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竟然还有戴着镣铐走的人，才子朱光的传奇一生|延安|红四方面军|长征

去广州越秀公园逛过的人，大概率都见过五羊雕像旁的那块大石，上面刻着娟秀的“广州好”三字，落款是“朱光”。不少人驻足品读，只当这是哪位文人墨客留下的墨宝，没人会多想——这个能写出“城古越千年”这般清雅诗句的人，曾戴着十斤重的镣铐，一步一步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说出来可能有人不信，这位被毛主席称作“江南才子”、被美国女作家誉为“红军双才子”之一的文人，不光能写诗画画，还能扛着枪打仗、握着铁锹修堤坝、坐在办公室治城市。更传奇的是，他是中国革命史上，唯一一个戴着镣铐走完长征全程的人。

咱先不说长征的苦，先聊聊这位“宝藏才子”的起点。朱光1906年出生在广西博白，家里是教师世家，从小跟着父亲读书写字，骨子里就带着文人的灵气。16岁那年，他考入广州国民大学，在那儿接触到进步思想，没多久就加入了共青团，年纪轻轻就成了共青团广州市委委员，妥妥的“青年才俊”配置。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广州，不少革命者被迫转入地下，可朱光偏不怂。这年12月，广州起义爆发，21岁的他带着200多名共青团员冲在了前面，队伍里每个人脖子上系的红领带，都是他熬夜设计的——红得像火，像热血，更像没被黑暗压垮的革命信念。

起义最终还是失败了，朱光凭着机智躲过敌人的搜捕，辗转香港、上海等地，继续搞地下工作。那时候的他，身份换了一个又一个，白天是教员、是学徒，看着和普通老百姓没两样；一到晚上，就变成了“地下战士”，躲在昏暗的屋子里写传单、画漫画，把一支笔当成枪杆子，在看不见的战场上硬刚敌人。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急需印制自己的货币，这事最终落到了朱光头上。要知道，那时候的上海到处都是敌人的眼线，他只能躲在弄堂的阁楼里，点着煤油灯熬了三个通宵，用圆规一点点量尺寸，握着刻刀在梨木板上凿出齿轮、稻穗和镰刀锤头，连货币边缘的花纹都反复修改，生怕有半点差错。

没人知道，这张小小的货币，背后藏着多少风险。它不光是苏区经济的命脉，更是朱光用命守护的希望。也正是这门刻版画画的手艺，后来成了他的“救命符”，在最危险的时候，保住了他的性命。

1932年，朱光接到命令，秘密潜入鄂豫皖革命苏区，担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这支部队名气不小，总指挥是徐向前，政委是陈昌浩，可实际掌权的，是张国焘。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张国焘资历老、脾气硬，最听不得半句批评，1931年到鄂豫皖后，他搞了好几次肃反，杀了不少无辜的同志，部队里的将领们个个敢怒不敢言。

这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输了，红军损失惨重，张国焘的指挥失误难辞其咎——他太轻敌，盲目冒进，最后只能带着部队撤离根据地，向西转移。可转移到哪儿去？怎么走？张国焘一句话也不说，也不开会商量，部队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往西走，打打停停，伤亡越来越多，将士们心里的火气，也越积越旺。

朱光看不下去了。他和刘杞、王振华几个人私下商量，觉得再这么下去不是办法，得去上海找中央反映情况，不能让部队就这么白白消耗。可这事传到了红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张琴秋耳朵里，她觉得事情闹大了不好收拾，赶紧找曾中生、邝继勋商量，最后几个人一起，向陈昌浩建议，开个会，把所有问题都摆到桌面上来说清楚。

1932年12月10日，部队走到陕西城固县小河口镇，总算能吃顿饱饭、睡个好觉，小河口会议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了。师以上的干部都来了，会场气氛紧张得能拧出水来。

朱光第一个站了起来，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当着所有人的面，批评张国焘的家长制作风——放弃根据地不提前研究，西征途中不向将士们解释，把部队当成了自己的“私人财产”。紧接着，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也纷纷发言，话说得又直又尖锐，句句都戳中了张国焘的痛处。

张国焘坐在那儿，脸色铁青，一句话也没说，可眼底的怒火，谁都看得出来。那场会议最后形成了决议，成立了前敌委员会，确定了进军川北、建立川陕根据地的方向，后来也被称为红四方面军的“历史转折点”。

可朱光他们没想到，张国焘是个记仇的人。这场会议，看似解决了问题，实则为朱光后来的遭遇，埋下了隐患。他这一嗓子批评，换来了三年多的镣铐加身，也换来了一段刻骨铭心的苦难岁月。

1933年春夏，川陕根据地渐渐站稳了脚跟，张国焘也开始“算账”了。他打着“清理托陈派、改组派”的旗号，再次搞起了肃反，而这次的目标，就是在小河口会议上批评过他的人。

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刘杞、王振华，一个个被抓起来，罪名五花八门，最后全都被杀害了。张琴秋因为嫁给了陈昌浩，侥幸保住了一条命，可也被降了职，从总政治部主任，贬成了总医院政治部主任。

朱光也没能幸免。他被抓了起来，罪名是“罗章龙分子”，听起来荒唐至极，可在当时的环境下，这就是置人于死地的罪名。川陕省保卫局的人对他下了狠手，灌辣椒水、用竹签钉手指、让他站在烧红的火砖上，各种酷刑轮番上阵，折磨了他一个多月。

最后，朱光被撤职、开除党籍，关进了监狱。按照当时的情况，他大概率也会和其他同志一样，被秘密杀害。可偏偏，他活了下来——张国焘需要人刻蜡板、写标语、画地图、印钞票，红四方面军里，能干这活的人不多，朱光就是其中最厉害的一个。杀了他，太可惜，不如留着，还有用处。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开始了长征。朱光以“囚徒”的身份，跟着部队一起出发了。每天早上，战士们会给他戴上手铐脚镣，让他背着笔墨纸张和油印工具行军；到了晚上宿营，就卸下手铐，换上脚镣，让他连夜刻蜡板、编战报、写标语，部队走到哪儿，他的标语就贴到哪儿。

长征的苦，常人都难以承受，更何况是戴着镣铐的朱光。他的脚踝被铁镣磨得溃烂见骨，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只能找块破布裹住伤口，血水渗出来，把布条染得发黑。爬夹金山的时候，雪粒子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空气稀薄得喘不上气，他本来就有肺病，咳得撕心裂肺，却死死拽着马尾巴往上挪，生怕自己掉队——在雪山里，掉队就意味着死亡。

过草地的时候，更是苦不堪言。草甸下面全是烂泥塘，有一次，一位战友不小心踩空陷了进去，朱光顾不上手上的铐子，扑过去就拉，结果自己半个身子也陷进了沼泽，最后还是旁边的炊事员扔过来一根扁担，他才抓住，勉强爬了上来。

晚上宿营，别人围着篝火取暖、休息，他只能缩在角落，手铐冻得贴在手腕上，硬掰开的时候，连皮带肉扯下来一块，疼得他浑身发抖，却从来没哼过一声。有一次，敌机轰炸，队伍慌乱中跑散了，他跟着几个伤员躲进山洞，三天没吃一口东西，靠啃树皮、喝雪水撑着，有人劝他，把镣铐砸了，趁机逃跑，他却摇了摇头，说“革命的队伍，不能当逃兵”。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两支部队的战士们，互相打量着对方，可当看到朱光和廖承志两个“囚犯”，戴着手铐被押着去搞新闻工作时，红一方面军的战士们都惊呆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景，怎么还有戴着镣铐干活的红军？这也成了当时红四方面军的“奇景”。

那时候，张国焘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会师后，他成了红军总政委，手里握着八万人马，而中央红军，只剩下不到三万人，实力差距悬殊。可张国焘不满足，他想争夺更高的权力，和中央闹起了矛盾，中央坚持北上，他却非要南下。

1935年9月，毛泽东等人带着中央纵队和红一军团，悄悄北上，张国焘则带着红四方面军，继续南下。朱光依然在队伍里，戴着那副沉重的镣铐，跟着部队一起南下。可南下的路并不好走，打了几个月的仗，红军损失惨重，八万人马，最后只剩下四万多人。

1936年6月，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带着部队北上。这年10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静宁县将台堡会师，长征，终于结束了。而朱光，戴着那副镣铐，一步没落下，走完了整个长征，成了中国革命史上，唯一一个戴着镣铐走完长征全程的人。

会师后没多久，中央西北局召开会议，傅钟宣布，撤销对朱光的所有处分，恢复他的党籍。当那副戴了三年多的镣铐，从他的手腕和脚踝上卸下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看到，他的手腕和脚踝上，布满了深深的伤痕，那些伤痕，是他坚守信仰的勋章，也是那个时代，最沉重的印记。

1937年初，朱光到了延安。在这里，他又找回了自己的“文人本色”，开始演戏，参加演出《血祭上海》，毛泽东看了之后，赞不绝口，还任命他为鲁迅艺术学院秘书长。他和廖承志，也被战士们称为“红军剧社两演员”，成了延安城里的“名人”。

有意思的是，延安时期的朱光，依然是那副真性情，从来不会因为对方是首长，就刻意讨好。有一次，上海捐赠了一批书籍到延安，毛泽东正拿着莎士比亚的戏剧集翻看，朱光正好走了进来，一看到自己最爱的书，眼睛都亮了，直接上前，从毛泽东手里“抢”了过来，笑着说“见面分一半，主席莫要独享”。

旁边的凯丰吓得脸色发白，可毛泽东却哈哈大笑，没半点生气，还让他露一手。朱光也不怯场，用带着广东腔的官话，声情并茂地朗诵了一段《奥赛罗》，引得大家连连叫好。也正是这份真性情，让毛泽东格外赏识他，记住了这个敢抢自己书的“才子”。

后来，朱光又调任马列学院秘书长，还和余修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小家。1938年11月，他调到朱德身边，担任总司令的秘书兼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秘书长，朱德对他十分赏识，评价他“博学善谋，正直勤奋”，把很多重要的工作，都交给了他。

1940年，朱光离开总部，去一二九师当宣传部长，在刘伯承、邓小平的领导下，他组织制定了一系列条例，把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抗战胜利后，他又奉命去了东北，先后担任齐齐哈尔市委书记、长春市委书记，在东北的土地上，继续为革命事业奔波。

1949年8月，叶剑英提名，让朱光南下，参加接管广州的工作。临行前，朱光特意去见了毛泽东和朱德，毛泽东亲手给她写了一幅题词：“到南方去，同原在南方工作的同志团结一起，将南方工作做好，这是我的希望。”

10月14日，广州解放，朱光跟着部队进了城，担任市军管会委员、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后来又代理市委书记，1954年10月，正式担任广州市市长，这一干，就是11年。

可谁能想到，刚解放的广州，竟是一副烂摊子。街头到处都是散兵游勇，抢商铺、偷东西的事情屡见不鲜，特务分子混在人群里，夜里扔炸弹、打黑枪，公安局每天收到的报案，堆得像小山一样，光抢劫杀人案，一天就有46起。

朱光没有退缩，他攥紧钢笔，在报表上写了两个字——“实干”。他带着工作组，跑遍了广州的大街小巷，白天找地下党员和工会骨干开会，晚上就蹲在街角，观察散兵游勇的动向，三天后，就拿出了方案：组织6000多名工人、学生，成立人民纠察队，每人发一个红袖章，在街面巡逻；发动7000多户居民，组成治安小组，守巷子、盘查陌生人。

解放军和公安部队分片包抄，纠察队配合堵截，不到半个月，街头的散兵游勇就少了大半，特务分子也不敢轻易露头。不到三个月，每天的抢劫杀人案，就从46起，降到了个位数，广州的街头，渐渐有了烟火气，挑着担子卖菜的小贩、路灯下纳鞋底的妇人，慢慢多了起来。

治安稳定后，朱光又开始解决民生问题。那时候，广州有很多失业工人，找不到活干，生活困难，他让人挨家挨户登记失业人员，把三千多名技术工人，组织起来，成立市政工程队，修路、修桥、清理珠江边的淤泥垃圾。他自己也经常往工地上跑，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和工人一起扛水泥、搬石头，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一点架子都没有。

在广州的11年里，朱光干了很多实事：修建四大人工湖，解决了广州的水患问题；修建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三元里抗英斗争纪念碑，缅怀革命先烈；为六万多水上居民，兴建住宅区，让他们告别了“以船为家”的日子，上岸过上了安稳的生活；创办广州医学院、广州师专，让更多的广州孩子，有了读书的机会。

他依然没丢自己的文人本色，爱画梅花，擅长诗词，1959年，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和广州解放十周年，他写下了50首《广州好》，董必武、林伯渠看了之后，连连称赞，说这是“绝妙清词五十章”。直到现在，广州越秀公园的大石上，还刻着这些优美的诗句，供游人品读。

1960年10月，朱光调到北京，担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后来又调到安徽，担任省委常委、副省长。本以为，他能安安稳稳地，为老百姓多做几年实事，可没想到，一场浩劫，即将来临。

1966年，文革开始了。朱光被揪了出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像潮水一样涌来——对抗文化大革命、死保李葆华、叛徒、特务，一个个罪名，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可他依然是那副硬骨头，仗义执言，为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说话，结果，自己也被卷入了这场浩劫，批斗会一场接着一场。

1966年11月，朱光患上了脑血栓，只能回北京治疗，1967年2月，病情稍微好转，他回到安徽，可等待他的，却是囚禁。1968年初，北京的家被反复查抄，妻子被抓，儿子被毒打，一连串的打击，彻底压垮了这位老人。

有一次批斗会上，朱光当场晕倒，身体越来越差。1969年3月9日，在安徽合肥一间关押老干部的斗室里，朱光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终年63岁。他是第一个，在文革中被批斗致死的前任广州市市长。

直到1978年，冤案才得以昭雪。这年8月8日，中共安徽省委决定，推翻强加给朱光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9月23日，合肥举行了追悼大会，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廖承志、王震、徐向前等人，都送了花圈，发了唁电，缅怀这位忠诚的革命者；9月29日，朱光的骨灰，被移至广州银河公墓安放，回到了他曾经奋斗过11年的城市，回到了他深爱的人民身边。

那天，很多广州老百姓，自发地来到银河公墓，为他送行。有当年一起刻货币的老战友，有被他安置就业的工人，还有牵着孩子的大妈——那孩子上学的教室，就是朱光带着人，用旧仓库改的。悼念他的挽联，是市民自己写的，字不工整，却透着满满的真心：“为国为民革命功勋留史册，全心全意光荣事业在人间。”

如今，越秀公园的“广州好”石刻，依然清晰可见，游人来来往往，摸着那些娟秀的字迹，或许很少有人知道，写字的人，曾戴着镣铐走过雪山草地，曾蹲在街头查过治安，曾和工人一起扛过水泥，曾为了老百姓的生计，熬了无数个通宵。

有人说，他是文人，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句；有人说，他是战士，戴着镣铐坚守信仰；有人说，他是父母官，实干为民，鞠躬尽瘁。可在我看来，朱光就是朱光，一个敢说敢做、坚守信仰、真性情、有担当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