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城西，芳华医疗的走廊总是很安静。但陈笑医生的诊室里，声音很多。
有压低了的抽泣声，有反复摩挲病历纸的沙沙声，更多是长久的沉默。来找她的人，手里攥着的往往不是初次咨询的期待，而是一叠别的医院病历，和一段不敢见人的日子。
“陈医生，你看我还有救吗？”这句话，她听过不下千遍。
坐在对面的女孩，口罩墨镜裹得严实。摘下时，眼皮上一道鲜红的疤像条蜈蚣，眼睛闭不全，看人时带着不自觉的畏光与躲闪。她已经去过四家机构，得到的答复从“等恢复”到“没办法”，最后变成沉默。
陈笑没马上答话。她戴上检查用的放大镜灯，凑得很近。这个动作本身就有一种安抚的力量——她在“看”，而且是极其认真地看，不是瞥一眼就下结论。
“组织是死的，但人是活的。”这是她常挂在嘴边的话。她看完，直起身，说的第一句往往是：“这些年，很辛苦吧？”
就这一句，许多人眼圈瞬间就红了。
技术上的事，她有她的办法。别人眼里“修不了”的疤，她能看到皮下不同层次的粘连；别人觉得“没组织”了，她能找到残存的健康筋膜，像考古学家在废墟里找还能用的砖石。她手术时用的线比头发丝还细，在显微镜下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把瘢痕组织一点一点从正常肌肉上剥下来，再像绣花一样把断掉的提肌筋膜重新接上。
但这些，她很少在初诊时滔滔不绝地讲。
她讲得更多的，是“以后”。她会用手术钳轻轻点着模拟：“这里松解开，你闭眼时睫毛的弧度会自然很多。”“这里补一点你自己的脂肪，眼睛看人时不会显得那么‘空’，会有神。”
她电脑里存着很多修复前后的对比视频。她不放精修图，就放普通人用手机拍的、有点模糊的生活视频。她会指着说：“你看这个姑娘，刚来时和你一样，总低着头。现在，你看她笑的时候，眼睛会弯了。”
她做的，是给一个近乎绝望的人，一个具体、可想象的未来图景。这图景不是“变成明星眼”，而是“能正常地闭眼睡觉”、“能看着别人的眼睛说话”、“敢自拍发给闺蜜看”。
手术只是中间一步。漫长的恢复期，才是信任真正建立的时候。肿胀、淤青、两边暂时的不对称，都会引发恐慌。她的微信常常在深夜响起，收到的照片角度清奇，配文焦急：“陈医生，这样正常吗？”她总会回，仔细看，然后发一段语音，声音平稳：“这是术后第七天典型的肿胀期，你看这个边缘的泛红，是正常愈合反应，别担心。按时冷敷，记得？”
这种“随时在”的感觉，是比任何昂贵药物都管用的定心丸。
一位经历过三次失败修复的教师最后对她说：“陈医生，你修好的不是我眼皮这道疤，是我心里那道。我现在终于敢站在讲台上，看着我的学生了。”
陈笑觉得，这大概就是她这份工作，最值钱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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