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赵大海 文：风中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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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报告是女儿先在网上查到的。她打电话来，声音故作轻松：“爸，肺上有个小影子，医生建议去大医院再看看。”我在手机这头“嗯”了一声，心里那根弦却悄悄绷紧了——到了这个年纪，体检单上的箭头和“建议复查”越来越多，但专门点出“肺”这个字，还是第一次。
市人民医院的呼吸科门诊，医生看完我带去的体检CT光盘，鼠标在屏幕上点了几下，放大。“这里，”他指着右肺上叶一个灰白色的、边缘不太光滑的圆形影子，“2.7厘米，混合磨玻璃结节，实性成分占了不少。需要做增强CT，看得更清楚。”
“这个大小……严重吗？”我问得直接。
医生推了推眼镜，语气平和但没绕弯子：“超过2厘米的肺结节，我们需要高度警惕。从形态看，恶性可能性不小。当然，最终要靠病理，但大概率，你得有个心理准备。”
“心理准备”四个字，像颗小石子投进平静多年的湖面。走出诊室，我在医院大厅坐了十分钟，看着人来人往。59岁，戒烟八年了，没想到还是没躲过。
增强CT的结果没带来奇迹。报告上写着：“右肺上叶混杂磨玻璃结节，大小约2.7x2.3cm，分叶征，可见血管穿行及胸膜牵拉，恶性征象显著。”诊断意见是：“考虑肺恶性肿瘤可能大，建议穿刺活检或胸外科就诊。”
我把报告拍了张照，发给当医生的侄子。他电话立刻打过来，声音严肃：“大伯，位置如果允许，大概率得手术。这个大小和形态，不太能等了。”
女儿陪我去挂胸外科的专家号。诊室里，主任把片子夹在灯箱上，只看了一眼，就转头对我说：“这个，基本就是肺癌了。早期，但得处理。”
“必须手术吗？”
“2.7厘米，有实性成分，位置在肺叶边上，手术是最好的选择。”他拿笔在纸上画了个简图，“可以做胸腔镜微创手术，创伤小些。但具体是做楔形切除、肺段切除还是肺叶切除，得看术中快速病理和你的肺功能情况。”
我注意到他用的是“就是”，不是“可能”。那种确定性，反而让我从几天的恍惚中冷静下来。像一个等待宣判的犯人，终于听到了判决书，虽然是最坏的那种，但至少不用再猜了。
接下来是一系列术前评估。肺功能检查，我对着仪器拼命吹气，像要把这些年的焦虑都吹出去。结果还好，医生说我常年游泳打下的底子不错。心脏彩超、抽血、心电图……一套流程走下来，像是在为一场不得不打的仗准备弹药。
最难的是告诉老伴。她听完，手里正在削的苹果停了，刀尖微微颤抖。“那就治，”她低着头，声音很轻，“该怎么治就怎么治。我陪你。”那一瞬间，我特别庆幸我们是老来伴——没有惊天动地的安慰，只有一句“我陪你”，就够了。
手术定在两周后。签字那天，知情同意书上那些“麻醉意外”“术中大出血”“术后复发转移”的字眼，一个个跳进眼里。医生指着“可能需行肺叶切除术”那条说：“如果术中冰冻病理报浸润性癌，或者位置不好，为了切干净，可能会切掉整个右上肺叶。你能接受吗？”
我想了想，问：“切了肺叶，对我以后影响大吗？”
“你肺功能好，切一叶，剩下的肺能代偿。可能以后爬楼梯会喘一点，但正常生活没问题。总比留着隐患强。”医生说得实在。
我签了字。笔尖划过纸张，沙沙作响。我知道，这一笔下去，身体里那个跟了我几十年的部分，就要被拿走了。有点不舍，但更多的是决绝——就像家里发现白蚁，你得砸开墙，把被蛀空的那段木头挖掉，房子才能继续住人。
等待手术的这两周，生活照旧，但底色变了。早晨去公园，深吸一口气时，会下意识地想，这口空气很快就要由少了一叶的肺来承担了。和老朋友们下棋，看他们抽烟，会不动声色地把椅子挪远点，心里想的却是：我戒了八年，还是没逃掉。
女儿给我买了套新的睡衣，说进手术室要换自己的衣服。老伴把我所有的检查报告整理好，放在一个文件袋里，外面用工整的字写着：“手术日携带。”
明天就要住院了。今晚收拾东西，我站在书架前，手指划过那些还没读完的书。突然觉得，59岁，就像一本写了三百多页的书，突然发现有个重要的章节印错了，不得不撕掉几页，重新粘上。撕的时候会疼，书会变薄，但故事还得继续往下写。
我知道手术台上去一趟，出来身体就少了个零件。也知道切掉结节不等于万事大吉，后面还有漫长的复查，像排雷兵一样在身体里搜索可能残存或新生的危险。
但到了这个年纪，也明白了些道理：有些仗，躲不过就得打；有些路，绕不开就得走。2.7厘米的结节长在那里，像个沉默的倒计时。手术刀落下去，是把倒计时暂停，给后面的章节争取书写的时间。
关灯前，我又看了一眼窗外的夜色。这座城市我生活了五十九年，明天之后，我将带着一道疤和少了一叶的肺，继续在这里呼吸。有点悲壮，但更多的是平静——知道要失去什么，也知道为什么要失去，这或许就是成年人面对疾病时，唯一能为自己保留的尊严。
手术是躲不过去了。那就去吧。为了还能看到下一个春天，为了还能陪老伴买菜散步，为了女儿将来结婚时，挽着她走进礼堂的爸爸，肺部是完整的还是缺了一叶，其实没那么要紧。要紧的是，人还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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