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计划去看大银幕的《现代启示录》——我以为这才是柯波拉最具天份的电影，《教父》则居其后。
为了做点准备,我翻出台版的《柯波拉传》重读。这书很早就读过，但再读时发现许多细节都忘了，更令我意外的，是这一次重读好像又能读出更多的感慨了。
柯波拉虽一生都在拍电影，晚年时还休闲式地整了一个生产葡萄酒的酒庄供自己玩，还挣了不少钱用于他独立电影的投资。他始终没有太向好莱坞制片制度屈服，总能守住艺术底线。这不容易，当然除了才华，也靠了点运气，比如奠定他江湖地位《教父》，作为导演的他，因为现场拍摄成本骤升，以及执拗地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以致拖延了拍摄周期，让制片方派拉蒙恼怒，于是计划换导演。若非大明星马龙-白兰度坚决反对，力挺柯波拉，还不惜以挂冠而去相胁，估计今日之世界影坛就少了以柯波拉名字书写的电影传奇。

终于、终于——安哲的电影诗学被影迷们所高度关注。安哲的许多诗学电影之画面均极富韵味，造型讲究，但是他却始终在寻找一种透过诗意画面所浮现出的言外之意。
能看得出来安哲找的很辛苦，亦艰难，几番欲语，几番还休，宛若沿着影像之海游荡的《流浪艺人》，《雾中风景》，等等。
有一天，他终于在《永远与一日》与《尤里西斯的凝视》中准确地找到了独属于他个人的诗学表达语言，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也一并找到了他孜孜以求多年的精神境界——在那里，蛰伏与隐匿着久已消逸在岁月烟尘中的古希腊的魂灵。

见有一文章对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所体现出的所谓＂干部子弟＂精神之剖析与总结乃是相对准确的：优越感、玩世不恭、自以为高等人的流氓习性等，但其对于＂干部子弟/军干子弟＂以这种笼而统之的方式＂盖棺定论＂又是有失偏颇的，那时的＂子弟＂并非尽然如是。
以上之述先按不表，毕竟王朔、姜文为代表的＂子弟＂们有相当的普遍性，但彼时尤为令我不解的是，为什么当年姜文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出来后竟是一片欢呼与赞美？像我这类质疑者几乎鲜见，我与姜文专门聊过一次。
所以我只能写下属于我的《六六年》，藉以回答我对那个凄风苦雨之岁月的回答——我们在那个岁月中成长，但绝非＂阳光灿烂＂。

每隔几年重读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都会有不同的惊喜与体会，这就是岁月的馈赠。

崔健创意的＂厨房音乐会＂停歇了几周，又要再度在2月5日晚的北京三里屯海上弦西餐厅鸣锣开张第二季了。上一季我去过两次，感受体验则特棒，在坐的彼此互不相识，又仿若殊途同归——似乎来者的心中都在默默守护着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浪漫信仰，而这份信仰，曾被以崔健之名的音乐所感召，为此，亦在崔健之名的感召下形成了一个精神共同体。也正是这种＂共同体意识＂让我在亲历＂厨房音乐会＂的过程中在体验到了精神上的＂青春燃烧＂———一种我们必须为之守护的至高理想。
前几天，一群80年代政法大学的毕业生宴请他们共同尊敬的曾经的师兄师长许兄，正好我与许兄在长城脚下与友人一起共聚了一天一晚，谈天说地，第二天一早，许兄执意让我也随他去昌平赴宴。
在餐厅，这伙当年的政法大学的学子们挟着一股高昂的愉快的热情纷纷涌了进来，其中一人，戴着一顶与崔健一模一样嵌有红五星的白帽子，我见状笑说他的帽子竟与崔健的同款，他回道，他买这款帽子就是冲着崔健去的，还买了好几顶。
我认为，接着他大声说，崔健不仅是一个音乐家，同时还是一诗人、作家、思想家，并宣称我是崔健忠实的粉丝，他的音乐会我甚至会坐飞机去听，有几次，还带着全家人一块去听。
正好当天晚上崔健在三里屯有一音乐活动，还邀过我，我便告诉了＂白帽子＂，他高兴地说，晚上我去。随后，崔健回复我说，当晚的票卖光了，只能下周了，＂白帽子＂仍表示下周也要去。
我观察，喜欢崔健音乐者，基本上还保留着理想主义者的激情，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尤显珍贵。
所以我隆重推荐崔健创意的＂厨房音乐会＂，只要去，必不会失望，还会认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