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重庆考古人从泥土里挖到了些啥宝贝？|巴人|手工业作坊|文物|窖藏|遗迹|重庆市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李晟

从战国盐灶边仿佛蒸腾的卤水热气，到汉代森林中灵巧跃动的斑林狸身影；从古人餐桌上“六畜兴旺”的生动图景，到深山窖藏里巴人祭祀的庄严铜音……近日，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召开2025年度业务科研汇报会，一系列重磅考古新发现如拼图般接连呈现，勾勒出一幅跨越2000多年的巴渝生活长卷。

2月3日，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逐一专访了这些考古新发现的项目负责人，跟随他们考古手铲的痕迹，一起看看这一年，他们从泥土里翻出了哪些惊艳了时光的宝藏。

重庆乌江流域首次发现先秦时期制盐遗址

在古代巴渝生活图景中，盐业生产曾是支撑社会运转的重要环节。近日，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郁山镇中堡遗址的考古工作中获得重要突破——首次在乌江流域发现先秦时期的制盐遗址，将这一区域的制盐历史上溯至距今2000多年的战国时期。这一发现不仅填补了四川盆地制盐技术演变的关键空白，也为未来川渝盐业遗产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增添了重要实证。

中堡遗址内发现的先秦时期制盐遗址。受访单位供图

中堡遗址位于郁山镇中井河右岸的台地，地处典型的峡谷岩溶地貌区。2025年，考古工作者在此开展调查与抢救性发掘，揭露了盐灶、天井、灰坑、水力汲卤机等丰富遗迹，出土了陶器、瓷器、铁器等各类文物。最引人注目的是厚度超过10米、连续叠压26层的文化堆积，清晰地展现出从战国、汉代、唐宋、明清到近现代长达2000多年的盐业发展脉络。

遗址中发现的战国时期“龙灶”保存完好，结构清晰，由操作间、火膛、火道、烟道等部分组成，证明当时已具备成熟的煮盐工艺。这是乌江流域首次发现的早期盐灶，与长江流域知名盐业遗址——中坝遗址的发现相互呼应，共同勾勒出先秦时期川渝地区盐业技术传播与人群互动的生动图景。

此外，宋代天井遗迹雕刻精美的莲瓣纹、鹿衔草等图案，与官方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暗示这里可能曾设有盐业管理机构；而清代盐灶、近现代水力汲卤机等遗迹，则清晰地展现了从人工煮盐到机械生产的演进历程。遗址沿河坡地逐级分布的布局，也体现了古人适应自然、应对洪水的生存智慧。

专家认为，中堡遗址是乌江流域盐业考古的重大突破，其延续时间长、遗迹类型全、保存状况好，为研究中国古代盐业史、地方社会史以及多学科合作提供了宝贵材料。

重庆汉代考古首次发现斑林狸骨骼

除了盐业遗址的重大突破外，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武隆区白马航电枢纽工程信号台遗址的考古研究中还获得一项有趣发现——出土的动物骨骼中，鉴定出了斑林狸的遗存。这是重庆地区首次在考古遗址中发现该物种的骨骼，为复原汉代当地的自然环境与动物种群提供了珍贵实证。

武隆区白马航电枢纽工程信号台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受访单位供图

信号台遗址位于乌江北岸一级台地，是一处跨越东周至明清时期的重要聚落遗址。在出土的2000多件动物骨骼中，除了常见的家猪、水牛、鹿类等外，动物考古专家还辨认出数件属于斑林狸的骨骼。斑林狸是一种喜暖湿、栖森林的小型哺乳动物，如今主要分布于我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在重庆已极为罕见。

武隆区白马航电枢纽工程信号台遗址。受访单位供图

这一发现像是一枚“时光胶囊”，透露出汉代乌江下游的生态信息。考古人员分析，斑林狸的出现说明2000年前的武隆一带气候温暖湿润、森林茂密，非常适合这类林栖动物生存。而其骨骼数量很少，也表明当时它并非人类主要的狩猎对象，可能在自然环境中数量就不多。

此次研究还系统梳理了遗址出土的各类动物，包括家畜如猪、牛、狗、鸡，以及野生种类如鹿、野猪、黑熊，甚至还有猕猴、犀牛等，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古代“动物世界”图景。这些动物骨骼不仅反映了当时人类的生计方式从渔猎为主逐渐转向农耕畜牧，也见证了人与自然环境的长期互动。

斑林狸的“现身”，不仅为重庆古动物名单增添了新成员，也让今天的人们得以窥见：在人类活动尚未大规模改变自然之前，这片土地曾经拥有的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繁荣。考古如同一扇窗口，让我们看见历史深处那些与我们共生的生命痕迹。

从猪牛骨骼看乌江畔的千年“养殖经”

同一处信号台遗址不仅揭示了古代动物的多样性，还通过一批沉睡千年的动物骨骼“开口说话”，向我们讲述了一场跨越数百年的生计变革。考古人员通过分析这些骨骼，勾勒出古代居民如何从依赖野外狩猎，逐步发展为饲养家畜、经营农业的生动历程。

东周时期，野味仍然是餐桌上的主角。尽管当时已出现家猪、水牛和狗，但它们的骨骼数量仅占出土动物遗存的不到两成。遗址中大量鹿、野猪等野兽的骨头，仿佛在诉说先民们仍频繁出入山林，狩猎是获取肉食的主要方式。

到了汉代，“六畜”养殖进入成熟发展期。猪、牛、羊、马、狗、鸡的骨骼在遗址中齐聚，标志着传统“六畜”养殖体系已经完备。其中，猪骨数量最多，成为稳定的“肉食主力”；牛从单纯的肉源转变为重要的“农耕助手”；狗担任守卫与狩猎帮手；鸡、羊提供持续的蛋奶副产品；而马的首次出现，可能意味着交通、运输或社会交往需求的增长。出土的猪骨多为1至2岁的“青年猪”，说明人们已懂得在肉质最嫩时享用；而牛骨则常见2岁以上，证实了牛已主要承担耕田、运输之责。这种精细化、专业化的养殖格局，展现了汉代农业经济的显著进步。

唐代以后，这种以饲养家畜为核心的生业模式趋于稳定。尽管动物种类有所变化，但猪、牛等“核心家畜”的地位依然稳固，反映出农耕社会经济的成熟与延续。

从追逐野兽到圈养家畜，从食肉为主到役使助力，这些默默无言的骨骼，宛如一部刻在泥土中的无字史书，记录着古人适应自然、利用自然的智慧演变。它不仅让我们看见“六畜”如何走进人类生活，更折射出乌江流域先民一步步走向安定农业社会的历史足迹。

千年窖藏解码东汉巴人“祭祀密码”

在武隆地区的另一项重要发现，将我们带入更为深邃的精神世界。

1998年2月，武隆村民冯意兵在山腰耕地劳作时，意外挖到规整石板，下方窖坑内埋藏三件青铜器：虎钮錞于、扁钟和铜洗。他主动上报后，文物部门鉴定确认其为重要古代遗存。

这三件器物承载着丰富历史信息。虎钮錞于是重要礼乐器，其虎形钮饰反映了巴文化中的图腾崇拜；扁钟形制属于战国中晚期至东汉时期，常与錞于搭配使用于祭祀、宴飨等场合；铜洗则为日常盥洗用具，也可作为礼器或随葬品。考古专家据此推断窖藏年代为东汉中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