构的市场份额从约64%涨至约90%。
在这背后，是两类资本从基因到玩法的根本不同：美元机构喜欢高增长、有爆发潜质的C端赛道；本土机构则更重视高端制造、国产替代等投资主题。过去几年，美元机构的投资方向大幅缩窄，不少美元机构都设立了人民币基金，甚至和政府引导基金合作投资，深圳的消费硬件崛起，让美元机构们再次展现出活力。
两种投资力量交织，从深圳本地的硬件大厂，到南山孵化器的路演现场，再到24小时运转的供应链工厂，盟约与算计交织，合作与博弈并行。
硬件投资“闪电战”
在2025年末的一场饭局上，投资人李永明与一干同行推杯换盏。席间一位IDG资本的年轻投资人成为了焦点——他所负责的一个智能硬件项目已经过会，他即将完成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笔投资。
大家纷纷祝贺他，但一通电话结束了这次热闹，李永明看到这个年轻人的脸色瞬间煞白。
就在饭局进行的时间里，另一家头部美元基金的投资人带着团队直奔项目方公司，在IDG估值基础上直接加价20%，还当场签下排他协议。
创始人打电话来婉拒了IDG的投资。对于早期项目来说，真金白银的诚意和闪电般的决策效率，远比“过会未打款”的承诺更有吸引力。
在2025年下半年的深圳智能硬件市场，几大头部风投基金开启了贴身肉搏。
在12月时，李永明听说，一个从大疆离职的团队要做CNC（计算机数字控制），还只有项目策划书，便拿到了某家头部机构2亿元的估值认购。而在1月中旬，他得知，那个项目的估值已经被另一家机构提高到了1亿美元，硬生生把价格抬了一个档次。
一家人民币机构的投资人看中了一个消费硬件的项目，但创始人已经拿了一线美元机构的TS，他加价30%才拿到投资额度。他投资的另一家消费硬件的项目，有其他机构当场加价70%，最终说服创始人增加一轮融资。
估值不断被推高的原因，是消费级的智能硬件终于能讲“故事”了。
深圳的消费硬件一度在美元机构投资人眼中等同于“没有故事”。华强北的生态太过强大——一个创意、一张图纸，不出三天就能被拆解、模仿、量产。亚马逊上成千上万的“大卖”，不讲品牌，只拼供应链效率和流量运营，靠白牌产品赚取全球市场的微薄但确定的利润。
这是一门“生意”，能赚钱，但对人民币基金而言，没有技术的门槛和壁垒，也不属于国家重点扶持的领域；对美元基金而言，讲不通抢占流量和未来的故事，只能算成本、毛利和出货量，很难有想象力。
但2024年后，深圳的智能硬件不同了。新一代硬件不再是简单的功能集成，而是“AI+”的智能体。以软件定义硬件的模式，构筑了华强北难以复制的护城河。再加上立足于“出海”，这些品牌在海外市场获得了不错的利润。
创业者也不再是草根老板，而是来自大疆、华为、小米的顶尖工程师和产品经理。他们不仅懂技术，更具备全球化视野、品牌塑造能力和用户洞察能力。他们要做的是DTC（直面消费者）的品牌，而非贴牌的货物。
从行业来看，智能影像企业影石科技上市后市值达到了千亿元，3D打印企业拓竹成立六年，估值已超过100亿美元。成功的标的出现，给足了想象空间，美元基金们不再犹豫。
“一个AI硬件公司，可以讲用户增长的故事、数据飞轮的故事、订阅服务的故事，甚至生态协同的故事。”红杉中国合伙人张涵说。在2025年的深圳，红杉成为了出手最积极的机构之一。
张涵没有否认市场上存在的竞争，作为红杉种子基金的负责人，他在这轮的布局围绕着“提前锁人、快速交割”。为了迅速抢占优质项目，他们提高了项目的决策速度——最快速的项目从接触到下TS仅需两三天。
为避免因流程耽误项目推进，红杉还会用“过桥贷款”模式，先给企业打一笔款，让急需资金的早期团队启动产品的研发。后续再完成正式投资款交割。
《财经》走访了多家深圳智能硬件创业者，他们大多在最近两个月中完成了一轮融资交割，而新的融资已经在路上，2026年上半年就计划完成新的两轮融资。
这样的速度让杜明华倍感压力。她所在的投资机构，是深圳本土一家颇有实力的人民币基金，管理的资金总额并不小，既有国资LP（有限合伙人），也有知名企业LP。
她于2024年末开始关注消费级智能硬件，即便就在本土，却没能“近水楼台”。
杜明华告诉《财经》，红杉、高瓴的决策速度快到一两个星期（实际上三天就行），而她们最快也要一个月。
一个月已经是深圳本土基金中，决策速度最快的了。王嘉乐所在的机构，投资决策时间需要四个至六个月，这个速度在人民币机构里更常见。
在2025年11月，大疆投资了一家3D打印企业“智能派”，这引发了大疆前员工、拓竹创始人陶冶发“朋友圈小作文”，称此次投资更像是老东家对拓竹发起的“火力打击”，而非纯粹的“价值投资”。智能派一下子“走红”，后续两轮融资也提上了日程。
王嘉乐不禁可惜，早在半年前，这个项目就在他们内部过会，那会儿估值还不高，但他们一直没有推进。
3D打印公司智能派打印的手办 摄影/刘以秦
投资决策变快也和消费硬件的行业特点有关，消费硬件产品量产上市后，如果有不错的销量，公司就有相对稳定的现金流，对融资的需求度就会下降。拓竹科技成立了五年，只在早期拿了两轮融资。不少投资人担心，错过早期的“窗口期”，就很难再投进去，因此他们必须抢在早期轮次投进去。
更快的决策速度和更早的轮次，让投资机构之间的竞争“前置”了，而越往前，信息差越明显，深圳智能硬件的投融资变成了“圈层”游戏。
“小圈子”里的游戏？
这一波深圳投资热潮中，投资机构们已经分出等级。第一梯队的是红杉中国和高瓴，1.5梯队的是顺为资本，IDG资本、经纬创投、五源资本、美团（美团战投、美团龙珠）等知名投资机构只能再往后排。
深圳本土的风投机构，在这场热潮中似乎集体失声。杜明华玩笑道：“我们相比他们（美元基金）的唯一优势，就是不用坐飞机。”
但许多美元基金的投资人，已经搬来了深圳。在2025年，张涵就飞了几十趟深圳。另一家美元机构的投资人在2025年11月搬到深圳，住在大疆附近，过去两个月，他投了七家智能硬件创业公司。
早期投资风险最大，因为无法验证产品是否能“卖爆”，在这场智能硬件的抢夺中，人才就成为了最关键的因素。
一线大机构会紧盯大厂的关键岗位人员，尤其是大疆。他们认为，这些人才大多独立带过完整产品线，在供应链管理、产品定义等方面有过实战验证，创业成功率更高。例如拓竹的陶冶、正浩的王雷，均出自大疆。
投资人们也会通过已投企业的高管引荐、行业朋友搭桥等方式，筛选出有创业潜力的创业者，在他们尚未离职时就建立联系。当这些人才因企业架构调整、外部机会诱惑产生创业意愿时，投资人能第一时间对接，在水下完成种子轮的投资。
前述人民币机构投资人提到，他们也会用这种“盯人”的方式去找项目，但很难竞争过红杉和高瓴，尤其是在第一轮融资。就像投资机构需要快速决策、打钱，创业者在第一轮融资时也需要快速决策，让公司能尽快跑起来，在对蜂拥而来的投资人不熟悉的情况下，选择“知名大品牌”最稳妥，且多数创业者在第一轮融资时不会选择引入太多投资方。“我们只能通过和创业者长期的沟通，让他们在后续轮次里选择我们。”
他的观察是，2025年深圳的消费硬件领域，多数情况是红杉和高瓴在第一轮融资里抢“领投”，“顺为也很激进，但有一些创业者会担心顺为背靠小米，未来会有业务竞争”，红杉高瓴会互相加价一轮到两轮，不会再多了，“因为几乎没人能跟它们抢”。
大机构们有自己的人脉网，FA（财务顾问）机构也有自己的门路。
山与资本早在2023年初，便开始主动渗透大厂圈层，以“交朋友”的姿态，与大疆等企业内部的大产品经理、业务线负责人建立联系。当批量大疆系、影石系、云鲸系创业者在2025年中集中涌现时，山与已经提前锁定了一批核心项目。
山与的业务经理周淮告诉《财经》，这类项目他们几乎只定向发给红杉、高瓴、IDG、五源等二三十家头部美元基金。“（这些）硬件早期项目估值就不低，还特别依赖全球化资源。”
而这些基金“对于落地数据完全没有要求，更多还是从人和事的角度上去做判断”，不会像本土人民币基金那样看重短期业绩；决策速度也更快，“有的项目两周就基本搞定了所有机构，之后就不再见人了”。
对于创业者而言，这种定向推送也是一种保护。“这些创业者原来在企业里都是大咖，撒网这种方式不太合适”，周淮解释道，“撒网式推送”会导致重复沟通却难以达成合作，“说白了会把很多人都得罪了”。
而将项目集中推给核心圈层，能让创业者在与10家-20家机构沟通后快速拿到结果，避免长期“待价而沽”。
杜明华和那几家活跃的FA都有长期的联系，交情也不错，但她拿不到“大疆系”项目的推荐。在她看来，投资“大疆系”创业者，几乎变成了一个“小圈子”里的游戏。她早就看清了现实：“红杉跟高瓴都在盯大疆高P的人，我放弃那条路了，竞争不过。”
张涵并不这么认为，他把投资分阶段来看。他们更倾向于在公司还没组建，甚至只有核心创始人时就切入。“第一轮下手比较狠的，主要是我们、高瓴、顺为这些机构。”这个阶段的项目信息相对封闭，“我们都摁得死死的，不敢出去讲”。
但到了第二轮，格局就不同了。“从公司发展角度，它需要更广泛的投资人来参与。”张涵解释，第一笔钱往往只够搞定产品，要扩大市场、补充现金流，必须启动多轮融资。更关键的是，创始人也不想让单一机构话语权太强。
这时候，原本封闭的信息会逐渐拉平，“第二轮往后就变成市场上公开的了，信息慢慢就对称了”。在这一轮中，美团、五源、IDG、经纬，甚至是小红书战投，表现得十分活跃。
随着轮次推进，估值的上涨也顺理成章。多位投资人提到，有些项目连产品都还没有，估值就已经大几千万美元了。
张涵表示，这不是小圈子玩法，“每往后走一轮都会扩大一大圈”，早期没抢到的优质项目，在后续轮次中仍有参与机会，只是此时的估值已远非种子轮可比。
这种一步步开放、估值逐步抬升的模式，也成为当前深圳硬件赛道融资的典型特征。
缺位的深圳本土机构
但无论是哪一轮，都很难见到深圳本土投资机构的身影。
“你得承认，投资是有‘鄙视链’的。”一位美元基金的投资人告诉《财经》。
“真让人生气，”杜明华说，“但他说的是实话。”
首先是估值差异。美元基金的终极目标是通过IPO（首次公开募股）或并购退出，敢于押注高风险、高增长的故事。他们信奉“投赛道、投人”，可以为一个只有PPT和宏大愿景的团队开出天价支票，因为他们赌的是未来的天花板，而非当下的利润。
而深圳的本土机构，大多是人民币基金，他们的逻辑是“先算账”：上来就问你今年3000万元净利润，未来三年能否翻倍？谈判风格也极为务实。
李永明曾在深圳一家本土大机构工作，他的前老板和创业者谈判时，还没聊到具体业务，一上来就将对方7亿元的估值直接砍到3.5亿元，双方几百万、一千万地往上加，如菜市场买白菜一般。
在面对需要长期培育和想象力的新兴赛道时，本土机构的反应往往显得迟疑和保守。杜明华举例，去年年终一个热门消费级3D打印项目，美元基金给到18亿元左右的估值，而她能承受的上限不过10亿元。“价差太大了，我们玩不起。”她说。
这已经让王嘉乐十分羡慕，“要是我推一个估值10亿元还没有营收的项目，我能被投委会骂死”。
其次是决策慢。王嘉乐所在的机构详细地划了19个行业小组，每个投资经理都有明确的“行业标签”，比如投材料的，就不能推装备类的；投生物科技的，就不能推先进制造的。公司有60多位投委会委员，按行业细分专业，找到对口的评审、协调开会时间，往往就要耗费一两个月。
到了最终的决策环节，“正常一个月最多上20多个项目，到了四季度冲业绩，12月一个月能上四五十个项目，领导们一天开五六个会，累得够呛”。王嘉乐说，项目排队上会是常态，遇上热门赛道的项目扎堆，等排到自己时，市场早已变天。
王嘉乐坦言，不是没看到风口，而是他们无法快速行动。那些智能硬件项目，美元基金已经完成投资，而他们的案子还在预审会阶段，“等我们上投委会，项目估值已经从6000万元涨到3亿元，再想投已经不划算，只能放弃”。
而且一些企业并不愿意在前几轮融资中拿本土基金的钱。一方面是因为人民币基金大多有严格的回购条款，另一方面则是他们有招商的诉求。
多位投资人、创业者证实，在当前的硬件市场上，深圳本土的南山战略新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南山战新投）十分活跃。据受访者透露，南山战新投可以跟投每一个拿到融资的项目500万-1000万元，且不要求回购，但他们的一项要求是，企业必须落地深圳南山区，三年内不能搬走。
王嘉乐所在的机构则每年都要对一批企业执行回购条款，走法律清算，在行业中饱受争议。他很无奈，签回购在他们这里是硬性规定。
李永明长期和深圳本地的人民币机构打交道，“深圳人民币机构的LP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政府⋯⋯至少要保证不赔本。”这决定了他们的首要任务不是博取高倍数回报，而是保全国有资产。
“国有资产流失”是一条高压线，碰不得。也是因为这些国资机构身上背负责任，他们在投资决策上的表现相对更保守。
以某家深圳本土的头部国资机构为例，内部有“奖四罚二”的规定：如果项目投资成功，负责该项目的团队能够拿到投资回报的4%作为奖金，但失败了，就要罚款投资金额的2%。
多年前，他们曾重仓某家科技企业。项目失败后，相关团队被处以近2000万元的罚单，主要负责人一人就得承担500万元。这笔罚款从年终奖中扣除，每年年终奖一到账，立马清零。
在“罚二”之外，他们还要“强制跟投”。每位投资经理在项目交割前，都必须拿出真金白银，跟随基金一同投资。这笔钱的意义远超财务层面。它是一种忠诚度测试，更是一种风险共担的仪式。
当美元基金可以轻松地为一个只有算法模型的AI团队开出支票时，深创投的投资经理们还在为找不到可靠的回购方而发愁。他们不是缺乏眼光，而是在制度设计上，就被预设为“保守派”。
“这是一种悖论，”李永明评价道，“你不能让它既像政府一样安全，又像市场一样激进。”
中国硬科技投资的两种力量
深圳本土投资人们理性地判断，自己将错过这轮“大疆系”的硬件创业浪潮。便如他们20年前错过了腾讯一样。原因、结果他们都总结了无数次，但依旧会踏入相似的轮回。
手握重金，坐拥地利，却为何总是挤不进属于自己的盛宴？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回溯那个中国资本市场尚在襁褓中的年代，去探寻深圳本土资本那深植于血脉的“基因”。
深圳本土资本的故事始于1994年。这一年，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深高新投）成立。它的使命并非今天人们熟知的风险投资，而是为那些缺乏抵押物、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担保。
其诞生之初，就决定了属性——它不是市场的冒险家，而是政府意志的执行者，是金融体系的稳定器。它的任务是降低风险，而非拥抱风险。“相当于我们要为企业承担90%的风险。”一位深高新投投资人表示。
五年后，1999年，为了响应国家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号召，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深创投）应运而生。它是中国最早一批由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创业投资机构。
然而，即便名为“创新”，其骨子里依然流淌着浓厚的“硬科技”血液。它的早期成功案例，多是同洲电子这类机顶盒制造商，而非腾讯这样的互联网公司。
即便已经过去了20多年，深创投内部还是会常常提及“我们错过了腾讯”。现在则会提及错过了大疆和拓竹。
深圳拓竹科技的线下门店 摄影/黄思韵
这并非偶然。国资的投资惯性，是看企业的净利润和市盈率，以及是否符合政策支持的领域。对于一个长期亏损、靠用户增长讲故事的互联网公司，深圳本土机构的决策机制和LP很难理解。
这种以实体、制造、可量化回报为核心的“制造业信仰”，构成了深圳本土资本的第一重基因。它务实、稳健，但面对需要想象力的新兴领域时，便慢了一步。
事实上，无论是深创投、高新投，还是后续逐渐成长起来的达晨、正轩、同创伟业等机构，即便并非完全的国资背景，也受这一重的基因影响。
面对美元基金在AI硬件赛道上的快速卡位，深圳本土的投资机构并未陷入恐慌。他们清楚自己的角色和限制，也有各自的生存之道。
王嘉乐和同事们使出了浑身解数。有一次，他们跟一家企业聊，得知企业已经跟另一家机构处于投资敲定阶段。只见他的同事摊手、拧眉、叹气，一气呵成。“你怎么敢拿他们的投资呢！”同事拿出手机，翻出某个企业信息软件，“你看看，他们的诉讼案件这么多”。
王嘉乐顿时心虚，要是这个老板搜索他们机构的名字，会发现诉讼案件更多。
有时他们还会扯面“大旗”来站台，“我们跟市、区的工信局、科创局关系特别好。”当一个项目犹豫不决时，他们会直接“拉到某些领导，带着处长、副局长就直接到企业里面调研”。他们会暗示老板，可以帮忙解决“消防、环保等卡脖子的问题”。
“真的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吗？”
王嘉乐笑了，“当然不能，企业合法合规的程序必须得自己走。”
王嘉乐会用调侃的方式吐槽自己的日常工作，而这种调侃的背后，也是一种放松的情绪。“我们比较讨厌追涨。”汇报项目时，领导会问为什么要投，如果他的答案是市场很热，估值在涨，领导并不会心动，反而会厌恶。
陆明华也没有那么急。在争夺大疆系顶尖人才的战场上，“我们肯定抢不过IDG、红杉”。于是她转换思路，不去追逐最热门的“尖子生”，而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去找项目。“我们找小米背景的，或是在交叉领域里有独特想法的团队。”她认为，只要判断准确，同样能投出好项目。
如果在一个领域深耕，也能从从容容。
徐清自己就做过3D打印项目的创业，做回投资人后，他又投了不少项目。凭借早年的创业经验，能与创始人进行深度对话。这让他能在早期就识别出真正有价值的团队，并以更合理的条件进入。“有些创始人愿意为我们单独开一轮。”他说。
美元基金与本土人民币基金，在深圳扮演着截然不同但又互补的角色。
正如张涵所观察，美元基金凭借其灵活性和高风险偏好，能“非常积极”地押注高潜力项目，迅速点燃一个行业的热度。
而本土的人民币基金，则因其国资背景和稳健风格，成为市场的“稳定器”。
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是，一家明星智能硬件企业在2025年完成了一笔来自深圳某国资的数亿元的投资。行业人士告诉《财经》，这家企业因为市场竞争等多种因素陷入困境，于是写了一封信向深圳的有关部门“求助”，随后就有了后续这笔融资。
深圳本土人民币基金或许会错过最耀眼的明星，却为深圳这个创新生态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托底力量——确保即使在泡沫破裂后，仍有坚实的硬科技企业能够存活并继续生长。
“我们比较讨厌追涨。”这句话的背后，不是保守，而是一种对城市长期发展的责任。当喧嚣散去，真正决定一座城市产业根基的，往往不是那些转瞬即逝的明星，而是那些在托底力量支持下，默默生长、穿越周期的“慢公司”。
在深圳南山的灯火下，美元基金也好，本土机构也罢，两种力量共同编织着中国硬科技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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