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钱，医药费生活费全免，想住多久都行。”2025年末，湖北襄阳乡下，某精神病院工作人员对几位独居老人说出这话时，听起来是天上掉馅饼，实际上却是引着人往医保资金的黑洞里跳。
襄阳的精神病院，开得快要赶上街头的牛肉面馆，有二十多家挤在这片地方。新京报记者以护工身份潜伏了几个月，看到了说话清楚、思路明白的老人在院子里晒太阳聊天，护工和保安穿着病号服打卡上下班。这些人，就是医院登记在册的“住院病人”。
一、
襄阳这些精神病院的套路，是一套摸熟了的盈利闭环。剥掉那层医疗的外衣，里面就是纯粹的生意，从下乡拉人到套取医保。
医院没几个真正来看病的患者，倒有一支特别“积极”的“拉人队”，全院上下都成了业务员，被催着下乡“找病人”。农村独居老人、家里觉得拖累的残障者、没人管的闲散人员，都是他们的目标。
“免费吃住、免费治病”这话，有人半信半疑跟着来，有人觉得总算有了着落，几乎没人细想。但这扇门进来容易，出去却难。
住进来之后的诊断，更是儿戏，想给你安个什么病，张嘴就来。
有医生当着记者的面直接说，想办住院，随便就能“造一个精神病出来”，抑郁、焦虑、精神分裂，随便选个名头就行。
病历是提前打印好的模板，诊疗项目是凭空编出来的清单，心理治疗、行为矫正看起来一项不少，实际上可能连一颗对症的药都没给。一个个好好的人，就这样被盖上“精神病人”的章，成了医院套取医保的活工具。
知道内情的护工给记者算过一笔账，一个病人一个月能从医保套出差不多5000块，一年就是6万，100个病人就是600万。医院的租金、人工这些成本，一年就能赚回来，剩下的全是净利润。
为了守住这台“印钞机”，有人想走，医生就说病情没稳定。有人闹得厉害，医院就玩“假出院”的把戏，办个手续做做样子，隔天再把人接回来，既应付了医保检查，又能继续套钱。曾有病人多次要求出院被拒，最后在院里走了绝路。
在这里，老人多聊几句闲天，就挨一耳光，病人往门口挪几步，就被一脚踹回去，甚至有人稍作反抗，就被医护人员拿冷水管子抽打。
二、
有人会问，这么明目张胆地骗保，监管去哪里了？卫健委、医保局，地方条例、国家法律，看起来织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监管网，纸面上的规定订得比墙还厚。
可这些规定，最终大多停留在了纸上。精神诊断本身带有一定主观性，到了这些黑心医院手里，直接成了护身符。一句“病情存在个体差异”，就能把监管的疑问挡回去。院区是封闭的，信息是捂着的，监管人员进不去，看不到真实的诊疗情况，只能对着医院提交的书面材料审核，真假难辨。
医院摸清了监管的节奏，检查的人来了就摆拍装样子，人一走就恢复原样，跟监管玩起捉迷藏，运动式的检查、形式化的督导。
更关键的是，法律界和医学界争论了多年，至今也没彻底厘清对那些没有自伤、也没有伤人风险的人，非自愿住院到底是“医学保护”，还是“限制人身自由”？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答案，就给了黑心医院操作的空间。
在襄阳这些地方，所谓的“医学保护性住院”，根本不用经过像样的司法程序，家属点个头，医院盖个章，就能把一个正常人关进去。“被精神病”不再是电影里的情节，而是真实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事。
多方面的监管失语，或许不是因为懒或笨，而是专业壁垒、信息封闭、权责模糊，交织成一张无形的网，把监管者挡在了外面。当监管变成走流程，检查变成走过场，这些黑心操作者的胆子自然越来越大，骗保的手也越伸越长。
三、
襄阳这种黑心生意能做这么大，光靠医院心黑还不够，背后还有一片扭曲的现实土壤。当开精神病院成了一门“热门生意”，当医保资金成了容易到手的肥肉，资本的贪婪就彻底扭曲了医疗的本质。
不过现实中，确实存在这种“畸形需求”。农村独居老人的养老缺口明摆着，家里条件差的，连口热饭都难保证；还有些家庭，觉得家里的残障者、闲散人员是负担，巴不得有人接走。医院说免费吃住，对他们来说，不就是天上掉的馅饼吗？哪怕隐约觉得不对劲，也有人愿意试一试。黑心医院正是抓住这一点，把医保资金和养老刚需捆绑在一起，包装成一种畸形的“福利”，让老人“自愿”成为工具，让家属乐意甩掉包袱。
况且，这生意门槛低、利润高。对不法资本来说，开精神病院简直是躺着赚钱，租个院子，雇几个懂点门道的医护，准备几套病历模板，就能开张套保，一年回本，之后年年盈利。如果不是这次记者曝光，让这门生意几乎没什么风险。
低风险、高回报，成了吸引投机者扎堆涌入的诱饵。襄阳的精神病院越开越多，像街边的牛肉面馆一样，哪里有利可图，哪里就挤满了经营者。
基层精神医疗资源本就紧缺，正规精神病院没几家，专业医护人员更是稀少，很多地方的患者想看病都找不到门路。农村养老资源的缺口，更是显而易见，养老服务跟不上，独居老人的生活无人照料。这种资源的不平衡，给了黑心医院钻空子的机会。他们打着“精神病院”的旗号，占据了市场，却不干任何医疗实事。
资本的贪婪、监管的缺位、社会的痛点，三者缠绕在一起，就成了这种黑心生意滋生的温床。
四、
新京报这位记者的卧底调查，扮成护工混进医院，跟着“拉人队”下乡，住进院子，熬了好几个月，这份孤勇，在当下的媒体环境里，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报道发出后，宜昌、襄阳两地很快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起底式排查”的承诺也登上了新闻。这回应不可谓不及时。但风暴来过，痕迹真的会消失吗？
记者离开襄阳的时候，院区的铁门关着，从外面看静悄悄的。那些被贴上“精神病人”标签的正常人，应该还在院子里坐着，或许还在聊着天，等着下一顿免费的饭。他们不会知道，自己成了别人账本上的数字，也不会知道，有一篇报道试图为他们说话。
而改变，从来不是靠一篇报道、一次调查就能完成。记者的笔停下了，但故事之外的我们，是否愿意继续追问，下一个“襄阳”，又会在哪里悄悄开门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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