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66年，农历十月初一。
建康城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上气。
宫里传出一道命令，字数不多，却透着一股子血腥味。
单子上列了一长串名字：松滋侯刘子房、永嘉王刘子仁、始安王刘子真…
这些倒霉蛋有个共同身份——前任皇帝刘骏的亲骨肉。
对于他们的处置，就一个字：杀。
算上战乱里送命的、在寻阳掉脑袋的，刘骏这辈子最得意的“战绩”——二十八个儿子，彻底报销，连个根儿都没留。
要知道，这会儿离他闭眼蹬腿，才过了两年出头。
要是刘骏地下有知，估计肠子都能悔青了。
这出断子绝孙的惨剧，冤有头债有主，害死这帮孩子的不是外人，正是刘骏生前自以为聪明的那些“神操作”。
这笔烂账，咱们得好好翻翻。
咱们把日历往前翻十个月，回到465年腊月。
那会儿的局势，对于刚接班的刘彧——也就是刘骏的弟弟来说，那是地狱级的难度。
刘彧前脚刚把那个荒唐侄子刘子业干掉，自己爬上了龙椅，后脚屁股还没坐热乎，全天下就乱成了一锅粥。
正月初七，刘骏那个才十岁的老三刘子勋，在寻阳被人拥立当了皇帝。
消息传开，那是真叫一呼百应。
摊开地图瞅瞅，除了建康周围那一巴掌大的地方，外加一个本来就被控制的南豫州，剩下的地盘全变了颜色。
最让人头疼的是，连镇守北面徐州的老牌“战神”薛安都，竟然也反水了。
这事儿透着一股邪劲。
薛安都是谁？
那是给刘宋打江山的猛人。
刘子业在台上时，差点没把他整死。
现在昏君挂了，新皇刘彧好言相劝，连老战友垣荣祖都跑去掏心窝子：“刘骏父子那德行你也知道，何必给他们陪葬？”
照理说，薛安都这种老油条，顺坡下驴才是正道。
可人家怎么回的？
特别硬气：“前任再渣，那也是我的旧爱。
既然你站刘彧那边，咱俩就没什么好聊的。”
薛安都为啥非要一条道走到黑？
根子还在刘骏身上。
他在位那会儿，故意压着薛安都不给升官，让这位大功臣受了一肚子委屈，整整十年就在太子身边当个保镖头子。
刘骏的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我现在对你坏点，等我儿子上台提拔你，你不得感激涕零？
不得觉得只有新君才是知己？
这就是所谓的帝王权术，玩弄人心的把戏。
谁成想，这招玩砸了。
薛安都这种直肠子汉子，真把这份“恩情”刻进了骨髓。
哪怕刘子业是个混球，他也要为了那点“知遇之恩”跟刘彧死磕到底。
这就是刘骏挖的第一个坑：利用人性弱点造出来的死忠粉，最后成了射向自家兄弟最狠的一颗子弹。
这会儿，摆在刘彧面前的这盘棋那是相当难下。
对面手里攥着全国大部分地盘，有个十岁的“正统”招牌，还有战神坐镇，凑一凑怎么也能拉出十几万大军。
再看刘彧这边，就剩一座孤零零的城池和一支残缺不全的禁卫军。
横看竖看，刘彧这次都凉透了。
不过，朝堂上有个明白人，吏部尚书蔡兴宗站了出来。
他说的话大意是：别看对面闹得欢，其实都是一群乌合之众。
咱们虽然人少，可是装备精良、待遇优厚，只要稳住阵脚，赢面肯定在咱们这边。
蔡兴宗哪来的这股迷之自信？
归根结底，还得谢谢刘骏。
当年刘骏为了防备地方造反，搞了一套“强干弱枝”的硬件配置。
他把地方官动员老百姓当兵的权利给收了，连那些能打仗的长期苦力和家奴，也被他一脚踢出了地方武装的队伍。
这就造成了一个奇葩局面：寻阳那边的叛军，号称十几万，其实大半是拉来的壮丁，手里拿的保不齐还是锄头。
而建康这边的中央军，虽然只有十来万，那可是实打实的职业大兵，全身上下都是全国最好的铠甲和家伙事儿。
这就是典型的“顶配系统装在了老爷机上”。
叛军声势造得挺大，但实际战斗力那是相当拉胯，一开机就死机。
而且，刘彧为了赢，把当年西晋那种不要脸的招数全使出来了。
没钱发奖金？
那就封官许愿。
大印来不及刻？
那就拿黄纸写个条子，以后再补手续。
只要你肯玩命，乌纱帽随便戴。
反观寻阳那帮造反派在干啥呢？
掌实权的是个叫邓琬的。
这就带出了刘骏留下的第二个深坑：用人机制。
刘骏这人脑子灵，觉得大族不好管，亲戚有威胁，于是想了个绝招：派一帮出身低微的小官（叫什么“典签”）去盯着那些在外地的亲王儿子。
这招看着高明：小人物没根基，只能听皇上的，好用。
但他忘了一点：小人物一旦手里有了不受管束的大权，那破坏力简直是灾难级的。
邓琬就是这类人。
当拥立新君的大权落在他手里时，他那点芝麻绿豆大的格局彻底露馅了。
大敌当前，邓琬爷俩忙着干啥？
忙着卖官捞钱。
甚至派家奴上街强买强卖，没日没夜地喝酒赌钱。
有人想来谈谈打仗的正事，在门口排十天队都见不着人影。
这就是认知上的差距。
刘骏以为用小人物能控盘，结果关键时刻，这帮小人物把一手王炸打成了相公。
仗打起来以后，局势反转得比翻书还快。
466年二月底，东线战场才打了一个月，江浙沪那一带就被建康军给推平了。
七十六个叛军头目，除了十七个倒霉蛋当场被砍，剩下四十九个，刘彧大笔一挥，全给放了。
为啥叛军垮得这么稀里哗啦？
除了装备和指挥不行，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肚子问题。
刘骏在位时搞面子工程，搞集权，把刘宋的家底折腾光了。
史书上写得明白，东方各郡连年大旱，米价上天，一升米好几百钱，饿死的人能占一大半。
这时候，刘彧派那个才二十四岁的弟弟刘休仁去前线带兵。
史书上吹刘休仁会安抚人心，十万将士誓死效忠。
别扯了，刘休仁之前一直被关着，哪来的威望？
真相只有一个：在这个饿死人不偿命的年头，只有赖在中央军里，才能混口饱饭吃。
逃跑就是饿死，当兵卖命反倒成了唯一的活路。
刘骏把老百姓榨得干干净净，结果呢，没人愿意为他的儿子们卖命，反倒把那些本来可能造反的流民，逼成了刘彧手里死战不退的铁军。
到了这一年的九月，建康军杀进寻阳。
那个十岁的小“皇帝”刘子勋掉了脑袋。
紧接着就是开头那一幕，刘彧下令，把剩下的侄子们统统送上西天。
回头再看，刘骏这辈子，脑瓜子确实好使。
他算计功臣，是为了让薛安都死心塌地；
他算计地方，是为了把大权握得铁紧；
他算计亲情，用低级小吏去监视自己的骨肉兄弟。
每一招，从战术上看都是高招，都是为了把权力锁进保险柜。
可他唯独算漏了一样东西：老天爷的规矩。
他打造的这套绝对集权系统，就像一台精密的绞肉机。
他在位的时候，他是操作员；等他一蹬腿，这台机器没停，反而把他的子孙后代全给卷了进去。
那个让他引以为傲的中央军，变成了屠杀他儿子的刽子手；
那个让他觉得顺手的寒门掌权制度，变成了葬送他儿子江山的掘墓人；
那个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的人心，最后变成了对他最无情的报复。
史官在评价刘骏时说了一句挺重的话：“虽有周公之才之美，犹终之以乱，何益哉？”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你再聪明、再有才，最后搞成这个烂摊子，有个屁用？
聪明劲儿得往正道上使。
所有的机关算尽，要是没有良知和底线当在下面垫着，最后埋掉的，往往都是自己最在乎的玩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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