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18日，大年初二。江西省公安厅长王卓超还没吃完早饭，机要科长就送来了一封特急电报。
电报是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发的，只有一句话：立即缉捕江西一号叛徒陈敬斋，此人二十年前出卖了邓演达。
王卓超看完电报，筷子停在半空。二十年了，这笔血债终于要算了。
1931年夏天，整个上海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中。
邓演达刚从欧洲回国不久，正在秘密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公开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这个人来头不小——黄埔军校教育长、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军界政界人脉深厚，连蒋介石都对他忌惮三分。
蒋介石开出了悬赏：二十万大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消息在特务圈子里传开，无数双眼睛开始搜寻邓演达的踪迹。而最危险的那双眼睛，就藏在邓演达身边。
陈敬斋，江西都昌人，临时行动委员会上海分会的一个小干事。这人早年倒是参加过革命，入过黄埔军校，还当过北伐军的库长。但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他被吓破了胆，脱离了共产党组织，跑回老家躲了起来。
1928年，陈敬斋又跑到上海，加入了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他心里盘算得很清楚：这个组织既不像共产党那么危险，又有机会捞个一官半职。
可现实很快打了他的脸。组织纪律严格，工作辛苦，还挣不到几个钱。陈敬斋几次出差错，1931年3月直接被停职，派去福建工作。福建那地方穷山恶水，他根本不想去。
正在这时候，蒋介石的悬赏令传到了他耳朵里。二十万大洋——这个数字在陈敬斋脑子里翻来覆去，让他彻夜难眠。
1931年7月底的一个夜晚，陈敬斋坐在租界的小旅馆里，给国民党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写了一封密信。他化名"钟春岑"，在信里写道：我是第三党党员，知道邓演达在上海的行踪。如果需要我，请在《时事新报》上刊登寻人启事联系。
信的结尾，他提了三个条件：给钱、保护、送我出国。
密信很快送到了蒋介石的亲信王柏龄手里。这个王柏龄跟邓演达早有旧怨，一看有机会抓邓演达，立刻兴奋起来。8月9日到12日，《时事新报》连续四天刊登启事："钟国昌寻弟钟春岑"。
陈敬斋看到报纸，手都在发抖。他知道，这一步跨出去，就再也回不了头了。
8月15日，陈敬斋和王柏龄手下的特务头子见了面。他把邓演达的活动规律、秘密据点、干部训练班的情况全都抖了出来。特务们拿到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签发的拘捕证，就等着邓演达现身。
8月17日下午，愚园路愚园坊20号。
邓演达正在给干部训练班作结业讲话。为了安全，这次会议的地点和时间都是高度保密的，所有参会人员进去后不准中途离开，连午饭都在里面吃。会场里坐着13个人，个个都是准备去江西搞武装起义的骨干。
陈敬斋也在场。他特意写信给中央干事会，说要"接受教育"，获准参加了结业式。
下午三点左右，邓演达讲到一半，陈敬斋突然捂着肚子站起来，说自己肚子疼得厉害，要出去买药。
没人起疑。门一开一关，陈敬斋溜了出去。
他冲到附近的公用电话亭，给特务头子王斌打了个电话。不到十分钟，二十多个特务和巡捕包围了愚园坊20号。
会场的门被踹开时，邓演达还站在讲台上。他来不及反应，就被特务们按倒在地。季方、罗任一等十二个人全部被捕，一个都没跑掉。
押送途中，邓演达想明白了。能知道这个秘密会议的人不多，中途离开的只有陈敬斋一个。
他被出卖了。
邓演达被抓的消息传出后，整个上海的进步人士都震惊了。
宋庆龄连夜从上海赶到南京，要求见蒋介石。蒋推说不知道邓演达关在哪里，拒绝了她。十九路军的将领们联名求情，黄埔的学生们上书请愿，连正在江西"剿共"的陈诚都发电报求蒋介石手下留情。
但蒋介石心意已决。
他派人去劝邓演达投降，开出的条件是副总司令的职位。邓演达一口回绝："我要为中华民族维护正气。"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又亲自去监狱见了邓演达三次。最后一次是11月20日，蒋对邓说："择生，别人反对我还有可说，你我是多年朋友，为什么不能合作？"
邓演达的回答很简单："只要你听取我的意见，不违背总理的意志，我当然可以同你合作。"
两人争论了一阵，谁也说服不了谁。蒋介石满脸铁青地走了出来。
1931年11月29日深夜，几辆黑色轿车从紫金山麓的一所茅屋驶出。车上押着邓演达，带队的是蒋介石的侍卫长王世和。
车开到麒麟门外沙子岗，突然停了下来。司机下车检查，说车抛锚了，让大家先下来。
邓演达以为是要转移到汤山，就从容地走下了车。他刚在夜色中站定，背后就响起了枪声。
一代英杰倒在了南京城外的荒地上，年仅36岁。
消息被严密封锁。直到12月初，宋庆龄才听到传闻。她再次赶到南京，这次蒋介石没法推托了，只能说："你已经见不到他了，他危害政府，已经被枪决了。"
宋庆龄当场掀翻了茶几，转身离去。
12月19日，她在上海《申报》发表宣言，痛斥蒋介石祸国殃民，杀害"忠实革命人才"。全国各地掀起了悼念邓演达的浪潮。
可杀人凶手蒋介石好抓，出卖邓演达的叛徒陈敬斋却找不到了。
陈敬斋在邓演达被捕当晚就去了南京。他满心期待着那二十万大洋的赏金，结果中统特务头子叶秀峰只甩给他一万块钱，说出国的事以后再议。陈敬斋心都凉了半截，但不敢多说什么，拿了钱就跑。他在上海租界找了家地下钱庄，把大部分银元换成金条，又请人把金条缝进棉袄夹层里。然后买了张去九江的船票，沿长江往江西老家逃。
回到江西后，陈敬斋不敢露面。他先在鄱阳湖边藏了大半年，确认追查风声平息了，才偷偷摸到景德镇。
在这座瓷都，他改名陈福林，开了家"福林瓷器行"。用一部分钱打点关系，办了假户籍，把大部分金条埋在后院的桂花树下。
从此，革命者陈敬斋消失了，景德镇多了个不起眼的瓷器店老板陈福林。
这一藏，就是二十年。
1949年4月，景德镇解放。
街上锣鼓喧天，老百姓欢欣鼓舞。"福林瓷器行"的陈福林也赶紧在店门口贴上拥护新政府的标语，街道开会他次次参加，表现得像个积极进步的商户。
可一回到家关上门，他就坐立不安。他从窗缝往外张望，生怕有人上门查户口。后院那棵埋着金条的桂花树，他每天都要假装无意地看上好几次。
1950年春节刚过，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章伯钧和副主席彭泽民就找到了公安部。
他们带来了一个消息：出卖邓演达的叛徒陈敬斋还活着，就躲在江西景德镇一带。
章伯钧和彭泽民都是邓演达的老战友。二十年来，他们一直没有放弃追查这个叛徒。解放后，农工民主党江西省委的陈其勋偶然打听到，景德镇有个姓陈的瓷器店老板，来历不明，行事诡秘。
这条线索层层上报，最终送到了公安部长罗瑞卿手里。
罗瑞卿立即给江西省公安厅发了特急电报：陈敬斋系"江西一号叛逆"，必须尽快缉拿归案。
江西省公安厅长王卓超接到电报，马上部署行动。他请农工民主党江西省的领导人廖少仪配合，派人秘密赶往景德镇所属的浮梁县展开侦查。
但一开始调查毫无进展。公安人员翻遍了景德镇的商户名册，没有一个叫陈敬斋的。
关键时刻，有人想到查户籍登记册。
3月7日，农工民主党的陈其勋和民盟常委向法宜赶到浮梁行署公安处，跟公安人员一起翻开了厚厚的户籍册。一页一页翻过去，终于在青峰岭5号找到了一个名字：陈福林。
籍贯：江西都昌。职业：瓷器店老板。
就是他！
3月8日下午2点，公安人员包围了青峰岭5号的"利兴福瓷厂"。
陈敬斋正在店里算账。门突然被推开，几个公安干警走了进来。他抬头看了一眼，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陈敬斋？"
"我……我叫陈福林……"他的声音在发抖。
"都昌口音。"公安人员冷冷地说，"跟我们走一趟。"
陈敬斋双腿一软，瘫坐在地上。他知道，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
陈敬斋被押到江西省公安厅后，嘴硬得很。他承认自己是陈敬斋，也承认出卖了邓演达，但死不认账是自己主动干的。他一口咬定是"第三党"领导成员王忱心指使他这么干的，还编了一大堆情节，想把案情搞乱。
王卓超看出来了，这个案子太复杂，涉及的人物和历史背景都不简单，江西查不清楚。
1950年4月27日，江西省公安厅处长宋达生亲自押送陈敬斋进京，由公安部直接审理，农工民主党中央全程配合取证。
陈敬斋被捕的消息传开后，在民主党派中引起轰动。
4月15日，当年跟邓演达一起被捕的罗任一送来了一份证明材料，详细记录了1931年8月17日那天的经过。
6月16日，十九路军的正副总指挥蒋光鼐和蔡廷锴联名写信给章伯钧、彭泽民、黄琪翔："查陈敬斋谋害邓演达先生，罪恶绝无可宽，理应要求政府，早正典刑。"
7月27日，这封信被转交给公安部长罗瑞卿和副部长杨奇清。
公安部展开了全面调查。他们找到了当年的特务档案，找到了陈敬斋在银行兑换金条的记录，找到了他在景德镇办假户籍的证据。
证据链越来越完整。
最后一次提审时，面对铁证如山，陈敬斋再也编不下去了。他瘫在椅子上，承认了全部事实："由于反动势力压抑，对前途悲观，乃思卖党求荣之念，于1931年7月中旬，向蒋匪密告该党领袖邓演达先生之行踪。并与匪特暗中计谋，待机行动。"
1950年10月，公安部结案。罗瑞卿把结案情况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
周总理听完报告，沉默了片刻，说："邓演达应如革命烈士对待。"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政务院拨款，将邓演达的遗骸从沙子岗迁葬到紫金山南麓灵谷公园东侧。新墓碑上，刻着何香凝亲笔题写的八个大字：邓演达烈士之墓。
1950年11月，公安部将陈敬斋案移交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
1951年3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署和北京市人民检察署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提起公诉。
1951年6月19日，判决下达：陈敬斋犯叛变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枪声响起的那一刻，距离邓演达牺牲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年。这笔血债，终于还清了。
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二十年的潜逃，二十年的恐惧，最终也没能让陈敬斋逃脱正义的审判。而那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献出生命的革命者们，他们的名字被永远铭刻在了共和国的丰碑上。
邓演达烈士之墓至今仍矗立在南京紫金山下，每年都有人前去祭奠。墓前的松柏青翠依旧，诉说着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也见证着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历史规律。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