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在哪里？”面对萨尔瓦多·达利的名画《腐烂的驴》，一位志愿者问道。
画面上，一个女人的身体与似驴非驴的肢体纠缠、对峙，沙砾、苍蝇与不明材料黏附其间。这幅名画，罗怡并不陌生，但这个问题，她一时还是答不上来。
《腐烂的驴》正挂在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的展厅里，作为“色彩之巅！法国蓬皮杜中心馆藏艺术大师特展”（以下简称“色彩之巅！”）中的展品。这些志愿者未来会为观众做导览，问得很细。
正在给志愿者做培训的罗怡，是中方策展人。她遇到的是一个普通观众面对现当代艺术时最常见的问题：画的是什么？我能看懂什么？“每个观众可能都有自己的读法，现当代艺术就是打开思路。”她对志愿者说，艺术不提供一个确定答案，它邀请所有人保持好奇，保持追问。
“色彩之巅！法国蓬皮杜中心馆藏艺术大师特展”于1月23日开幕。蓬皮杜中心（法国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是世界最著名的艺术机构之一，以收藏现当代艺术品闻名，当下正在进行为期五年的闭馆翻新。这项展览是蓬皮杜中心闭馆期间的全球巡展，选取69件馆藏的大师之作，与16位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并置。
蓬皮杜中心副馆长、该展览策展人迪迪埃·奥廷格说，因为本馆闭馆，蓬皮杜中心可以拿出顶级艺术家最具风格、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如巴勃罗·毕加索、亨利·马蒂斯、马克·夏加尔、萨尔瓦多·达利、安迪·沃霍尔等。在市场上，全球“身价最高”的前25位艺术家中，有10位出现在此次展览里，且展示的是与最高价同等规格或同系列代表作。
大师的调色盘
“没有什么能动摇我的信念，即驴子那残酷的腐烂，恰恰是新生宝石那坚硬刺目的倒影。”对于那幅晦涩的《腐烂的驴》，超现实主义大师达利自己曾如此晦涩地解读。
被死去、腐烂野兽的记忆所萦绕，100年前，达利将“腐烂”这一概念发展为创作核心主题。《腐烂的驴》是他最早融合绘画与拼贴的作品之一，也是开山时期代表作。
而在“色彩之巅！”展览中，它被选入的理由只有一个：色彩。这次展览的色彩特征，从展厅外的视觉系统已露出端倪。与798艺术区一街之隔的民生现代美术馆外墙，鲜艳的色轮拼写成“COLOR!”，构成鲜明标识。外墙挂着四幅巨大的主视觉画作，以鲜明的绿、红、粉和黄四种色彩并置与对撞。
还没步入展厅，色彩的合唱就开始了。入口一侧挂着岳敏君的“大笑人”，四色人身出现在四色背景中。另一侧，则端坐着隋建国的经典雕塑《彩色衣钵》，七座雕塑，分别施以明亮的七种色彩，对应展览的七个单色单元。
策展人迪迪埃认为，这列雕塑构成了一种仪式感，也是一种东方式的迎接。
绿色展厅里，最引人注目的作品来自夏加尔，《绿意恋人》和《绿色自画像》两幅作品并置其间。两幅画作中的恋人，都是他自己与妻子贝拉，他将《绿意恋人》珍藏在家中直至去世，珍视之深不言而喻。马蒂斯四件浮雕作品《裸背》中的两件，悬挂在黑色展厅，可以一窥野兽派创始人在绘画之外的创作。毕加索的多件作品，分散在粉、绿、黑、蓝等展区。克莱因的《蓝》，安迪·沃霍尔的红色《大电椅》，曼佐尼白茫茫的《无色》，与苏拉热闪耀的黑，以及更多20世纪经典艺术品，以色彩之名，重新排序。
展览现场的马歇尔·雷斯作品《大宫女》
迪迪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起策展思路。他以黑色展厅的毕加索《花瓶与果盘》为例，这幅画诞生于1943年，正在二战期间，毕加索将鲜花涂抹成黯淡的灰，折射着时代与人心。“色彩的展示方式，投射出情感表达，很有意味。”他说。
颜色到底意味着什么？每个展区的起始处，都介绍了西方艺术史中颜色的意涵与演变。
比如，对于精力充沛、意志坚定、急于脱离现实的现代艺术，象征着模糊和慵懒的绿色，曾是最不受欢迎的颜色。被罗马人视为野蛮的蓝色，在中世纪恢复了名誉，在现代艺术中，蓝色含义多变。现代艺术赋予白色纯洁的理想，黑色则意味着抹除和毁灭，红色蕴含古老和原始的意味，也是革命的象征……
在色彩之下，一条暗线潜伏：现代主义艺术的演变。野兽派、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新现实主义、波普艺术、极简主义、观念艺术等关键流派涵盖其中。
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看
2025年秋天，蓬皮杜中心开启为期五年的翻新，正式闭馆当天，策展人迪迪埃·奥廷格落地北京。为“色彩之巅！”展览，他将与中国团队工作近十天。
展厅里的工作之外，在北京，迪迪埃与罗怡密集拜访了多个艺术家工作室。在拜访著名雕塑家隋建国的时候，他们看见他工作室桌子上，随意摆着几件鲜艳的雕塑，是《衣钵》的彩色版。迪迪埃当即决定，要把这组雕塑放进展览，作为序曲。
《衣钵》是隋建国最具代表性的艺术符号。1999年，灰色的巨大《衣钵》雕塑曾出现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作为“20世纪百年雕塑展”上唯一的中国籍艺术家的作品，也是隋建国在国际上第一次最重要的亮相。
“这样做有时可能很危险，根据经验，你把毕加索（的作品）放在一个房间，他强大的气场有时会掩盖所有人。但在这里，它们是平衡的。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是站得住脚的。”迪迪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想看到一场对话。
罗怡挑选后，列出一份很长的中国艺术家作品名单，两位策展人及展览团队反复讨论，最终确定邀请16位艺术家的17件作品。展览中还有曾梵志、张晓刚等著名中国艺术家的作品。
这项展览的首站，去年夏天在摩纳哥格里马尔迪会展中心揭幕，北京是全球第二站。从摩纳哥来到中国前，展览更换了十余件作品，来到中国的名单中有韩国著名艺术家李禹焕，也有法国国宝级画家皮埃尔·苏拉热——深受东方文化尤其禅影响的艺术家。
但其实，在面对如此众多的大师作品时，也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看：利用感官去追逐和体会色彩。观众可以从任何一个展区、任何一幅画看起，没有起始，也没有结束。
为什么是色彩？
为什么是色彩？这个看似基础甚至肤浅的元素，何以能承载重述20世纪艺术史的野心？
“现代艺术史学家们深知，自己行走在美学的流沙上。”迪迪埃说，为了稳固学科、树立权威，他们为艺术史披上理论与科学的外衣。最经典的范式，便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首任馆长阿尔弗雷德·巴尔所确立的“艺术进化论”。艺术史成为一幅树状图，艺术创作被描绘成一场接力赛。
艺术史是否存在其他的叙事方式？迪迪埃发现了两个工具：一是艺术史学家亨利· 福西永提出的“心灵家族”，二是被长期贬低的色彩。
“心灵家族”拒绝时间和流派的暴政，它将跨越时空但拥有共同精神气质与感受方式的艺术家归于同一家族。而色彩本身，在西方哲学与艺术批评传统中，长期背负恶名。从柏拉图开始，色彩就被怀疑与化妆品、幻觉、诱惑甚至毒药相连，被认为是感性的、表面的、非理性的，是真理与理念的反面。这种“色彩歧视”深植于理性主义传统。
迪迪埃却从尼采那里找到了“翻案”的依据。尼采赞赏古希腊人“因深刻而肤浅”，能沉醉于世界表象的绚烂，与生命保持一种审美的、非功利的关系。“色彩是一种普世语言，”迪迪埃对《中国新闻周刊》强调，“蓝色让人想到天空或忧郁，白色让人想到雪或纯洁，是人们寻找共同感受的基础方式。”他搜寻艺术史，发现以色彩为主题策划的20世纪艺术展，只有过两次。这是一个开放的领域。
“选择色彩为主题，看似简单，却直指视觉艺术最本质的核心。”罗怡说，“它提示我们，在聪明的观念或正确的立场之外，留给眼睛的余地是什么。这样的策展动机，正是希望在科技高速驱动的人类社会发展背景下，创造出一种‘新感性’。让艺术回到成为艺术的时刻，让人们回到最初爱上艺术的时刻。”
变化中的蓬皮杜与艺术史
被称为“文化工厂”的蓬皮杜中心，正在进入休眠与蜕变的周期。蓬皮杜中心的故事，本身就是一部颠覆史。1977年，蓬皮杜中心在巴黎揭幕，其外表裸露着钢管、玻璃管道和彩色电梯，被讥讽为“炼油厂”或“文化超市”。
但它大胆地将艺术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工业设计中心等功能融为一体，打破了艺术殿堂的崇高感与距离感。近半个世纪以来，蓬皮杜中心深度参与了塑造全球现代艺术史叙事的过程。
建筑在风雨中老化，理念也要在浪潮中更新。迪迪埃透露，此次翻新不仅是修补，更是重构：“我们拆毁了一切，会建造新的墙。但问题是：现在，你要建造什么类型的墙？”
空间的构造与艺术史观也有关系。“在建造这个建筑的时候，1977年，我们仍然相信艺术史学的那些理念，从一种风格到另一种风格。但现在，我们必须重新发明新的东西。”他说。
2024年，迪迪埃在蓬皮杜中心策划超现实主义百年纪念展，就使用了螺旋形布局。他认为，超现实主义最深层的感受是生命的感觉，而生命是扩展的、回环的。
他甚至畅想，未来的博物馆，或许不再是建筑师与策展人的专属领域，而可以与园艺师、景观设计师等合作。“想象一个花园，自然的力量将占据一席之地。艺术在其中生长，而非被陈列。”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蓬皮杜中心的内在已经在发生变化。在超现实主义百年纪念展中，特别呈现了38位女性艺术家的杰出贡献。超现实主义长期以来被视为男性主导的运动，但那次回顾展，给予长期以来被边缘化的女性艺术家应有的尊重，她们的作品足以与达利等大师的作品相媲美。
除了艺术史观上应对社会思潮的改变，在硬件层面，技术革命同样汹涌。迪迪埃透露，蓬皮杜中心也在顺应新技术的变化。但作为一生与绘画、雕塑打交道的策展人，他始终老派地相信艺术品本体的能量。
“今天，亲身观看一件作品，与在屏幕上看，感受仍然非常不同。”他将其比作一种近乎宗教体验的“灵光”。“为什么每年数百万人仍要亲赴乌菲兹美术馆看波提切利？当我们身处同一时空，有物理上的接触，一些事情就那么发生了。”他说，“那是一种魔力。”
记者：倪伟
（niwei@chinanews.com.cn）
编辑：杨时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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