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北平城里所有人的脑袋上都悬着一把刀。
城外，林彪和罗荣桓的百万大军把这座古都围得跟铁桶似的，就等一声令下；城里，傅作义手底下那几十万兄弟，前途未卜，人心惶惶。
所有人都盯着傅作义，看他这最后一步棋怎么走。
南京那边来的电报一天比一天少，答应的援兵连个影子都没有。
傅作义心里跟明镜似的，指望“党国”是没戏了。
他是个军人，军人最懂什么叫现实。
现实就是，要么鱼死网破，把这五百年古都和几百万老百姓的身家性命押上去赌一把；要么，换个活法。
最后，他选了后一条路。
1月21号，他在和平协议上签了字。
签完字，意味着他前半辈子在刀尖上打滚的日子，到头了。
但在交接武器装备、清点库房的时候，这位心思比针尖还细的将军，还是给自己留了一手。
他不动声色地跟心腹交代：“有几个小仓库，东西不多，先不用报上去。”
这一手，留下的不光是几百条步枪、几十挺机枪、几门迫击炮，还有两部能跟外界联系的短波电台。
这玩意儿，是一个在乱世里摸爬滚打出来的旧军人下意识的自保。
新世界什么样，谁也说不准，手里没点家伙，心里不踏实。
这批军火，就这么成了傅作义心底最后一个秘密，一个藏在新旧时代夹缝里的后手。
北平解放后，傅作义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谁都没想到，毛泽东会让他去当水利部部长。
一个刚刚放下枪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摇身一变成了新中国的部长，还是管“水”这么重要的部门，这在当时，很多人都看不懂。
傅作义自己也犯嘀咕。
他一辈子研究的是怎么排兵布阵，怎么守城打仗，跟水利、河道、大坝这些东西八竿子打不着。
可军人就是军人，干一行就得钻一行。
过去，他是在军事地图上画红蓝箭头，标明火力点和进攻路线；现在，他换了张图纸，拿着铅笔在水文图上圈圈点点，研究哪儿是泛滥区，哪儿得修堤坝。
他脱下那身笔挺的将军呢，换上了跟老百姓一样的布衣，一头扎进了黄河、永定河这些水患重灾区。
他不再需要电台去听什么战报，而是用自己的两条腿去丈量土地，用眼睛去看水情，跟河边的老农一聊就是半天。
几个月下来，人晒得黢黑，带回北京的也不再是什么作战方案，而是一卷卷画得密密麻麻的河道勘测图。
他这么拼，一方面是军人天性里的责任感，干了就得干好；另一方面，也是想为这座被他保全下来的城市，为这里的人民，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他正在从一个指挥战争的人，变成一个与自然搏斗的建设者。
但每到夜深人静，他总会想起那批藏在暗处的军火，那就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提醒着他，过去还没完全了断。
1950年，朝鲜半岛那边打起来了，整个世界都紧张了起来。
刚满周岁的新中国，面临着一场巨大的考验。
彭德怀带着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时候，国内不少人，包括一些起义过来的将领，心里都没底，觉得这场仗悬。
这时候，傅作义那部藏了两年的短波电台，又被悄悄打开了。
在北京的深夜里，他拧着旋钮，听着“滋啦”作响的电波，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军事世界。
他不再是水利部长，而是一个纯粹的军事分析家。
他摊开地图，自己在那推演，算兵力，算后勤，算战术。
说实话，一开始他也不信。
志愿军穿得单薄，武器装备跟美国人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就凭着一股劲儿跟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硬碰硬，能行吗？
长津湖零下四十度的严寒，美军铺天盖地的飞机，这些消息都让他揪心。
可战场上传回来的消息，一次又一次地颠覆了他的认知。
志愿军愣是在冰天雪地里把美军的王牌部队给包了饺子；在三八线来回拉锯，打得美军叫苦不迭。
当他从电波里听到志愿军第三次战役胜利，把战线又推回到三七线以南的时候，这位老将军坐在收音机前，半天没说话。
他心里的那杆秤，彻底倒了过来。
鸭绿江边的炮声，不仅是打给美国人听的，也把傅作义心里最后那点“万一”的念想给打碎了。
他 понял，这个新政权，这个新的国家，拥有的力量，根本不是他藏起来的那几箱子枪炮能比的。
他当初留下的那张“底牌”，现在不光没用，还成了个烫手的山芋，一个让他脸上发烧的包袱。
来来回回想了好几个星期，到了1951年2月，傅作义下定了决心。
他一个人去了中南海勤政殿，连秘书都没带，直接求见毛泽东。
这架势，是准备豁出去了，把心里最大的秘密抖落出来。
屋里很暖和，傅作义的额头上却见了汗。
他几乎是压着嗓子，把私藏武器和电台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说完，他低着头，等着发落。
这事儿往小了说是思想落后，心存侥幸；往大了说，那就是私藏军火，意图不轨，搁在哪个朝代都是要掉脑袋的大罪。
屋子里安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
毛泽东一直安静地听着，没打断他。
等傅作义说完，他才缓缓地把手里的烟放下，推了推眼镜，语气平淡得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留着吧。
枪嘛，还可以打打猎。
电台嘛，天气不好的时候，还可以听听新闻。”
一句话，把傅作义给说懵了。
他想过无数种可能，被严厉批评，被审查，甚至更糟的，但万万没想到是这么一句轻飘飘的话。
这哪是处理一个潜在的“叛逆”，分明是在开解一个心里有疙瘩的老朋友。
紧接着，毛泽东叫来秘书，交代说，让傅部长把武器清单、电台频率和密码什么的，写个单子交上来，存档就行了。
整个过程，就跟处理一件普通的行政杂事一样。
毛泽东凭什么敢这么做？
因为那时候的中国，已经有了这个底气。
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把世界头号强国顶在了三八线；国内，老百姓分了田地，生产热火朝天。
一个新生政权最强大的自信，不是来自于缴获了多少武器，而是来自于赢得了多少人心。
对于毛泽东来说，一个真心实意投身国家建设的傅作义，比一百个军火库都宝贵。
他那句“留着吧”，卸下的不是几百条枪，而是傅作义心里最后一道防线。
心里的石头一落地，傅作义像换了个人。
他把全部心思都扑在了治水上。
从海河流域的综合治理，到后来惊动全国的密云水库工程，他都亲力亲为。
他用一个军人的严谨和执行力，在中国的水利地图上，画下了一道道坚固的防线。
1954年，讨论一个河道方案时，有苏联专家觉得他的方案太保守，花钱太多。
傅作义没跟他们争，直接在地图上点了两个山口，沉声说：“我以前带兵，就吃过大水冲了后勤线的亏。
今天多花点钱，是为了以后子孙后代不吃我当年吃过的亏。”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这个“军事思维”的坚持，在1956年的一次特大洪水中，保住了一方平安。
那批被藏起来的枪支和电台，在档案库里再也无人问津，静静地生了锈。
而他主持修建的密云水库，至今依然是北京城最重要的水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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