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北京的冬天冷得能把骨头都冻脆了。
大半夜的，中南海里那部红色电话机突然发疯似的响起来，那声音在寂静的凌晨里，听着就让人心里发毛。
电话是军委作战值班室打来的，说莫斯科发来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那内容，搁哪个国家，都得立马从床上跳起来。
电报上说，苏联人去年十月上天的那颗“斯普特尼克1号”卫星，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在天上转悠了92天，现在撑不住了，正一头往地球上栽。
要命的是，根据苏联人自己电脑的计算，这玩意儿掉下来的路线，不偏不倚，正好要从咱们中国东北划过去。
那个只有八十多公斤重的金属疙瘩，前几个月还是苏联人跟全世界炫耀的宝贝，现在成了一个从天而降的大麻烦。
莫斯科那边请求中国赶紧帮忙，在东北那片大雪地里找这颗卫星的尸体。
还挺客气，说要是找到了，里头的实验数据可以跟我们分享一点。
这消息一下子就让整个中国的国防系统炸了锅。
这哪是帮忙找东西，这分明是一盘国际大棋里突然冒出来的一步险棋。
这玩意儿要是真掉在中国，怎么处理？
要是让别有用心的人，比如美国人，先给摸走了，那国际上得闹出多大动静？
一时间，东北边防部队的灯全亮了，几万大兵荷枪实弹，眼睛全都死死盯着黑漆漆的天空，就等着那个“天外来客”大驾光临。
就在这节骨眼上，所有人都手忙脚乱的时候，一个人的名字被送到了最高层的桌子上——钱学森。
凌晨两点，北京西郊机场，一架伊尔-14运输机的螺旋桨把地上的雪搅得漫天飞，发出嗡嗡的闷响。
钱学森裹着一件厚呢子大衣，二话不说就往飞机上走，只跟机组的人扔下一句话：“直接飞旅大，能开多快就开多快。”
飞机里头，陪着他的林有声大校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把苏联人给的那八页轨道数据摊开，那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看着挺专业，可仔细一看，到处是断点和空白，跟一张被虫子啃过的废纸差不多。
“老大哥就给这么点破玩意儿，这上哪儿找去？”
他一个劲儿地抱怨。
钱学森压根就没搭理他。
他管警卫员要了块小木板垫在腿上，铺开稿纸，就着机舱里一闪一闪的灯光，开始又心算又笔算。
铅笔在他手里飞快地划拉着，空气动力学、天体力学、热力学…
他脑子里就像有一台超级计算机，无数的公式在疯狂运转。
他要解决的，可不只是找个球那么简单。
苏联人的计算机那么牛，怎么会算出个要砸到中国的轨道？
是真的算错了，还是故意给我们挖了个坑？
那时候美苏正搞太空竞赛，斗得你死我活，中国夹在中间，走错一步都可能掉进深渊。
也就半个钟头的功夫，就在飞机跟外头暴风雪搏斗的时候，钱学森算出了两个吓人的结论。
第一，那颗卫星在大气层里头烧不干净，不可能像苏联人说的那样很快掉下来，它会滑行得非常远。
第二，苏联人估算的坠落时间太晚了，要是咱们还在东北傻等着，那东西早飞过国境线，没准都到美国人头顶上去了。
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念头冒了出来：苏联人很可能算错了，而整个中国东北的部队，正在为一个错误的坐标瞎忙活。
飞机顶着风雪降落在旅大机场。
东北军区副司令员曾绍山少将已经在机场冻得直跺脚，他带来的消息更让人头大。
就在头天晚上10点37分，黑龙江一个边防哨所的哨兵，叫王利明的小伙子，看见一个大火球从天上划了过去。
那火球是暗红色的，比电焊的光还亮，亮了大概四秒钟，屁股后头还拖着一道蓝色的光，然后就没影了。
就这么一份手画的、歪歪扭扭的报告，是当时全中国关于这颗卫星唯一的目击记录。
那时候的中国，没有雷达，没有专业望远镜，啥都没有，这四秒钟的火光，就是全部的线索。
“马上去现场！”
钱学森的口气不容商量。
吉普车在冻得跟石头一样硬的土路上颠得快散架了。
到了那个偏僻的哨所，钱学森见到了那个叫王利明的年轻士兵，小伙子脸冻得跟紫茄子似的。
钱学森没问他害不害怕，或者感觉怎么样，他像个审案子的老警察，开始了一连串精准到吓人的提问：
“火球出现的时候，你看它在天上有多高？
大概是个什么角度？”
“它的亮度是一直不变，还是越来越暗，或者一下子就灭了？”
“你听见声音没有？
比如像闷雷一样的响声？”
“它屁股后头的蓝光，跟火球本身颜色一样吗？
那道蓝光有多长？”
王利明使劲回忆着，钱学森就在本子上飞快地记着。
等所有问题都问完了，他合上本子，干了一件让在场所有人都看傻了的事——他把手套脱了，摊开左手手心，直接用钢笔在自己的肉上列起了复杂的微分方程。
那地方零下三十多度，风刮得像刀子一样，周围的人都冻得脑子不转了。
钱学森的左手，就在这种环境下，成了一台用血肉驱动的、独一无二的“人脑计算机”。
林有声看着风雪里钱学森的背影，急得直喊：“钱先生，到底在哪儿啊？”
钱学森头都没抬，就回了句：“给我两个小时。”
他跟部队借了台最破的经纬仪，对着哨所周围的小山包、树林子来回地测角度，再用地图上的尺子换算成实际距离。
他一会儿快走，一会儿停下，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一堆谁也听不懂的数字和符号。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周围人帽子上都结了一层白霜，可钱学森手心里的墨水还在不停地增加、变化。
一个半小时后，他终于停了下来，在地图上用铅笔狠狠地画了一条线。
“根据那个哨兵看到的持续时间、角度速度的变化，再加上高空空气阻力的修正，”他指着地图上的那条线，跟一群快冻成冰棍的人宣布，“这颗卫星进入大气层以后，还会继续滑行大概2200公里。
它最后掉下去的地方，在北纬63度，阿拉斯加山脉的无人区。
绝对不可能掉在咱们国家。”
曾绍山当场就懵了，这结论跟苏联专家的说法差得也太远了。
“差…
差这么多？”
他不敢信，“苏联同志说，再怎么偏，也偏不出亚洲啊。”
钱学森把地图合上，语气里带着一种科学家的绝对自信：“他们的计算模型里，少了一个最关键的东西——现场的光学观测数据。
没有这个，再牛的计算机算出来的也都是瞎猜。”
当天晚上十点，北京总参作战大厅的电台突然响了。
一封从美联社发来的电报被紧急翻译出来：美国北美防空司令部宣布，他们部署在阿拉斯加的远程预警雷达，发现一个大的金属物体在高空解体，好几块碎片已经确认掉在了阿拉斯加内陆。
地点、时间，跟钱学森算的一分一秒都不差。
电话打到东北前线指挥部，林有声激动得对着话筒大吼：“算准了！
钱先生算准了！”
电话那头，是北京作战大厅里压抑不住的欢呼声。
这次事件，让钱学森心里敲响了警钟。
回到北京，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写了一份长达八千字的报告。
这报告没说别的，就两个意思：第一，这次卫星掉下来的事，说明咱们国家在这方面就是个睁眼瞎，天上有东西飞过来都不知道，以后不能总指望别人给咱们报信，得有自己的监控网。
第二，光能看见天上的东西不行，咱们自己也得能把东西送上去。
中国必须马上搞自己的人造卫星。
这份报告很快就被送到了中南海。
毛泽东主席在上面画了好几道红杠杠，批了几个字：“此事重大，要抓紧研究。”
就因为这件事，代号“581任务”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工程正式上马。
当时中国最牛的计算机，一秒钟也就只能算几十次，跟钱学森在美国用过的机器比，简直就是算盘对手机。
没办法，钱学森带着一帮年轻的工程师，用最笨的办法——手算。
他在黑板上写下几个符号，告诉那帮年轻人，搞懂这几个字母，就拿到了上天的钥匙。
他们就用计算尺和算盘，硬是把卫星轨道那些天书一样的问题一个个给啃下来了。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天，那首熟悉的曲子响彻全球。
从1958年那个哨兵看到一道火光，到中国自己的声音响彻太空，过去了十二年。
站在指挥大厅的角落里，钱学森看着屏幕上那个代表着中国卫星的光点，只说了一句：“这一次，火光是我们自己的。”
多年以后，他那只在风雪里写满公式的手的照片，被放进了博物馆。
那不只是一只手，那是一个国家奔向星辰大海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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