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T3航站楼，冷气开得很足，却吹不散我后背那一层细密的虚汗。
我坐在轮椅上，膝盖上盖着那条在里昂旧货市场淘来的羊毛毯，手里死死攥着那本深红色的中国护照。我的儿子李明，正站在离我三米远的地方打电话。他用流利的法语跟那边解释着什么，眉头紧锁，时不时看一眼手腕上的表。那种神情我太熟悉了——那是处理一件棘手、麻烦、却又不得不处理的过期包裹时的表情。
那个“包裹”，就是我。
“爸，车来了。”李明挂了电话，换上一副略显疲惫的笑脸走过来，“是你以前单位的老刘叔来接咱们，直接去朝阳医院。”
我点了点头，没说话，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块吸饱了水的海绵。
十五年前，也是在这个机场，我意气风发。那时候我刚退休，卖掉了北京三环里那套一百二十平米的大房子，拿着几百万的巨款和毕生的积蓄，在亲戚朋友羡慕嫉妒的眼神中，登上了飞往法国的航班。那时候我说：“我要去享受欧洲的田园生活了，含饴弄孙，颐养天年。”
十五年后，我确诊了胰腺癌晚期。法国医生两手一摊，说只能姑息治疗。李明算了一笔账，那昂贵的护理费和可能拖垮他中产生活的医疗开销，让他做出了一个“孝顺”的决定——送我回国。
理由冠冕堂皇：“爸，落叶归根。国内现在的医疗技术不比国外差，而且你还有医保，找熟人也方便。”
我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心里一阵发苦。落叶归根？不，我这是被“退货”了。
车子驶入市区，曾经熟悉的街道变得无比陌生。高楼大厦像钢铁森林一样压过来，让我有些喘不过气。
到了医院，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我的医保卡停了很多年，虽然后来李明帮我补缴过，但异地手续、断缴补录的一堆问题，让窗口的小护士皱起了眉头。
“大爷，您这情况属于长期境外定居，现在突然回来要住院报销，系统里得审批。”小护士说话倒是客气，但眼神里那一闪而过的打量，像针一样扎人，“现在回国看病的人挺多的，都说是为了中医，其实……”
她没把话说完，但我懂。其实是为了蹭医保。
我脸上一阵燥热，像是被人当众扇了一巴掌。我想大声告诉她，我也曾是这个国家的建设者，我教了四十年书，我也交过税，这医保是我应得的！可话到嘴边，看着李明在旁边赔着笑脸递烟的样子，我又咽了回去。
我现在有什么底气喊呢？房子卖了，钱花了，根拔了。现在的我，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寄生虫。
住进病房的第二天，李明就要走了。
他的理由很充分：法国那边的公司只给了三天假，孩子还要上学，老婆一个人忙不过来。
“爸，护工我给你请最好的，一天四百。”李明站在病床前，一边整理领带一边说，“二姑就在北京，我也跟她打过招呼了，她会常来看你。钱的事你别操心，我有空就飞回来看你。”
我看着这个我也曾引以为傲的儿子。他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举手投足间都是那个“上流社会”的精英范儿。为了培养他，我倾其所有；为了帮他在法国站稳脚跟，我卖房款的一多半都给他付了里昂那套别墅的首付；为了帮他带两个混血孙子，我这十五年像个哑巴保姆一样在异国他乡操劳，法语只会说“你好”和“谢谢”，唯一的社交就是去超市买打折菜。
现在，我病了，成了累赘，就被这一张机票打发了回来。
“明啊，”我叫住他，声音有些发抖，“要是……我是说要是，我这次挺不过去……”
“爸！说什么呢！”李明打断我，语气有些急躁，似乎在掩饰什么，“医生说了，还是有希望的。你别胡思乱想，好好养病。”
他走了。走得很快，连头都没回，仿佛身后有什么洪水猛兽。
我看着空荡荡的病房，那一刻，巨大的孤独感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我躺在洁白的床单上，眼泪顺着眼角流进耳朵里，冰凉刺骨。
我错了。我不该在十五年前把自己的后路断得干干净净。我以为亲情是这世上最坚固的保险，却忘了，人性在现实面前，往往经不起太昂贵的考验。
下午，二妹来了。
二妹比我小五岁，一辈子没出过国，守着老家那套老破小过日子。以前我总觉得她没出息，甚至在出国前还带着一种优越感劝她：“你也把房子卖了跟我走吧，国内这环境哪有国外好？”
现在，她提着一个保温桶，风尘仆仆地出现在病房门口。看见我的一瞬间，她的眼圈红了。
“哥，你怎么瘦成这样了？”
她没有责备，没有嘲讽，只是走过来，用那双粗糙的手摸了摸我的额头。
“二妹……”我喊了一声，眼泪再也止不住，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二妹给我倒了一碗小米粥，是从家里熬好带过来的，粘稠，带着一股久违的米香。“哥，喝点吧。国外的面包牛奶把胃都吃寒了。”
那一碗粥，我喝得干干净净。那是十五年来，我吃过最踏实的一顿饭。
住院的日子里，二妹几乎天天来。她不怎么会说话，就在旁边陪我坐着，给我削苹果，或者絮絮叨叨地说着家里的琐事：谁家孙子考上大学了，谁家老头去跳广场舞了，以前大院里的老张头前几天走了……
这些充满了烟火气的琐碎，像是一根根细线，慢慢把我从那个冰冷、悬空的“华侨”身份里拉了回来，重新缝合进这个真实的人世间。
但高潮总是在不经意间到来，把刚刚建立的一点温情撕得粉碎。
那是住院的第二周，我的病情突然恶化，疼得在床上打滚。医生建议用一种进口的靶向药，不在医保范围内，一支要两万多。
二妹给李明打电话。
电话开了免提，李明的声音从大洋彼岸传来，带着明显的迟疑：“二姑，一定要用这个药吗？医生不是说……已经是晚期了吗？这个药能延命多久？如果只是多拖一个月，有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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