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梅耶林：鲁道夫的小天地
1886年夏天，在弗朗茨·约瑟夫与凯特琳娜的友情与日俱增的同时，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的死讯给茜茜以沉重打击。当时，路德维希已经陷于精神错乱的状态，虽然处于医生的看护之下，却在某个深夜被发现浮尸水面，茜茜的住所恰好就在出事地点的对岸。人们猜测，路德维希投水后，看护他的大夫为了救他也淹死了。有的人叹息，有的人窃喜，茜茜却开始胡思乱想。吉赛拉发现母亲随时会泪水涟涟，陷入悲痛之中，时而指责巴伐利亚当局合谋杀死了路德维希，时而怀疑路德维希纵身入水是否为了寻求住在对岸的她的帮助。
死亡成为茜茜诗作的主题。更令她担心的是，路德维希的悲剧不过是威滕斯巴赫家族怪癖的极端发展而已，自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带有精神病的遗传呢？会不会在某种失去控制的状态下做出类似的事情？她尝试着去咨询维也纳的精神病医生，但唯有离开维也纳，一边阅读海涅和古希腊人的诗篇，一边沿着诗人的踪迹漫游全欧，才能使她的心灵稍感安慰。当弗朗茨·约瑟夫享受着凯特琳娜为他准备的早餐，听她讲剧院中钩心斗角的趣事逸闻时，茜茜在海涅曾经徜徉的海滩上伫立，诗意与灵感像海浪一样汹涌而来。在弗朗茨·约瑟夫被凯特琳娜绘声绘色的表演所吸引的时候，茜茜追逐着空灵无形的浪漫情感，忙于写下伤感的诗句。
偶尔回到维也纳的时候，茜茜不无感慨地发现，弗朗茨·约瑟夫与女演员的感情发展超出了她的意料。理智告诉她，与其让一个野心勃勃的交际花占据凯特琳娜的位置，不如保持现状。但是，或许她已经在为自己的慷慨大度懊恼不已，弗朗茨·约瑟夫毫不掩饰接到凯特琳娜的问候或小礼物时那孩童般的快乐。或许是因为他想当然地认为，既然茜茜曾经鼓励过这种交往，自然也乐意看到他们友情的与日俱增。
他和她都感激茜茜的宽容，茜茜却有一种被侵犯的感觉，凯特琳娜带给她丈夫的，是她永远做不到的，仅这一点就足够引起茜茜心中莫名的酸楚。女人天生的妒忌心使她在女伴面前语气尖刻地取笑凯特琳娜丰满的体形，夸张地模仿弗朗茨·约瑟夫对女演员表现出来的情感。她试图表明，凯特琳娜简朴宜人的风格只不过是一个演员的伪装罢了，但是，在弗朗茨·约瑟夫面前，她依然设法使他相信，她对他们的感情完全没有心理障碍。伪装得越成功，心底的孤独越沉重。茜茜纵然不是一个体贴入微的妻子，却也算得上通情达理。至于她自己，除了非要她出席不可的国务活动和重要家庭聚会之外，始终沉溺于浪漫的梦幻世界，旅游已经成了她的生活方式。
正如闹中取静的赫尔梅斯别墅是茜茜最爱的地方一样，梅耶林成了鲁道夫王储享受宁静安详的心灵家园。梅耶林坐落在离维也纳不到20英里的地方，林木环绕，密密匝匝。阳光透过泼墨一般浓重的绿叶，在地面上形成斑斑驳驳的画面。只有偶尔吹过的山风能够打破这里的寂静。夏日余晖把最后辉煌的金色涂抹在周围起伏的山头上。没有人能够想到，如此美丽的地方曾经有过沸腾的往昔：这里曾经是抵御土耳其入侵者的军事要塞，至今犹存的瞭望塔孤零零地伫立在山谷中。
建于15世纪的教堂和救济院曾经两次遭到土耳其人的洗劫，恰恰在这里，鲁道夫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他从修士们手里买下了一幢小房子，把它改造成狩猎小屋，旁边是一所安静的小教堂，颂灵的优美歌声更使这个遗世独立的地方宛如仙境。鲁道夫似乎没有理由从繁华中抽身而出，他的妻子斯蒂芬妮是个坚强而活跃的女人，结婚伊始就勇于参加某些重要的国务活动，分担长期以来令茜茜非常头痛的任务。1883年，急切地想为哈布斯堡王朝带来继承人的斯蒂芬妮生下了一个健康活泼的小女儿，不免令她有些失望，反而是鲁道夫宽慰她来日方长。有关王储夫妇向来感情不和的传闻在鲁道夫死后传得沸沸扬扬，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鲁道夫与斯蒂芬妮之间至少曾经存在过一种亲密和信任的关系，政治也时常会是他们热烈讨论的话题。
鲁道夫与父亲之间的关系也一如平常，平淡而疏远。虽然父子俩都喜欢打猎，但弗朗茨·约瑟夫从来没有想过去鲁道夫的梅耶林看看。他相信，儿子广泛的兴趣将使他在方方面面成为一个与自己截然不同的皇帝。而且，他在公众面前演讲时的从容、自信和真诚是大多数人难以企及的，只不过他还年轻，老被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迷惑。假以时日，阅历会让他变得成熟稳重，少一些自由派的天真。
时间悄悄流逝，事情却变得严重起来。斯蒂芬妮想为鲁道夫生个继承人，却始终不能受孕。更糟糕的是，在某次陪同丈夫到加利西亚访问时，她发现自己爱上了一位波兰伯爵。与小心翼翼地遮掩不被认可的恋情的人们不同，斯蒂芬妮忠于自己的感受，在长达18个月的时间里对自己的情感几乎不作任何掩饰。但是鲁道夫本来就有不忠行为，甚至有可能已从某位女友那里感染了淋病。斯蒂芬妮的这段恋情给他们的关系带来了危机，但可爱的小女儿和婚姻危机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使两人都没有走得太远。
真正的威胁还是来自鲁道夫自己。他一直没有从严重的支气管炎和风湿痛中解脱出来。为此，他先是用吗啡来缓解痛苦，戒掉吗啡之后又开始酗酒。自从童年时从树上摔下来的那次经历之后，他偶尔会出现头痛和失眠的症状，现在这种现象出现得更频繁了。
健康状况恶化的同时，鲁道夫对父亲的不满和无奈也越发明显。他总是倾向于夸大弗朗茨·约瑟夫对下属日常生活细节的了解，仿佛所有人都笼罩在他父亲无所不在的精细冷漠的目光之下，无可遁逃。他在给堂弟弗朗茨·斐迪南的信中警告他不要玩什么花样，因为“皇帝对这种事无所不知”。至于他自己，为了防止发生不测，维也纳警署随时派人护卫他的安全，实际上也处于监视之下。维也纳警察对他与女人们的交往、与塞普斯等人的书信往来了如指掌，只不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肯把情况透露给弗朗茨·约瑟夫罢了。
因此，鲁道夫实际上空有雄心壮志，却无用武之地，甚至无法享受到普通人习以为常的健康身体和平静的家庭生活。母亲沉浸在浪漫的想象世界里，父亲天性拘谨，根本谈不上与他进行沟通，更不会理解他的政治理念和思想感情。鲁道夫不得不耐心地等待着能够施展才能的机会，但是，弗朗茨·约瑟夫的身体好得出奇，俭朴规律的生活和从不间断的体育锻炼使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鲁道夫别无选择，只能默默地等下去，在无望的等待中消磨掉青春、锐气，甚至还有健康。
鲁道夫对匈牙利人试图获得独立或者改变帝国军队结构的尝试没有好感，他那仁慈的同情心关注的是捷克人、克罗地亚人的民族要求。与弗朗茨·约瑟夫不同的是，鲁道夫认为应当加强与英、法的关系以制衡德意志。他对普鲁士素无好感，认为威廉一世以天降大任自居，却毫无顾忌地从邻国窃取土地。
1888年3月，威廉一世辞世，新君腓特烈三世是霍亨索伦王朝最富悲剧性的人物。他娶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儿，熟悉并赞赏英国的立宪政府和议会制度，曾经参加过对奥地利的战争和普法战争，但是他在漫长的等待中已经感染了严重的病患，即位不久便溘然长逝。比鲁道夫还小半岁的威廉二世只在王太子位置上待了三个月就登上了王位。父亲的第一道圣谕是“致我的人民”，儿子的却是“致我的军队”，宣称“我和军队是一体。我们天生互相帮助，不管上帝的意志是要给我们和平还是风暴，我们都将站在一起，永不分离”。
鲁道夫与威廉二世在1873年的维也纳博览会上就已相识。他们的父母希望两位继承人之间发展成某种亲密关系，但是两个人无论脾气秉性还是政治观点都有天壤之别。威廉二世与父母关系紧张，他左臂残废，使他感到较少受到母亲的关注，更使他成为一个实质上敏感、怯懦和神经质的人物，此外他又从霍亨索伦家族的祖先那里继承了一种对浮华排场的爱好。他的母亲曾说：“任何时候都不要以为我的儿子做任何事情除了虚荣心外还会有别的什么动机。”他喜欢被一群高唱赞歌的阿谀之徒围着，相信自己是天意的体现，负有神圣使命。
他是一个天赋很高的人，葡萄牙大使敏锐地发现，他“身上存在着不同类型人物的胚芽，我们不能预见哪一种胚芽将来会占优势，也不知道最后有一种胚芽长大时，他究竟是以其伟大还是以其渺小使我们吃惊”。他时而一身戎装，僵硬笔挺如同一个军人国王；时而又穿上工装裤，成了个决心为无产阶级兄弟的解放而载入史册的改革帝王；当他热心俗务、浮华铺张时，俨然是一个廷臣的国王；当他滔滔不绝地歌颂19世纪的科学技术、文明、理性的发展时，过去仿佛是偏执顽固的黑暗时代，刹那间他又成了一位摩登国王。
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因为他“统率着两百万军队和全国人民，而人民只要求在哲学、伦理学和经典注释方面享有自由，只要皇帝命令他们齐步前进，他们就默默服从”。
弗朗茨·约瑟夫依然希望与普鲁士王保持一种亲密的兄弟情谊，鲁道夫则很不乐观，他认为威廉二世对奥地利，尤其对哈布斯堡王室抱有敌意。威廉二世登基后不久，便前来维也纳访问。他只待了三天，却以其傲慢、直率和热情奔放令鲁道夫大为光火，也令弗朗茨·约瑟夫颇感吃力。
二、帝国悲剧：梅耶林的枪声
当其时，威尔士亲王也在奥地利访问，本来兴致勃勃地打算见一下自己的外甥，却被威廉二世礼貌地回绝了，只好很没面子地暂避罗马尼亚，等外甥离开后才回到维也纳。奥皇父子陪同皇家贵宾前往新落成的宫廷剧院参加晚会，威尔士亲王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发现了一个长相标致的17岁少女，他认出她是玛丽·费采拉女男爵。“富有魅力的年轻女士，显然是维也纳最漂亮和最受爱慕的女人之一。”
他向邻座的鲁道夫王储夸奖玛丽的美貌，却没有立刻得到对方的积极回应。鲁道夫还是个单身汉的时候，玛丽的母亲曾经试图接近他，应当算是熟人了，但看来他并没有与玛丽有过交往。
为鲁道夫与玛丽牵线的是个好事的亲戚——茜茜皇后长兄的女儿玛丽亚。鲁道夫的这位舅舅看上了一位女演员，为了缔结这门门户不相当的姻缘放弃了继承权益。出于好心，茜茜将这位骑术精湛、音乐才能突出的侄女任命为贴身女侍。但是，过分的自信和野心使玛丽亚一度有过不切实际的幻想，人们发现她对鲁道夫的态度非常暧昧，甚至公开调情。除此之外，皇后身边的骑师们也是她展现魅力的重要对象。茜茜一怒之下，迅速为这个不知感恩、胆大包天的丫头安排了一门婚事，对方尽管富有却是个好脾气的笨蛋，茜茜此前对她的善意于是全部付诸东流。玛丽亚心怀忌恨，虽然表面上依然是个尽职尽责的宫廷女官，但是心底积聚的怨毒将在后来的岁月中向茜茜与弗朗茨·约瑟夫发动恶意的攻击。
另一方面，总有些对上流社会的奢华尊贵十分迷恋，以至于不惜一切代价要跻身其中的人，精明能干的玛丽亚于是成了这些人达成目标的桥梁。通过安排充满幻想的妙龄少女与高贵神秘的人见面，或者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引导她们从仆人通道走进深宅大院，玛丽亚成了无所不知的通天人物。玛丽·费采拉女男爵也就这样走近了鲁道夫，也走向了梅耶林的悲剧。
早在认识玛丽之前，鲁道夫就曾经戏谑地向一位女友提议，不如陪同他前往住处附近的寺院，在阵亡烈士纪念碑前，以一种优美的姿势相互瞄准，“为了皇帝与祖国”开枪自杀，被对方笑言荒唐，弃之不顾。对于天主教徒来说，自杀是一种严重的罪名，但正如死亡曾经成为茜茜诗作的主题一样，鲁道夫似乎已经被这种骇人听闻的念头吸引住了。
人们已经无法确切地知道鲁道夫生命中的最后两个月是如何度过的。1888年年底，他曾经从马上摔下来过，尽管他要求将此事保密，但是据说此后他一直有头痛和胃部不适的症状，思维也时常陷入混乱。
弗朗茨·约瑟夫没有觉察到什么。斯蒂芬妮强烈要求与他会面，向他指出鲁道夫健康状况恶化，建议皇帝派遣他环游世界，作友好访问。但是，弗朗茨·约瑟夫虽然容忍了茜茜的无休止的外出旅行，却不想让儿子也沾染上这种多少有点逃避责任的习惯：既然他如此苍白虚弱，就最好待在维也纳，不要四处乱跑。
1889年新年过后，父亲与儿子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起因是发表在一份流传很广的刊物上的一篇强烈反对普鲁士的文章，而鲁道夫被认为是幕后的策划者。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外交官都对此发表评论，认为奥匈帝国未来的政策将抛弃德国、意大利，而朝向与法国、俄国的联盟。面对鲁道夫掀起的轩然大波，弗朗茨·约瑟夫不得不将他召至霍夫堡询问。没有人知道他们都说了些什么，但是鲁道夫离开时怒气冲冲，他的父亲则明显情绪低落，表现出从未有过的疲惫与沮丧。
第二天晚上，父子俩一起出席了一次招待会。英国大使夫人注意到，当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出现时，鲁道夫深深地鞠躬致意，儿子的嘴唇几乎碰到了父亲的手。或许，弗朗茨·约瑟夫将此视为和解的表示，但是没有人能够从他的表情上看出任何情绪的起伏。至于鲁道夫，他或许已经清楚地知道这将是父子间的最后一次会面，但是同样已经没有人能够确证这样的想法了。
有人发现玛丽·费采拉女男爵也出席了招待会，目不转睛地关注着鲁道夫，而对方也不时报之以深情的注视。玛丽很早就离开了，但是鲁道夫并没有随她而去，当晚他在一位女友那里一直待到凌晨3点。他已经吩咐仆人做好准备，星期一中午之前他要从霍夫堡前往梅耶林，以便在星期二进行一次狩猎活动。
正午时分，一位警察看到王储阁下的马车离开霍夫堡，向着维也纳正南方梅耶林的方向绝尘而去。没多久，皇后陛下的女侍和亲戚玛丽亚气急败坏地求见警署头头，声称她的同伴玛丽·费采拉在市中心被一辆陌生的马车拉走了。老于世故的警察熟稔这些风流大公和他们的女友们不时上演的“失踪”把戏，因此，一方面将心急如焚的玛丽亚打发走，一方面对当事人进行深入的调查。
星期二，鲁道夫没有参加家中的晚餐会，令弗朗茨·约瑟夫略略有些不安。恰在此时，斯蒂芬妮收到了发自梅耶林的电报，鲁道夫不无歉意地通知她，突如其来的高烧使他不得不卧病在床。其他人也证实，鲁道夫原定星期二与朋友进行的狩猎活动也因病取消了。没有人提起玛丽，只有阿尔贝特大公很不满意地提起，鲁道夫本来应当主持军事博物馆的一次会议的。1889年1月29日，维也纳军事博物馆的参观名单上，奥匈帝国王储鲁道夫的名字被精心摆放在一个显著的位置，旁边的空白本来是留给他签上名字的，但是生命之弦应声而断，鲁道夫已经不可能走出梅耶林了。
鲁道夫遗容
1月30日，霍夫堡内平静如常，一辆出租马车急驶而入，带给茜茜有关鲁道夫的消息：几个小时之前，他们发现王储阁下与玛丽·费采拉死于梅耶林的一间锁得紧紧的房子里。旁边的空杯子使他们相信，出于某种目的，玛丽·费采拉毒死了她的情人。
茜茜几乎立即陷于崩溃，但她还是聚集起最后的体力和勇气，向弗朗茨·约瑟夫通报了儿子和未来皇帝的结局。玛丽的母亲知道了，当天下午，维也纳人通过报纸的专刊也都知道了这个令人震惊不已的消息。有关鲁道夫之死的众多传言迅速传播开来，梅耶林既成了哈布斯堡家族最大的悲剧，也成了一个众说纷纭的神秘事件。最初的轰动过后，有关的“发现”还会时不时地成为猎奇小报的头条消息。
进一步的调查表明，鲁道夫是用手枪自杀的，之前显然已经射杀了玛丽。因此，当务之急是向教皇请求允准为他举行一个天主教徒的葬礼，因为验尸报告显示鲁道夫是在“精神失常的状态”中采取自杀行动的；其次，为了使皇家声誉受到最小的影响，有必要对新闻界和公众封锁有关玛丽·费采拉的一切消息，否则鲁道夫还会有谋杀的嫌疑。不仅帝国境内的编辑们受到控制，而且也禁止外国报纸流入（这种措施似乎更有利于外国报刊的黑市价格上扬）。另一方面，有关调查还将找出鲁道夫之死的可能责任人。
2月5日举行了鲁道夫的葬礼。茜茜已经没有气力出席了，由小女儿陪伴她待在一个密室里，为儿子祈祷。圣歌唱过之后，弗朗茨·约瑟夫走到鲁道夫的棺材旁跪下，祈祷片刻。嘉布森会的皇家墓室里寂静非常，白发人送黑发人，人生之哀痛莫大于是。
为了避免引人注目，玛丽·费采拉的尸体被悄悄埋葬，她的母亲被要求暂时离开维也纳，这使她获得了自由表达的权利。不到一个星期，慕尼黑的一家报纸就将玛丽的神秘死亡与鲁道夫联系起来了，君主国内的其他大城市也议论纷纷。但是，直到弗朗茨·约瑟夫去世，维也纳当局也不肯承认这两人之死有任何联系。
人们相信，在去梅耶林之前，鲁道夫与玛丽已经达成默契，共同赴死。考虑到鲁道夫曾经向另一位亲密女友提出过类似的建议，因此，父子之间的那次争吵应当不是造成这场悲剧的原因，但或许会坚定鲁道夫做出决定的信心。因为他给妻子、母亲和妹妹都写下了临终留言，甚至几位朋友也有份，但却没有一字一句是留给父亲的。而且，信中的内容也互相矛盾，一方面对斯蒂芬妮说他“平静赴死”，而且“这是唯一能够挽回声誉的做法”，另一方面却对妹妹说“我不是心甘情愿地去死”。
鲁道夫亲手扣动了扳机，但如果默契早已达成的话，为什么他们星期一下午到达梅耶林，却一直到星期三早晨才动手？事后的调查如果说发现了什么东西的话，那也只不过使整个事件陷入一堆没有头绪的琐碎细节中，更加不得要领。活跃在各种小报上的业余侦探们动用了无数的想象力，用政治阴谋、无望的爱情、灾难性的堕胎事故等来解释这桩惨案，在一个大众传媒迅速发展的时代，逻辑知识的增长速度远远被形形色色的谣言臆想甩在了后头，人们的猎奇天性在同情心的包装下发挥得淋漓尽致。鲁道夫曾经是位浪漫王子和自由思想者的事实更增加了人们对他悲剧性结局的好奇心，他没有成为父亲所期望的接班人，却成了几代人茶余饭后感慨唏嘘的谈资。
至少有一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梅耶林将不复存在。弗朗茨·约瑟夫决定在原址上修建一所教堂，加尔默罗会虔敬的修女们将在这个希望陨落的地方苦修深思。这一年的万灵节，他到梅耶林聆听修女们的弥撒，儿子的生命终止在这个宁静而美丽的地方，或许是他的最后一点安慰吧。
三、矛盾大爆发：难以控制的危机
对于弗朗茨·约瑟夫来说，80年代曾经是那么甜蜜和充满阳光。它开始于1879年他与茜茜的银婚庆典，一个人人津津乐道的盛大节日，却戛然而止于梅耶林的枪声，弗朗茨·约瑟夫的希望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希望都在震惊中破灭了。茜茜把自己藏在重重帷幕之后，更不愿意抛头露面，把自己用黑色的丧服笼罩起来，听任悲伤和悔恨吞噬生活的每个角落。蒂萨在匈牙利提出了军事法案，对二元君主国的体制提出根本挑战；维也纳当局又被卡尔·卢格博士吵吵闹闹的基督教社会运动搅得不得安宁；社会主义者也非常活跃，决心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民主党。
的确，尽管有种种进步和繁荣的表现，80年代并非弗朗茨·约瑟夫所希望的那样通往更美好的明天。塔费执政以来积聚起来的社会矛盾已经无法被旧的制度框架所容纳了，奥匈帝国要想存在下去，各民族之间就必须达成和解。但是，这些民族之间不仅毫无忍让之意，反而发展出来相互排斥的、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
在缺乏自由主义传统的中欧和东欧地区，民族构成纷繁复杂，连续不断的压迫与反抗造成无数历史恩怨，纪律、忠诚和一致性是80年代各国政策的核心：在奥匈帝国东部的沙皇俄国，只有中学教育水平的亚历山大三世对境内各少数民族实行俄罗斯化，迫害非东正教的宗教团体，迫害犹太人，清除边疆省份的德意志人、波兰人和瑞典人；北邻德国结束政教斗争即所谓文化斗争之后，“泛德意志主义”虽然主要表现在对普属波兰的殖民和强制德意志化，但因普奥之间密切的联系，更是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性质和“使命”提出的严重挑战。
人们总是发明出一个个美好的词语、一套套精巧的理论来为自己的欲望涂抹上一层堂皇的油彩，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使人类的接触更加频繁，却只是让彼此更加厌恶。新崛起的民族要求领土、权利，原来的统治民族努力要保住地盘，却都以民族精神作为旗帜。偏见、怨恨和无限制膨胀的欲望是新一代民族主义者的营养，这正是阿道夫·希特勒（1889年出生）、扬·安东内斯库（1882年出生）和加夫里洛·普林西普（1894年出生）等人成长的环境。
二元君主国非匈牙利部分的泛德意志主义与格奥尔格·冯·舍纳雷尔密不可分。舍纳雷尔的父亲是维也纳的铁路大王，留给他一大笔财产用以从事政治冒险活动。1873年金融危机之时，舍纳雷尔作为林茨地区的代表被选入帝国议会，即采取亲普鲁士和仇视犹太人的立场，但是他直到1882年才作为《林茨纲领》的起草人而成为知名人士。
这份文件的核心内容是加强中央集权，恢复德意志人的优势地位，使斯拉夫地区脱离奥地利帝国，因而要求把加利西亚交由波兰人管理，达尔马提亚由意大利人实行自治。如果马扎尔人支持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则可以将加利西亚与达尔马提亚划归匈牙利。此外，还包括一些扩大公民权、征收累进税和制定保护穷人的立法等要求。
从内容上看，《林茨纲领》与1867年在格拉茨与维也纳建立的“自治的”德意志民族运动的纲领相似。但是，《林茨纲领》的主要力量在于它激起了反斯拉夫人的情绪。舍纳雷尔希望哈布斯堡统治下的所有曾包括在旧德意志邦联内的地区与霍亨索伦王朝控制下的新德意志帝国联合起来。因此，正像普鲁士境内的波兰人那样，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斯洛文尼亚地区的斯拉夫居民便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
舍纳雷尔的大德意志主义没有得到心目中的英雄——俾斯麦的支持。1871年之后，俾斯麦就宣称，普鲁士的愿望已经得到了满足，统治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大德意志将会超出容克政治的能力。他把一个摇摇欲坠却独立存在的奥匈帝国视作欧洲势力均衡的必要条件。他的外交政策的基石是1879年结成的德奥联盟，而大德意志将会是英、法、俄等欧洲大国的众矢之的。因此，俾斯麦对奥政策的核心是保持奥匈帝国的基本结构，尽量削减其德意志属性。
尽管受到偶像的冷落，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并没有被弃的哀怨，相反，他们把受到冷落归咎于哈布斯堡王朝微妙的结构。为了捍卫德意志人的利益和德意志民族感情的纯洁性，舍纳雷尔和他的同志们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斯洛文尼亚建立了一个“保卫联盟”网。在德意志中产阶级的下层及青年中赢得广泛而强大的支持力量。从80年代中期开始，舍纳雷尔成立了一个泛德意志主义的政党——德意志全国同盟，决心捍卫德意志人的利益。某位德意志民族主义领袖曾这样表达他的政治理想：“在捷克人的波希米亚地区，就听任他们自作主张吧，但是在德意志人的波希米亚地区，就该我们说了算。”这其实已经偏离了《林茨纲领》，后者的核心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德意志人占主导地位的中央集权的因而是统一的奥地利国家。
1888年，舍纳雷尔的一次鲁莽行为使他被捕入狱。3月8日，90岁高龄的威廉一世气息奄奄之际，塞普斯的《新维也纳日报》抢先发表了皇帝的讣告，这被维也纳的泛德意志主义者视为对第一位德国皇帝的大不敬。舍纳雷尔率领一帮人冲进《新维也纳日报》的编辑部，对里面的工作人员进行暴力威胁。这个行动太过张扬，以至于议会取消了舍纳雷尔的赦免权，他被判有罪，短时期失去了自由，并永久失去了预备役军官的资格。
维也纳的泛德意志主义者义愤填膺，举行街头示威，高呼口号：“打倒哈布斯堡！打倒奥地利！打倒犹太记者！德意志万岁！”但是，维也纳政界显然没有打算支持舍纳雷尔。三天之后，塞普斯在鲁道夫前往柏林参加威廉一世的葬礼之前发表了王储本人的一篇措辞严厉、语气讥讽的匿名讣告，表示对普鲁士和维也纳的泛德意志主义者的轻蔑。
舍纳雷尔的暂时失败只是为卡尔·卢格博士更富于效率的政党机器让出了一条路。卢格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维也纳大学法律系毕业。1875年成为维也纳市议会议员，因为揭发贪污而名噪一时。1885年入选帝国议会，“漂亮的卢格”是一位懂得如何受人欢迎的天生的领袖人物，他天性幽默，风度翩翩，律师的才能使他善于用蛊惑人心的辞藻去争取支持。
在规模化经济危及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时代，他提出了“必须帮助小人物”的口号，从而把这个忧心忡忡的阶层团结到自己周围。他的政党反对自由派，反对犹太人，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资本家，小心翼翼但却相当有效地把社会不满指向这些人，避免教会受到冲击。在达尔文用《物种起源》、施特劳斯用《耶稣传》击碎了千年基督神话之时，卢格却以教会为基点，争取到了虔敬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支持。
与声音洪亮、腹中空空的舍纳雷尔不同，卢格有一以贯之的政策体系，并表示毫无保留地忠于奥地利国家。在其宣传中，宗教信仰与经济因素共同促成了其反犹主义纲领；与后来的纳粹分子不同，他的排犹主义政治立场并未妨碍他对从前的犹太朋友表示善意与关切。他们以为，基督教社会党从底层挖掘和鼓励的仇恨和狂热，也是可以被有效控制，必要时还可以削弱的。历史将证明，这样的臆想会导致毁灭性的灾难。或许，此时的泛德意志主义者人性犹存，但是狭隘的种族仇恨已经被他们深植到年轻的德意志人中间了。
奥地利的工人多倾向社会民主党人。早在60年代末期，社会民主党人就已经初显峥嵘，一位真诚的激进派、1848年精神的追随者维克多·阿德勒在80年代末期建立了统一的社会民主党之后，在下奥地利、施蒂里亚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工业区的工人中享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阿德勒与一位出色的奥地利历史学家弗里德容一起，享有与舍纳雷尔一样的《林茨纲领》起草者的地位。他们俩都是“自由知识分子”，也都是犹太人，却把自己视为德意志民族主义者。阿德勒有民族自豪感却并不傲慢，在泛德意志主义者走向明显的反犹主义后便远离了它。1883年，他在旅行中结识恩格斯、倍倍尔，成为社会民主党的积极分子，并与恩格斯成为终生好友。
在阿德勒的领导下，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决定在1890年动员工人举行一次显示力量与团结的五一节游行，以响应前一年夏天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的呼吁。由于德意志人有在这一天庆祝五月节的传统，阿德勒顺势要求各工会在这天的上午组织游行的工人列队通过普拉特公园的林荫大道，下午则自由享受美丽的春光，和平而无害地宣布五一节是劳动人民的节日。
阿德勒的行动引起了弗朗茨·约瑟夫和大臣们的极大恐慌。社会民主党人所具有的赤色分子和恐怖主义者的名声使人们确信，这些郊区来的且脾气暴躁的革命者会干出任何出格的事。各大城市的军队与警察都处于戒备状态，人们囤积食品和物资，担心暴乱会使城里的供应中断。
五一节当天，维也纳城内一片恐慌，普拉特地区军警林立，商店门窗紧闭，没有一辆豪华的私人马车或出租马车胆敢前往普拉特地区。
但是，除了明媚的春光和孩子们无忧无虑的歌声，什么都没有发生。在飘扬的红旗下，工人们带着自己的妻小，整洁的衣装上插着一朵代表社会民主党的红色丁香花，四人一排，整整齐齐地列队前往普拉特地区。严阵以待的军警们渐渐松弛下来，当孩子们唱起校园歌曲时，双方甚至出现了一种善意和友好的姿态。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原则上采取了第二国际的立场，认为民族主义只不过是资本家操纵国家机器以帮助他们在对外竞争中取得胜利的工具。因此，号召工人阶级建立一个既无国家也无民族仇恨的欧洲。但是，在民族组成异常复杂的中欧地区，这样的立场就不得不亲身体验民族斗争。最终，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必须被改变成为一个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的联盟。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阿德勒的这次和平游行的倡议就遭到了冷遇。捷克人认为，社会民主运动由德意志人占主导地位显然不符合他们的理想。
同为超民族的共同体，社会民主党面临的问题其实反映了困扰哈布斯堡君主国的主要政治问题——民族冲突。在工业化浪潮之下，传统社会可以为人们提供的保护渐渐被削弱，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心存不满的人们的庇护所，甚至是迁怒于他人的借口。
民族主义更为大众传媒以及同样巧舌如簧的律师们提供了名利双收的机会。刚刚会看报纸的农民接触到的便是这些蛊惑人心的宣传，他们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民族主义者眷顾的时候，便学会了仇恨他们的邻居。争讼的风气更造就了以法律为名、以私利为实的政客大显身手的时代。
捷克人与德意志人的关系之恶化日甚一日，但其过错并不全在舍纳雷尔。温和派的捷克领袖满足于实现波希米亚的行政分离，但是在工业化时代的竞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捷克人”党已经对保守的“老年捷克人”党失去了耐心。他们眼看着觉醒的捷克人日渐壮大，对此前数十年间的失败全无感受，充满自信地想把全部波希米亚都置于捷克人的控制之下。
眼看着这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渐成尾大不掉之势，以里格尔为首的保守捷克人被迫与同样受激进分子威胁的德意志人进行合作。1890年，塔费主持的一个包括捷克人和德意志人的委员会最终达成了一个复杂的妥协方案，建议存在多个民族的省份根据其民族分布划分行政管辖范围，其他省级机构，如法律、行政组织等也依此原则行事。
但是塔费没有想到，里格尔已经是明日黄花了，波希米亚的社会变革之大出乎维也纳的意料。新一代捷克领袖要求保持波希米亚的完整性，不过要由捷克人进行完全控制。
德意志人同样不同意分割波希米亚的行政权，其隐含的前提是，捷克人只会被当作可以容忍其存在的一个少数民族。双方的立场显然针锋相对，完全没有妥协的余地，塔费耐心等待的结果不是激进主义者的溃退，反而是对方强大到足以威胁他的存在。各民族温和的不满转而成为暴烈的愤愤不平。1891年的选举中，里格尔被敌方宣布为叛国者，“青年捷克人”党获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情况已经超出了塔费等人的控制。
四、你方唱罢我登场：走马灯式的首相
塔费政府的财政大臣斯坦因巴赫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中产阶级的运动，为了对抗这种足以造成君主国崩溃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敌视，应当扩大选举权，使下议院有劳工阶层的代表，以消解他们的不满，这样至少令他们稍微安分守己些。另外，乡村与小镇居民一贯忠诚于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将他们纳入帝国政治体系有利于加强政府的力量。
但是，对于塔费来说，他没有任何政党背景，他的“铁环”依赖于利益集团——教会、地产所有者和波兰人——有条件的支持。1893年出台的几乎是普选权的建议直接使这些集团的特权受到损害。因此，如同一柄双刃剑，塔费的建议刺向敌人的同时也伤害了他的追随者。
反对塔费的联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卡尔诺基的鼓励。卡尔诺基以其外交成就傲视群雄。1890年，俾斯麦被德皇威廉二世毫不客气地赶下台之后，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主导地位更加突出。但是，1892年格拉斯通的自由派政府执政动摇了卡尔诺基的地位。英国人从近东地区退出，对奥匈帝国极不信任。格拉斯通曾经在1880年说过一句名言：“随便在地图上指出一个地方，可以说，没有哪一处是奥地利人曾经做过好事的。”
因此，为了保证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卡尔诺基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德国人，或者说，是具有1848年精神的大德意志主义者。而在柏林，俾斯麦的继任者卡普里维也在寻求德意志激进分子的支持，塔费政府面临来自内政、外交两方面的压力，摇摇欲坠。
塔费受到的致命打击来自他的朋友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疲惫的塔费尽管即将迎来他的60岁生日，思想却依旧灵活，他认为，给公民以选举权，就会消除构成现有各党派政治生活的那些出于狭隘利益的争端。
但是，弗朗茨·约瑟夫不想采取这样激烈的解决方式，它只会使摆在他面前的问题变得更加难以处理，并最终迫使他接受他一直以来刻意避免的代议制政府。另一方面，从其内心来讲，皇帝对德意志人有着复杂甚至矛盾的看法：德意志自由派一向都试图从皇帝那里争夺外交、军事领域的权力；他们又是皇帝陛下臣子中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民族，富于政治斗争经验，令弗朗茨·约瑟夫非常头痛，奥地利国内泛德意志主义也令他忧郁。
1892年，德国前首相俾斯麦的儿子与一位匈牙利贵族的女儿结婚，这位风采不减当年的老人既不在柏林，也不在阜姆，而选择维也纳为其儿子举行婚礼。结果前首相所到之处，人们都向他欢呼鼓掌，表示敬意。
尽管这种敬意更多是由于威廉二世冷漠地对待这位德意志功臣的后果，但泛德意志主义者不失时机地利用他的访问大肆活动。另一方面，皇帝本身就是德意志人，并以此自豪，其中庸的气质显然是典型的德意志式的愚钝和狡猾的混合。因此，他既欢迎塔费在议会中控制德意志自由派的行动，又不想看到普选权危及德意志人在奥地利的特殊地位。在德意志自由派、捷克人、波兰人和大地主阶层共同反对普选权建议之时，塔费的“铁环”已经没有理由存在下去了。
1893年11月，弗朗茨·约瑟夫解除了塔费的职务，他为奥地利带来的14年平静时期随之结束。这段时间本来可以有所作为的，最后却成了令人们事后嗟叹不已的、徒有其表的黄金时代。
塔费的继任者、1848年的铁腕人物温迪施格雷茨的孙子组成了一个貌似宪政政权的内阁，自由派、保守派和波兰人是他的依靠力量，但却是各怀心思的利益集团，帝国内继续着塔费时代的冲突，继任人无意也无能力达成某种和解。
对温迪施格雷茨政府施以致命一击的是预算案中的一个小问题：齐利城位于德意志人占多数的施蒂里亚省，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大量涌入城中的斯洛文尼亚居民要求满足其文化方面的需求，其中之一就是使斯洛文尼亚孩子得到用本民族语言进行的教育，结果被德意志人占多数地位的施蒂里亚议会拒绝，斯洛文尼亚人遂转而在帝国议会中争取到捷克人的支持。
实际上，1888年，塔费就在马尔堡解决过类似的问题，但是，即便马尔堡的斯洛文尼亚人如愿以偿地接受本民族语言的教育，也并不稍改马尔堡之德意志性质。但齐利城内的资产阶级却愈来愈强烈地感受到斯洛文尼亚人的威胁，他们一旦得到其民族教育，就再也不会将德语当作其文化用语了，对德意志人而言，齐利小城也就此被丢给斯拉夫人了。
齐利的情况实际上是施蒂里亚的捷克人与德意志人纷争的真切写照，与之相似的斗争在波希米亚乡村和小城镇中屡见不鲜，小城齐利便成了奥地利国内广泛存在的斯拉夫人与德意志人冲突的象征。
塔费时代的妥协让步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齐利市的德意志中学中建立了斯洛文尼亚班级，德意志人将会退出政府以示抗议，而如果不建立的话，斯洛文尼亚人及其捷克盟友又会退出。最后，当温迪施格雷茨想要向斯洛文尼亚人兑现诺言时，德意志自由派便抛弃了他。
政治领袖们毫无责任心的争吵造成了奥地利议会制度的失败。除了极端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其余的政治派别都认同帝国的存在，但是，他们把被任命为大臣视为谈判地位的加强，可以得到特殊的好处。议会成了各地方争吵不休的棘手问题的会集点，冲突各方各自为政。人们为了一些无关紧要却仿佛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小事争吵不休，议会便脱离了其为帝国咨政会议的本意。
每一个教师、医生、收税员的任命都被视为民族斗争的信号，每一个企业都想得到政府的资助。德意志人想要保持其优势地位，捷克人则想要为他们在以前所受的不公获取补偿，奥地利虽然进行了迅速的工业化，但是政府并没有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功时期抽身而出，结果陷于琐碎的经济事务中，名义上保留了很多诱人的权力，实际上越来越无力自拔。
各党派之间以民族主义名义进行的混战持续了两年。自身除了维护特权以外没有任何理念的弗朗茨·约瑟夫对政客们借民众和理想之名行利益争夺之实的行径相当厌恶。1895年，加利西亚总督巴德尼伯爵领导下的“强硬政府”终于如愿以偿地成立了。
巴德尼伯爵是加利西亚最富有的地主之一，虽然是贵族并忠于弗朗茨·约瑟夫，但却有自由派的名声，倾向于中央集权和温和的反教会立场。他具有波兰人的灵活性，在加利西亚总督任上的时候成就突出，却一点都不墨守成规，对新时代的种种观念相当熟悉。
甫主国政，巴德尼便解除了因发生越轨行为而在布拉格实行的紧急状态，赢得了“青年捷克人”党的好感。紧接着，他设法将塔费因之倒台、温迪施格雷茨没有做到的选举改革付诸实施，其秘诀在于接受普遍选举制的原则，但小心行事以防止产生有碍现行体制的后果。他在已有的四个代表团（库里亚）之外又补充了第五个，总共425个议员席位中分配了72个给这个“总代表团”。
在外交方面，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巴德尼政府获得了意外的好处。卡尔诺基向德国靠拢的政策由于德国政府更迭而告失败，德国转回俾斯麦时期的保守政策。而由于法俄联盟的存在，英国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对土耳其帝国的保护。这样到了1895年，在意大利也陷入阿比西尼亚的泥潭中之后，奥匈帝国实际上又被孤立起来了。
迫不得已，卡尔诺基转向梵蒂冈寻求友谊，作为回报，他试图清除匈牙利的反教会主义，但是马扎尔沙文主义者显示了他们的力量。
卡尔诺基本来就以其贵族的傲慢不容于同侪，此时，在布达佩斯的强烈反对之下，已担任外交大臣近14年的他被迫去职，接替他的是35年前负责起草《十月文告》的波兰贵族戈武霍夫斯基的儿子。与其前任一样，他政治上是个保守派，而且对匈牙利人很不信任，但却以一种令人愉快的个人魅力被众人接受。
戈武霍夫斯基的好运使他在1897年与沙皇俄国达成了一致。自梅特涅时代以后，奥地利政治家都避免与俄国接近。身为波兰人，戈武霍夫斯基自然对俄国人抱有根深蒂固的怀疑和敌意，但是，奥匈帝国的孤立地位和来自德国的压力促使他接受了俄国人的提议。维也纳与圣彼得堡同意在巴尔干地区合作，而不要在对方出现问题时趁机大做文章。换而言之，近东问题被“雪藏”起来了，以便使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敏感地区尽可能保持现状，推迟矛盾的爆发。
奥俄之间的谅解缓和了奥匈帝国的外在压力，却引起了其内部的长期危机。德意志人，尤其是马扎尔人都对俄国人的西进感到担心。哈布斯堡君主国本来是以保护各民族免受外来侵袭为“使命”的，现在却与俄国这个危险的庞然大物站在了一起，则它本身也成了这些主导民族反对的对象。之后，当哈布斯堡君主国遭遇到外部威胁时，来自内部的分歧便使它分外弱不禁风。
巴德尼时期，卡尔·卢格博士已经成了哈布斯堡王朝不得不密切关注的一个最重要的人。1895年，51岁的卢格带领他的基督教社会党人在维也纳市议会的选举中撼动了德意志自由派数十年来的优势地位，获得了两倍于对方的席位。
他的反犹太主义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争取到了来自“街头小人物”们的支持。维也纳的股票交易所经历了自1873年以来最剧烈的动荡，犹太富商们对前途十分担忧。弗朗茨·约瑟夫一再拒绝任命卢格为维也纳市长，民众因此对他表现出了罕见的冷淡与敌意。他在给茜茜的信中对此甚为苦恼：“反犹主义在上层人物中也成了流行病”，引起的社会骚乱将难以衡量，虽然卢格的基本信仰“本质上是好的”。
在担任加利西亚总督时，巴德尼可以不在乎民主选举，但现在他必须适应维也纳的政治规则。维也纳街头“外国人滚出去”和“滚回加利西亚”成了最流行的口号。显然，巴德尼已经是众矢之的，为了站稳脚跟，他必须争取到支持力量或者合作伙伴。
基督教社会党吸引了维也纳和农村地区居民的支持，由于它支持奥匈帝国的独立与统一，所以虽然其领导人均为德意志知识分子而不可避免地实际上具有民族性，但是在原则上否定了大众的民族主义要求，教会与社会党的密切关系也与哈布斯堡王朝利益一致。
阿德勒的社会民主党扎根于工业中心。工人数量的增加和对其自身状况的关注使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力量日渐壮大。阿德勒与恩格斯、第二国际的密切联系使哈布斯堡君主国对有可能带来赤色危机的社会民主党更加警惕。
两害相权取其轻，几经斟酌之后，巴德尼与卢格进行了秘密接触。卢格表达了对奥匈帝国的忠诚，保证将约束其行为。作为回报，巴德尼设法说服弗朗茨·约瑟夫私下接见了卢格。作为安抚民心的姿态和执政能力的测试，1896年5月，卢格的一位同僚被任命为维也纳市长，大政方针则由卢格在幕后一手操纵。巴德尼因此得到了基督教社会党对其选举改革的支持。
1897年，按照新的选举制度选出了帝国议会，425名代表共来自25个政党。选举结束后，卢格便被正式任命为维也纳市长。次年，他便开展了意义重大的市政建设，政府接收了有轨电车、煤气和电力事业，并建成了第二个引自高山泉水的自来水工程。维也纳的城市卫生得到改进，经济稳步发展，当初被成功地煽动起来的群众的排犹主义情绪被同样成功地控制起来，一度提心吊胆的犹太人继续享有平等的权利。
成功使巴德尼进一步想解决捷克人的问题，为此，他在1897年4月先后颁发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两个语言法令，规定捷克语和德语同样成为这两省的通用语言（在与其他省份及中央政府交流及财政、军队、邮政等领域，德语仍然保持其排他性地位），两省所有官员都必须在此后3年内彻底通晓这两种语言。
尽管外表上显得公正无偏，语言法令其实是捷克人的胜利。大多数受过教育的捷克人的德语水平几乎与其母语不相上下，而德意志人罕有能够掌握捷克语者。因此，一旦双语能力成为进入省级行政机构的资格要求，捷克人自然会胜出。
语言法令在德意志人中引起轩然大波，巴德尼事先没有与德意志议员进行任何沟通。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向全奥地利的同胞，乃至德国人发出号召，舍纳雷尔的最后一次机会到来了。
1897年，舍纳雷尔重新被选入议会，很快便显示出了他的力量。他领导的德意志民族党人数很少，几乎全部来自波希米亚和阿尔卑斯山的边缘地区，却具有激烈的变革意识。
为了建立一个在普鲁士和新教领导下的大德意志国家，必须彻底摧毁哈布斯堡君主国，而为了弥补绝对数量的不足，他们用疯狂的挑衅和野蛮的作风引起人们的侧目，而不得不发现他们的存在。舍纳雷尔利用他在青年人中的影响控制了奥地利的大学生联合会，那些大学生在大学豁免权的庇护下，经常聚众闹事，编成所谓的“大学生团”，拿着粗硬的棍棒四处挑衅，殴打学校里的斯拉夫人、犹太人或天主教徒，成了舍纳雷尔的冲锋队。舍纳雷尔的原则，即“用一小群人的恐怖行为来吓住另一些数量比他们多得多但又老实和比较能忍气吞声的大多数人”，他成了后来希特勒模仿的对象。
在国会里，德意志民族党之暴烈丝毫不弱于横行街头的大学生们。议员们无视议会规章，墨水瓶被四处乱抛，歌声与骂声同起，口沫与拳头齐飞，还有震耳欲聋的玩具喇叭伴奏。巴德尼被一个议员辱骂之后，两人进行了决斗，生气勃勃的泛德意志主义者果然身手不凡，弄伤了首相的胳臂。
语言法令激起的民族冲突在维也纳、格拉茨等地引起骚乱。卢格走上街头，领导富有而体面的维也纳市民游行，高呼：“赶走巴德尼！”巴德尼束手无策，弗朗茨·约瑟夫一如往常，随时准备牺牲他的首相以恢复街头秩序。1897年11月，巴德尼成了第一位被公众赶下台的首相。
牺牲了首相之后，皇帝并不打算放弃努力，他希望保存哈布斯堡帝国，以护卫他的臣民。巴德尼的语言法令是最后一次试图打开奥地利民族冲突的死结。但是两年后，他还是撤回了法令，从而宣告改革失败。塔费内阁垮台以后，后继的一连串奥地利首相仿佛走马灯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7年间换了8个政府首脑。尤其是巴德尼之后，弗朗茨·约瑟夫不得不利用宪法第十四章规定的紧急状态法，直接发布诏令进行统治。
帝国议会的议员先生们丝毫不让弗朗茨·约瑟夫省心，他伏案工作的时间更长了，不得不在夸夸其谈的豪言壮语中分辨出各党派真正的意图所在。在一个“主义”“理想”满天飞的时代，弗朗茨·约瑟夫恰恰是个没有什么理念的人。这曾经使他在护卫权力时具有独特的力量，但到了19世纪末期，正是“主义”“理想”这些东西创造并维持国家的存在，德意志与意大利正是两个最典型的例子。当哈布斯堡王朝的臣子们摆脱愚昧和被奴役的状态时，却没有一个完整的、有吸引力的“奥地利人”的概念来团结他们。相反，政客们不负责任的行动只是为了党派利益，民族、宗教的差异被政治、经济的争夺夸大并固定下来。人们心胸狭隘、互相仇恨，这种四分五裂的局面最终使君主国嘎吱作响的国家机器陷于崩溃。
五、千年纪念：必然的分离倾向
繁忙的公务之余，弗朗茨·约瑟夫抽空享受骑马打猎的乐趣。凯特琳娜的友谊使他有机会了解到凡人小事的乐趣，据说她试图在外交方面发挥影响力，但并无可靠证据。梅耶林的悲剧发生之后，茜茜长达两年没有公开露面。作为一个韶华已逝的妇人、一个不理解自己儿子的母亲，同时（在并非谴责她的意义上来讲）也是一个无法为丈夫提供安定的家庭生活的妻子，她顺从地听任余生被悔恨与自责笼罩在阴影中。她曾经使维也纳的宫廷成为欧洲上流社会最光彩夺目的地方，现在却总是穿着浓黑的丧服，清瘦苍白，像是沉浸在往事中的幽灵。
但是，脆弱的外表下蕴藏着一颗丰富的心灵。茜茜一方面不愿意抛头露面，另一方面却有意无意地把痛苦表现得淋漓尽致。她的不安来自多种因素。医生的解剖证明，鲁道夫死前已经陷于某种精神失常。茜茜有些绝望地发现，自己带给鲁道夫的威滕斯巴赫家族的遗传或许是罪魁祸首。她有些犯罪感，又有些恐惧：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种挥之不去的疯狂的基因会向她讨要生命或者理智。她的美貌曾经使她像每一个天真的妇人那样自负，但那个时代为妇女设置的种种障碍使浪漫热情只能转向想象的空间。弗朗茨·约瑟夫并非善解人意的丈夫，茜茜在大部分时间都与他分居。
正如她不能带给他平凡夫妻的快乐一样，他也不能使她善变的心灵有一个最后的和有包容性的港湾。鲁道夫的悲剧使她直接面对生命中的悲剧、生活中的不幸与丑陋。弗朗茨·约瑟夫缺乏想象力的关心不仅未能安慰她，反而更深刻地显示出生命的本质原来是恒久的孤独。她已经是个50多岁的女人，却无法摆脱灵魂的不安。痛苦是她唯一的装饰品，她不加掩饰地自虐，引起弗朗茨·约瑟夫和女儿们的不安，或许也会带来一些剧痛后的松弛感。
小女儿静悄悄的婚礼举行过以后，茜茜一度中止的旅行生活又一发不可收拾。她的行程不仅包括巴伐利亚和科孚这些“旧爱”，风格迥异的瑞士、里维埃拉和北非又成了她的“新欢”。当有人向她介绍塔斯马尼亚的美丽风光时，她甚至打算弄条船来进行一次环球航行。茜茜在外旅行的时候，弗朗茨·约瑟夫与她就只有书信联系。1890年9月至1898年9月期间，弗朗茨·约瑟夫写给茜茜的信保留至今的在474封以上。内容则不是叙述天气的变化、国宴的细节，就是汇报鲁道夫的小女儿的近况以及与凯特琳娜的交往、维也纳的新剧。
弗朗茨·约瑟夫偶尔也会被蒙特卡罗的赌场、里维埃拉的公园所吸引，陪同茜茜在欧洲富有的上流社会集聚的地方游玩，只不过双方的行程很难契合。
1896年3月，长寿的维多利亚女王生平第一次“同时见到了奥地利皇帝与皇后阁下”，有这样殊荣的还有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新任总统福莱，而且这还是弗朗茨·约瑟夫生平第一次接见一位共和国的政府首脑。其他的贵宾包括奥地利王室的亲戚罗曼诺夫大公、威尔士亲王和弗朗茨·约瑟夫的老相识——前法国皇后欧仁妮。
1896年是马扎尔人来到多瑙河地区的千年纪念，布达佩斯的庆祝活动从春天一直持续到秋天。作为热情的马扎尔人衷心爱戴的王后，茜茜与弗朗茨·约瑟夫一起参加了欢腾的庆典。5月，匈牙利首都召开了千年成就展，农业国以吉卜赛音乐和五彩缤纷的民族服装为特色的形象已经被焕然一新的工商业城市布达佩斯所取代。
模仿1873年维也纳的普拉特万国博览会，匈牙利人在城市公园中搭建起一座汇集各种建筑风格的富于“匈牙利特色”的城堡。更足以使布达佩斯人骄傲的是，他们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安德拉西大街地下建成了有8个停靠站的地铁，除了伦敦以外，欧洲各国还没有哪个城市享受过这种时髦的交通工具。
千年成就展的主要成就是鼓励了马扎尔民族主义情绪的泛滥。与帝国的另一半一样，匈牙利的民族斗争也表现在争夺官僚体制中的职位上，但不一样的是，马扎尔人预先就获得了斗争的胜利。
人数众多的匈牙利“绅士”阶层在1867年之后成了“巴赫轻骑兵”带进来的官僚体制的主要成员。19世纪初期，他们还主要是些没文化的农民，除了离得最近的镇子以外再不会去别的什么地方。
当然，如果他了解些法律的话，就有可能会被选入匈牙利议会而到布雷斯特拉发见见世面。然而到了这个世纪之末，这个国家的乡绅阶层顶多还在乡下有一幢祖屋，他们自己则居住在繁华而拥挤的布达佩斯，在政府中从事文职工作。这时，拥有土地成了一桩多少有些奢侈的事情，除非他的工资和“外快”能够弥补收益无多的地产上的损失。
面对境内斯拉夫人占多数的局面，马扎尔人并没有刻意地致力于本民族的发展，而更关注于压制斯洛伐克或罗马尼亚中产阶级的形成。斯洛伐克中等学校到1874年就被关闭了。1883年，马扎尔语成为所有学校的通用语言，这一政策发展到最后，是1907年通过的教育法令，要求所有学校教师宣誓效忠，如果不能让孩子们掌握马扎尔语的话，他们就会被开除。到20世纪初，匈牙利九成以上的官员、医生和法官都是马扎尔人，八成以上的报纸是马扎尔文的。境内的德意志人仍然在工商业界占有优势，但也越来越带有马扎尔特色。犹太人在“同化”政策之下已经渐渐融入匈牙利社会，特别在文学和艺术方面弥补了质朴的马扎尔乡绅的不足。
其本民族文化在匈牙利得不到发展的斯洛伐克人和乌克兰人在北美找到了新的家园。他们漂洋过海，在一个生气勃勃的国家里占有了一席之地，成了给留在欧洲的穷亲戚们带来希望的“美国表兄”。他们的民族传统在美国得以保存，最后他们甚至影响了美国的政治立场：除了追求自由以外，美国政治家理解并接受了民族自决原则，并导致1917年美国对战争的干涉和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覆亡。
罗马尼亚人曾经蒙蒂萨之恩准成立了一个罗马尼亚民族党，后来的匈牙利领导人连这也不能容忍。当罗马尼亚族领袖企图向弗朗茨·约瑟夫皇帝递交一份民族苦难陈情表时，竟遭到叛国罪一般的对待，于1894年以“煽动反对马扎尔民族”的罪名被捕，在科洛兹瓦尔日交由一个由马扎尔人组成的陪审团审判，获罪入狱，罗马尼亚民族党也被解散。科洛兹瓦尔审判成为欧洲自由主义人士心目中为争取民族权利而斗争的象征。
克罗地亚与布达佩斯的宪法关系比较特殊，享有较大的活动空间。但是，国家行政权力掌握在马扎尔人手里，克罗地亚议会对此束手无策。通过巧妙地煽动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之间的民族敌对情绪，马扎尔人得以避开“南斯拉夫”理想的锋芒。而除非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进行合作，否则这样的理想就无法实现。
斯特罗斯迈尔主教试图寻求斯拉夫民族的共同文化与历史，史前史学家和民族志专家也被用来培养出一种南斯拉夫人的共同感情。萨格勒布遂成为南斯拉夫运动的中心，但同时因为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的冲突，又同时成为反对和分化这种理想的中心。
总的来说，克罗地亚人仍然忠于哈布斯堡王朝，相信维也纳最后会设法将他们从马扎尔人的专横统治下解救出来。
在很大程度上，奥匈帝国二元君主制的微妙之处不为欧洲其他国家所了解，结果是奥地利人为匈牙利人粗暴专横的民族政策承担了责任。
戈武霍夫斯基时期达成的奥俄默契意味着近东的一个重大威胁被解除了，马扎尔人的爱国主义遂将目标转而针对哈布斯堡王朝。弗朗茨·约瑟夫原本是“皇帝—国王”，一人兼二职，1889年以后改为“皇帝和国王”，成了两个人，并随之引起了匈牙利在关税、货币发行，甚至军队方面提出独立的要求，这预示着某种不可避免的分离倾向。
人群之中倍觉孤单，布达佩斯的欢腾场面让茜茜想起与少年鲁道夫在这里度过的岁月，使她情绪更加低落。她的身体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她骨瘦如柴，虚弱苍白，但对发胖的恐惧已经形成习惯，使她摆脱不了节食的诱惑。
有时候她一整天总共只吃五六个橙子，还要进行一丝不苟的身体锻炼。1896年8月，茜茜出席了欢迎亚历山大三世及其皇后的晚会之后，她的医生以身体原因要求她处于完全的退休状态。从此，奥地利宫廷再也没有为她的自然之美闪耀过。
1897年5月，又一个家庭悲剧给茜茜以沉重打击。她最小的妹妹在巴黎的一次慈善活动中，被无情袭来的大火夺去了生命，同时遇难的还有两百余人。记者们闻声而动，大量火灾的详细报道把现场的惨状呈现在惊愕的世人面前，令人不胜唏嘘，同时也给遇难者的家属带来久久难安的痛苦。旧伤新痛一齐发作，茜茜像逃跑一样踏上旅程，试图让自我放逐平息不安的灵魂。
1898年是弗朗茨·约瑟夫即位50周年，但也容易让激进分子利用来纪念1848年革命。为此，维也纳市长卢格打算从春天就举办一系列活动，让欢庆的气氛遮过伤痛的记忆。普拉特游乐园里建起了日后非常著名的大转盘，弗朗茨·约瑟夫与卢格并肩而立，与数千维也纳人共同见证了它的第一次缓缓转动。5月7日，皇帝亲自在普拉特为庆典拉开帷幕，善于寻欢作乐的维也纳再一次成了音乐与鲜花的海洋。
紧接着明媚的春天的是愉快的夏季。弗朗茨·约瑟夫与茜茜在美丽绝伦的阿尔卑斯山会合。
这是46年前他们爱情开始的地方，昔日的少年伴侣已经是白发夫妻，激情已不再，但却有更持久、更平稳的柔情。两周以后，茜茜又要去往别处，弗朗茨·约瑟夫则决定待在原地，直到8月底。两人各奔东西，不料从此人间幽冥，天各一方，从此生命里无梦亦无歌。
9月初，弗朗茨·约瑟夫回到维也纳，在冷清的香布仑宫和寂寞的霍夫堡周而复始地度过每一天，主要是伏案工作和写信，向茜茜报告他刻板的生活，向凯特琳娜提到茜茜已经到达瑞士，享受灵秀动人的湖光山色。9月10日，一封电报打破了霍夫堡的平静生活——茜茜在日内瓦“受伤”了。弗朗茨·约瑟夫既吃惊又迷惑，如果茜茜有什么问题的话，应该只会是生病，“伤”从何而来？
几分钟后，第二封电报解答了他的问题：伊丽莎白皇后在日内瓦湖畔成了一个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卢切尼毫无意义的暗杀牺牲品。她是在从旅馆出来的路上遇到他的，那个笨伯是用刀子刺死她的。
没有再多的细节了，但一切对于弗朗茨·约瑟夫而言都已没有意义，痛也无知觉。“在这世上我已一无所有！”沉默良久，他的声音变得轻柔，“没有人知道我们对彼此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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