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发生了一件挺稀奇的事儿。
当馆长接过这两张纸片仔细端详时，那眼神里的那一抹光亮，既像是挖到了宝藏的兴奋，更像是一块压在心头几十年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没过多久，工作人员就把其中一张属于上世纪20年代的旧照，小心翼翼地贴进了代表墙上的那个圆框里。
要知道，这个位置已经空窗了整整八十六年。
这一贴，意味着1921年参加中共一大的十五位代表，终于全都有了正脸。
这位让大家苦等了八十多年的神秘人物，名字叫尼克尔斯基。
在过去很长一段日子里，讲起中共一大的历史，这人简直就是个透明的影子。
名义上大家都知道他在场，可真要问他具体干了啥，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更有意思的是，哪怕是当年坐在他对面的其他代表，回忆起这人来也是五花八门，甚至到了记不清的地步。
这事儿可不光是一个人“被遗忘”那么简单，往深了挖，这里面藏着共产国际早期的那一套组织路数，还有一个小人物被卷进大时代漩涡里的无可奈何。
咱们得把日历翻回到1921年的那个夏天，去瞧瞧这个“隐形人”到底是个什么路数。
那时候的上海法租界，一大会场里挤着十五个人。
十三个是中国代表，剩下两个是洋面孔。
那个叫马林的老外，大伙儿印象太深了。
这哥们儿是个典型的霸道总裁范儿，开会怎么开、聊什么话题，全是他一个人拍板。
后来密探摸上门，也是马林江湖经验足，一巴掌拍桌子吼着大家赶紧撤，这才保住了中国革命的火种。
可偏偏坐在马林边上的那个尼克尔斯基呢？
张国焘后来的回忆很有代表性，他说这人看着就像马林的跟班，闷葫芦一个，基本没开过腔。
这话听着挺顺理成章。
大领导出门带个秘书，合情合理。
但这里头有个经不起推敲的大窟窿。
当时年纪最小的代表刘仁静提过一个细节：尼克尔斯基压根就不懂英语。
马林在那儿用英语滔滔不绝的时候，还得靠刘仁静给尼克尔斯基当翻译。
这就有点离谱了。
既然他是马林的助手，怎么可能连顶头上司的话都听不懂？
既然是跟班，哪有让身为会议代表的刘仁静反过来伺候他的道理？
所以说，这个“助手论”，根本就站不住脚。
那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为什么在那场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大会上，他非要装得像个哑巴一样？
这个谜题，一直被锁在历史的柜子里六十多年。
直到1986年，才在几千公里外的荷兰被意外撬开了锁。
那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的杨云若教授和社科院的李玉贞专家，飞了一趟荷兰。
他们原本是冲着马林的档案去的，毕竟马林是荷兰人，老家那边存了不少一手的手稿。
谁知道，在翻看那些褪了色的工作笔记时，几行不起眼的字让两位专家当场愣住了。
马林在笔记里是这么发牢骚的：
“1921年6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尼克尔斯基到上海干活，我也是这会儿到的。”
注意他用的词，是“我也这会儿到”，可不是“我带他到”。
马林紧接着写道：“跟尼克尔斯基在上海这档口，我也就是帮帮他，去完成书记处派给他的差事。
我从来不单干，省得组织上乱套。”
这几句话的信息量简直炸裂。
它直接把“助手说”给掀翻了，原来这两人的关系压根就不和谐，是个别别扭扭的“双头马车”。
这里面有两笔账，马林算得门儿清。
头一笔是“山头账”。
马林是共产国际总部的特派员，那是拿着尚方宝剑的“钦差”；而尼克尔斯基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人，那是伊尔库茨克的一个地区性机构。
换句话说，这两人根本不是上下级，而是分属两个不同的衙门。
第二笔是“干活账”。
马林字里行间透着一股子憋屈——他不光指使不动尼克尔斯基，反过来还得配合人家干活。
那问题又来了：既然尼克尔斯基不是小跟班，而是代表远东书记处来的“监工”，那他怎么在会上表现得那么“怂”呢？
这就得聊聊1989年苏联解密档案带来的第二波震撼了。
靠着苏联历史学家卡尔图诺娃的挖掘，咱们总算看到了尼克尔斯基的履历表。
看完这张表，你就能明白他在上海为啥要奉行“沉默是金”了。
尼克尔斯基，1889年生人。
他在俄罗斯当过店员，干过大头兵。
最要命的数据是这一条：他直到1921年才加入俄共（布）。
这是啥概念？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他是当年才入党的新兵蛋子。
一个党龄还不满一年的“菜鸟”，被派到中国来指导像陈独秀（虽未到场）、李大钊、李汉俊这样的大知识分子建党。
这活儿对他来说，确实是赶鸭子上架。
他在会上能唠啥？
少说少错，不说不错，恐怕是他当时唯一能保住面子的办法。
那远东书记处脑子进水了，派这么个人来？
这里面折射出早期共产国际对远东那块地盘的复杂心思。
一方面，他们急着要在那儿插旗；另一方面，远东书记处刚搭起草台班子，手头根本没几个能打的兵。
尼克尔斯基大概率是因为恰好在那儿，又是唯一能调动、且政治上靠得住的人手，就被抓了壮丁。
他的任务与其说是去“指导”，不如说是去“占座”和“联络”。
马林在笔记里提过：“尼克尔斯基同志接到的死命令是，党的会议必须有他参加。”
哪怕只是去当个摆设，代表远东书记处“到此一游”，这就是他的差事。
可中国同志当时并不买账。
马林记录说：“中国同志不乐意这么搞，他们反感这种被监视的感觉。”
所以，1921年的上海，尼克尔斯基被夹在中间，那是相当难受：
论资历，他是新来的；论语言，他又聋又哑；论关系，中国代表嫌弃这种“监护”；论搭档，强势的马林跟他面和心不和。
他没别的招，只能老老实实当个不吭声的“记录员”。
会议散场后，这位“记录员”的下场更是让人心里发堵。
回到苏联，他并没有因为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而捞到什么功劳。
相反，他那平平无奇的履历也没能成为他的护身符。
1938年，正是苏联“大清洗”最凶的时候。
2月，尼克尔斯基被抓了。
扣在他头上的帽子是那个年代最万能的——“间谍罪”。
同年9月21日，一声枪响，尼克尔斯基被处决，命定格在49岁。
在很长一段岁月里，不管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他都是个“不能提”的人。
一直熬到1956年，他才被平反。
可那会儿，人们只知道有个叫尼克尔斯基的名字，至于他长圆的长扁的，谁也没见过。
2001年，蒙古国官员参观一大会址时指出的那个缺憾，说白了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好在，历史虽然有时候会迟到，但总有人在后面缝缝补补。
一张是二十年代的意气风发，一张是三十年代的满脸风霜。
回头再看尼克尔斯基这一辈子，他不像马林那样光芒四射，也不像其他代表那样名留青史。
他更像是一个大时代里的螺丝钉。
组织让他去，他就去了。
哪怕语言不通，哪怕资历不够，哪怕处境尴尬。
他把活儿干完了，然后在时代的绞肉机里无声无息地没了踪影。
但历史是公道的。
在那场天翻地覆的大事变中，确确实实坐着十五个人。
那个缩在角落里、听不懂英语、半天憋不出一句话的俄罗斯人，他的沉默，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信息来源：
《党史研究资料》1989年第7、8期合刊《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尼克尔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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