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中是在镇上读的。乡中条件很差，夏天无空调，冬天无暖气，宿舍十人间上下铺，厕所是农村的那种一字排开的蹲坑旱厕。十年前，我那一届参加中考的学生有一百四十多个，升入普高的有三四十人。有近一百人被分流去了职高和技校。但这并不能论断我所在的这所乡中，普高升学率就为百分之三十。因为我说的是参加中考的人数，实际还有大几十人没有参加中考，在初一初二时就选择了辍学或肄业。其中就包括大量的黄毛。
在我的印象里，初一上半学期已出现黄毛端倪，但只是有名无实。一方面精神小伙们还没有染头发，一方面受限于物质贫乏，大家接触网络的时间比城市稍后不少。到了初一下半学期，随着快手“仙洋”的传入，才让这些混子小伙们有了精神支柱。于是，以“跳社会摇”为入门基础、以“穿九分裤豆豆鞋”为入行门槛、以“骑鬼火摩托”炸街为进阶表现，以荣获小太妹的青睐为终极目标的一批精神小伙，就初具雏形了。
黄毛群体的繁盛在初二上半学期达到顶峰。我的初一同桌张凯龙，人称“摇子·龙”，在初二时业已发展为帮派二把手。一把手是一个叫“二飞”的顽劣学生。“二飞”确实以张狂著称，旷课翻墙逃学抽烟喝酒样样精通。我虽未和他一个班过，但也听说过他的事迹。刚开始学校尚以请家长为方法对二飞进行管制矫正，听说他爹因此打过他无数次，他联合几个小弟把他爹也给打了一顿后，他爹就管不了他了。真正让二飞名声大噪的，是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斐济杯事件”。
据说是校长在他屡教不改后，给予了开除学籍处分。当然，义务教育阶段是否真能开除他的学籍，这我也不太清楚。但总之，肯定是不让他在学校待了。但二飞在离了学校之后没有回家。一直在校外逗留晃荡，在一次醉酒后，打砸了离学校不远的一个无人售货店，把计生用具情趣用品隔着校墙往里扔，并把里面的充气娃娃挂在了学校生锈的铁栅门上。2015年的冬天清晨雾霾很大，我不知道校领导早上隔着雾霾看清这样的画面后会作何感想。
第二天一早校领导得知后怒不可遏，但上午就要面临县教育局领导的来校检查。不得不暂时强压怒火，在早自习时动员大部分男老师，在学校内搜检收集计生用具，生怕遗漏了一盒。要是被前来检查的县领导看到，那后果就不用说了。但据说二飞除了扔整装的，还专门饶有兴趣地把一部分拆散分开扔了。这就大大增加了校领导的工作量。至于县领导是否真的有幸看到，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二把手“摇子·龙”是转校过来的，刚来就是和我坐同桌。基于这层关系，我比其他规矩学生少买了好多盒“十渠”。所谓的“十渠”是售价十块钱的红旗渠的简称。红旗渠是河南本地的一款香烟品牌。我也因此得以了解他的许多故事经历，也可以以他为参照，聊聊黄毛这个零零后里的特殊群体。在这个大专生本科生皆烂大街的年代，未完成义务教育的小学学历的零零后似乎凤毛麟角。而黄毛群体，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黄毛在离了校园后过得不好，这是显而易见的。在职高技校的混法大致和初中一样——辍学后要么做力工散工，要么回家继承祖业。其实就是跟自己爹干。爹要是包地种地的，那也就跟着干。要是搞装修和水泥的，也就跟着帮帮忙。因为初中文凭都没有的缘故，连进一些较为正规标准的电子厂都不现实。但因为想的少又及时行乐的原因，黄毛比我们这些应试教育者要快乐和幸福的多。
我不得不承认且佩服的一点是，黄毛和太妹的感情，绝大多都是坚贞不渝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他们的恋爱没有太多附加条件。传统做题家们早恋的少之又少。我初中没有早恋，是因为好看的女生大多都是太妹，学习好的又瞧不上我。而高中在那早五晚十一的衡水制度压迫里，男女“非正常交往”是重罪，对于“非正常交往”又没有明确的范围界限，说你是你就是。你也不敢早恋。
图片源自郭恒奇导演反映乡村中学内容的纪录片《庙》
做题家们不敢早恋。等到了年龄父母催着你结婚时，谈条件是要优于谈感情的。你很难再找到那种不看车房不看学历不看家境不看收入的感情关系。但黄毛不一样，精神小伙和太妹之间的感情是不谈条件只看是否对眼的，是纯粹而无其他杂糅的。因为物质和知识的双重贫乏，谈恋爱大多是出于原始肉欲和虚荣心使然，没有那么多的复杂变数，往往都是长驱直入直达彼岸的。二飞在辍学没多久就当爹了，摇子龙也在19年的时候结婚了，他们的结婚对象也都是精神小妹。日子也能过得下去。
当然，或许有人会觉得，这是爱情吗？这不就是无知么，即使组成家庭生了孩子，也是一种悲哀。但我认为大可不必这样想。许多人读了二十多年书，毕业后不依然为了生活奔波劳累？这样的奔波劳累难道就比黄毛们的劳累更高级？肯定不是吧，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用不着分个三六九等。人选择怎样过自己的一生，有很少的时候是造化使然，有很多的时候，是环境决定命运。
有一段时间，“黄毛”成了某些家长的群体焦虑。大意就是说，担心自家辛苦培养了十几年的乖女儿，突然就被“黄毛”所吸引，并激起强烈的叛逆心，谁说都不听。黄毛骑个鬼火摩托喊着麦就给自家乖闺女“拐跑了”。这种“黄毛焦虑”在初高中时的表现，就是老实本分的乖乖女，找了个黄毛对象后，无心学习，成绩一落千丈，跟着精神小伙群体疯玩疯跑，又是染头发，又是奇装异服的，更有甚者还有辍学怀孕堕胎的。
我在初三时倒是见过这样的现象。有一个之前成绩尚好的女生谈了个黄毛对象，在临近中考前查出怀孕，家长大闹学校。认为责任全在黄毛方和校方，说是毁了他家的好闺女。事情最终如何处理我就不得而知了，反正后来没再见过那俩人。
但我认为，某些家长口中的自家的“乖乖女”是需要加双引号的。意思不是强调， 而是否定。若不是家长对孩子百般约束，孩子长时间没有主体性可言，又怎么会有一点机会就做出疯狂举动？黄毛一没什么钱二没什么形象，能吸引人的也就放浪不羁和情绪刺激。但也正是这点自由，对于逆来顺受和什么都被家长安排规划的“乖乖女”来说，是最受吸引的。弹簧压久了，有一点缝隙就会强烈反弹，也就是这个道理。
现在我和摇子龙的联系渐少，也只在过年和初中同学相聚时，偶尔听人提起他的现状。我在去年年底写过一篇，里面就记录了一些初高中就辍学或肄业的年轻人的情况。黄毛们大多都从事着这样的力工工作。有时候我骑车走在上班的路上，也会想起我的初中，想起我的黄毛同桌。是的，我们确实是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但偶尔，我的那种被试卷和规则紧紧包裹的窒息感，与他们对自由对社会对人生的粗糙想象，似乎共享着同一种年轻的底色——一种急于挣脱什么、又不知该奔向何处的茫然。
这种底色贯穿于大多数的零零后群体，我们或许因为家庭环境的不同而走上了不同的路，但又因为时代环境的相同而都有同样的茫然与疲惫。我们现在所说的“黄毛”，也不单单是指那成群结队的九分裤豆豆鞋和彩色头发，而是一种符号。这种符号是一种别出心裁的跳脱出规则之外的反叛，即使这种反叛会导致人日后的上升通道变窄。但换而言之，没有了上升通道，也就无需焦虑上升的活法了。
黄毛们在初高中时，在十六七岁时的快乐与自由是真实的，他们在二十多岁的困顿与疲乏也是真实的。我十六七岁时，在高中里接受早五晚十一的应试规训是真实的，在二十三四岁的今天，面对当下物质所需与未来发展的困惑与茫然也是真实的。有时候我就会发问并思考，教育到底许诺了我们什么？是冲破命运的可能，还是划分命运的筛子？
去年在建材厂里，认识的一位初中辍学的小哥，他虽然年轻，但已是熟练工了
“知识改变命运、努力决定未来”这样的话我们相信。因为相信所以前行，也因为相信所以困惑。当我们沿着应试教育的轨道奋力奔走，偶尔回头看到这些被筛落的人，在轨道之外生儿育老，组成一个个或许不富裕，但却自洽自足的生活图景时，我们就不必有居高临下的鄙夷或同情了。因为生活，能容纳任何一种方式去度过它。有时候，我们过度为着所谓的上升而沿着轨道向前，反倒是自己把自己的路给走窄了。因为我们忘记了，轨道外面，也是世界的一部分。
言尽于此，我无意为任何一种生活辩护。我只是清晰地看到，我和我的初中同学们，被无形的手推向了不同的河流。我们在各自的河道里浮沉，偶尔能听见对方传来的、被水声模糊了的呼喊。呼喊声里没有对错，有的只是沉闷而巨大的喧响。喧响不是为了别的，就是想让人知道，有我们这样的人存在。我们活着，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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