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春天的南京，长江边风有些硬。江苏省大会堂里，人头攒动，灯光并不耀眼，却很亮堂。毛主席缓步走上台阶，身边一手拉着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一手拉着南京军事学院政委王平。台下很多人只觉得这一幕意味深长，却不知几十年前，这个被毛主席叫作“王大个子”的军人，是怎样一路走到这里的。
有意思的是，当毛主席准备离开南京去上海时，看到不少干部本能地要跟出去送行，他忽然停下脚步，指着王平和许世友，慢腾腾地说了一句：“不要送，各奔前程。”话音不重，却很有分量。这并不是随口一说，而像是对一代老战士的一句叮嘱。要说清这句话背后的意味，绕不开的，还是王平这一生的路。
一、长征路上“王大个子”的身影
时间往前推回到1935年初，长征行军中的红三军团，几乎人人都知道有个大高个儿团干部，走起路来步子又大又稳。这个人，就是后来名满全军的王平。当时他还叫王明，个子高过毛主席半头，在队伍里格外显眼，所以大家干脆叫他“王大个子”。
1935年2月，一渡赤水后，部队伤亡不小，军委决定精简缩编，取消师一级建制，全军压缩成17个团。王平从团政委岗位，调整为红十一团政治处主任，任务不轻，压力却更大。环境艰苦、兵力减少，干部往往一人多职，一边带兵，一边还得做政治工作，说到底，就是既要打仗，还要稳住军心。
那年春天，贵州遵义一带细雨不断，道路泥泞，山路越走越窄，红十一团按照命令急行军。彭德怀随团行动，这也是王平第一次直接在彭德怀指挥下执行任务。出发前，彭德怀特意叮嘱他：“要走快些，至少走六十里才能休息，不然敌人飞机来了就麻烦。”
雨水打在脸上，鞋子一脚一滑，行军队伍被拉成一条长线。彭德怀骑着马，从队尾往前催：“再走快点！”红十一团又急行了四十多里。眼看战士们气喘吁吁，连说话的力气都不多，团政委张爱萍看着心里发紧，忍不住和王平商量：“部队太累了，该歇一歇了。”王平觉得有道理，就下令暂时休整吃饭。
没多久，彭德怀骑马赶到，话说得很冲：“谁叫你们休息吃饭的？你们这是不顾大局！”王平和张爱萍只得挨训，立即传令继续前进，又咬牙走了三十多里，直到彭老总下命令：“可以休息吃饭！”这才真正停下。
战士们刚坐在路边，掏出干粮啃起来。彭德怀一个人蹲在一旁边吃边看，见王平他们几个团干部坐在树下，也不说话，就主动走过来打趣：“你们吃什么好东西呢，还躲着我呀？”一句玩笑，把刚才紧绷的气氛一下子冲淡了。那一刻，很多人心里都明白，这位军团长在路上批评时的严厉，其实是为全局着想，转身又愿意放低姿态和干部们打成一片。
不得不说，像王平这样的团干部，在这种氛围里，很容易被真正锻炼出来。既要能扛得住批评，也要看得懂上级的苦心。此后，他在作战中逐渐形成了既顽强又稳重的指挥风格，这在后来多次关键时刻体现得十分明显。
再往前走不久，长征途中一段颇为惊险的插曲，让毛主席记住了这个“大个子”。在三渡赤水之后的一天，王平率红十一团翻越一座大山，准备向前方机动作战。部队正从山顶往下走，忽然前面传来消息：中央纵队的直属队，正从山下往上爬，两支队伍在半山腰迎面相遇。
这时，一个高个子从队伍里走出来，手里拄着一根棍子，一边走一边喊：“大个子，先停住，不要走。”王平定睛一看，才发现是毛主席，当即下令部队停步。毛主席开门见山：“你们来得正好，我给你一个任务。”原来，军委侦察得知，敌方一个整师正向中央纵队扑来，而此时红一军团主力已向四川古蔺、叙永方向机动，中央纵队身边一时缺少可用兵力。
毛主席当场命令王平：“你们立即过去堵截，掩护中央和军委机关通过，红五军团上来以后接替你们。”这话说得不重，却意味着把党中央的安全交给了红十一团。王平接令后，立即率部日夜兼程赶到指定地域，刚爬上山顶还未来得及吃口热饭，敌军就顶着山势冲了上来。
那场阻击战，打得相当艰苦。地形对敌方更有利，红十一团却只能死守阵地，硬顶了两天两夜，直到红五军团接防，才转身追赶大队人马。正是这一仗，让毛主席真正记住了“王大个子”，也进一步坚定了对他的信任。
二、“护驾”与“要钱”：战火中的信任
1935年春夏之间，中央红军在川黔边一带几渡赤水，敌军几十万被弄得团团转。等到四渡赤水之后，红军甩开追兵，转向新的战略方向，可部队外有追兵，内里还有更棘手的问题——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之间的分歧，开始逐步显露。
1935年9月上旬，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北部会合后，又因张国焘的个人野心而矛盾加深。队伍被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名义上统一行动，实际气氛颇为微妙。左路军由朱德和张国焘指挥，右路军则由徐向前、陈昌浩指挥，党中央和毛主席随右路军行动。
9月10日凌晨一点左右，王平刚刚重新担任红十一团政委不久，突然接到紧急通知。他和时任团长邓国清被叫去见彭德怀、王稼祥、李富春等人。几位中央领导向他们点明了眼前的严重局势：张国焘坚持南下，甚至有脱离党中央的危险举动。
听完情况介绍，王平压不住心中的气愤，当场提出：“请给我们任务。”彭德怀没有多说空话，只是简短地下达命令：红十一团立即出发，担任要害地段警戒任务，负责掩护中央和军委机关以及红三军团直属队安全通过，等红十团也通过后，再跟上队伍前进。
从表面看，这是一道普通的警戒命令，实则是要红十一团在关键地带盯住红四方面军的动向，一旦对党中央不利，必须先发现、先处理。再加上这次行动要求高度保密，不作事先动员，只能用结果来解释原因，压力可想而知。
王平立即把部队拉出宿营地，悄然急行军进入指定地域，连参谋长和政治处主任都不知道真实来意。后来他回忆那一夜，直言气氛“很紧张，也很秘密”。中央机关直属队在天不亮就动身，当太阳从山头升起时，毛主席经过红十一团设在山上的警戒点，把王平他们叫到身边，问了一句：“前面有什么动静？”
王平如实汇报：没发现大规模异常，只是警戒哨曾听见有人在黑暗中喊：“红一方面军的同志，你们不要走啊！”这说明对方已经有人察觉队伍有分离的迹象。王平心里有疑虑，忍不住追问了一句：“要是有人开枪怎么办？”
毛主席听完，手一挥：“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这句话听上去平缓，却是明确态度——兄弟部队之间，绝不能形成武装冲突，再大的分歧，也只能靠政治工作去化解。王平心里有数，这既是底线，也是原则。最终，红十一团在这次“护驾”行动中没有开一枪，却完成了极关键的警戒任务，为党中央安全北上争取到了宝贵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从那以后，毛主席对王平的信任不只停留在战场，更延伸到日后的用人和重托之上。两人之间的交往，也不局限于作战命令，而是渐渐多了一些“家常味道”。
1935年末至1936年，随着瓦窑堡会议召开、东征战役打响，陕北成为全党全军活动中心。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为之后全国抗战铺路。会后不久，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由彭德怀任总司令，毛主席兼总政治委员，向山西进军，史称“东征”。
1936年春，东征部队攻入晋西，打得阎锡山措手不及，随后国民党军、地方军阀多方合围。5月初，红军主动从黄河东岸撤回陕北，避免与优势敌军决战，保存有生力量。东征虽时间不长，却扩大了我党我军在华北地区的影响，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役结束后，中央审时度势，在1936年5月作出一个看似不那么“激烈”，其实关乎长远的大决定——抽调大量干部进入红军大学学习，提高军事政治素质，准备迎接更复杂的全国局势。在这个名单里，就有王平。
1936年6月1日，陕北安定县瓦窑堡的一座旧庙堂前，红旗迎风猎猎，一所特殊的学校正式开学——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后来人们更熟悉的名字是“抗大”。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都在主席台上，毛主席还发表了颇有激情的讲话，明确了“抗大”培养骨干干部的作用。
按学员干部级别，红军大学分为三个科：团以上干部为一科，营连干部为二科，班排为三科。身为团级主官的王平，被编入一科，开始了集中学习的这段日子。教室没有多么宽敞，课桌也很简单，但对这些从战火中走来的干部而言，这段时间弥足珍贵。
年底，“抗大”第一期接近尾声，很多学员都想回前线。有一天，毛主席专门找学员谈话，语气里带着点玩笑：“你们有的人不愿意留在后方，谁能给我讲个道理，把我说服了，我就批准你走。什么事情都要有人去干，前方要人，后方也要人。谁不愿意在后方，我就偏偏把他留下来，愿意留下的可以走。”
当场不少人被这番话“说懵了”，谁也不敢随便表态。此前曾直言不想留在后方的谭政、苏振华被毛主席点名留下，别的干部也有一部分被安排长期在后方从事干部教育和军事训练。王平则在1935年年底从“抗大”毕业后，被派往陕北红二十七军，担任政委。
也就在离开前线不久，王平与毛主席之间发生了一件颇“接地气”的小插曲——改名。
某天，毛主席召见红二十七军新任军长贺晋年和政委王平，给他们交代任务。说完正事，他问了一句：“有什么困难吗？”按理说，这时候多半是谈部队供给、武器装备之类的问题，但王平站起来居然先说：“报告主席，我想改名字。”
毛主席听后笑了：“王明，这个名字很好嘛，国际代表啊！”原来王平当时的名字叫王明，而党内已经有一位叫王明的中央领导，曾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在党内活动，因此很多人拿这个名字打趣他。王平无奈，只好实话实说：“正是因为这样，别人老是叫我国际代表，所以我要改名。”
毛主席听完哈哈一笑，当场同意，更表示这个改名很有必要。从那以后，他就不再叫王明，而正式改称“王平”。这个“平”字，平实、平民、平和，也多少映照着他后来的人生态度。
三、从剿匪到“筹款”：细节中的品格
改任红二十七军政委后，王平的工作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1937年前后，党中央从保安迁往延安，陕北成为政治中心。红二十七军进驻洛川一带，担任维护西安至延安运输线的任务。表面看，这不像是前线恶战，但风险一点不少。
当时，宜川、延长、富县交界地区处于所谓“无人区”，土匪势力盘踞其间，拦路抢劫往来商旅，有时甚至深入乡村行凶作乱。中央要求，必须尽快肃清这一带匪患，保障延安和外地往来畅通。
王平与军长贺晋年仔细研究，采取的是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并用的办法。不是简单地围剿一通就完事，而是布置路边设伏、分片搜索、集中合围，打掉最凶残的一伙土匪头目；对于一些受胁从匪、势力不大的小股，则有针对地开展教育和分化工作，争取一部分人回家务农。三个月下来，这片“无主之地”的匪患基本肃清，西安到延安的道路安全状况有了明显改观。
不久，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拥入全民抗战的统一序列。红二十七军也随之改编，奉命开往甘肃正宁一线，担负从陕西富县到甘肃正宁的警戒任务。这段路得走三天，而且大部分都在国民党统治区，只能沿途买粮补给。问题是，整个部队身上只有一百块现钱，这点钱根本撑不了三天的消耗。
在这种局面下，王平向中央发电报求援，对方的回复只有两个字：“没钱。”眼看部队要动身，粮食却没有着落，他只好直接给毛主席打电话，语气里带着点着急：“请中央给我们三千元，没有三千两千也行，没有两千一千也可以。”
电话那头传来毛主席的声音：“没有，我一块钱也没有。”这话说得很直白，当时党中央确实在和国民党谈经费拨款，手头异常拮据，连中央机关经费都很紧张，更别说多余的钱给前出部队。
钱要不到，部队又必须出发，王平只得另想办法。最后，他和地方干部协商，盯上了当地一名联保主任。此人依靠土围子囤积粮食，搞投机倒把，手里大把现钱与粮食。经过一番针锋相对的交涉，在国民党县长担保下，这个联保主任交出了五千大洋和五百石粮食，既算是惩治不法，又解决了部队燃眉之急。
王平不敢擅专，随即打电话向毛主席报告这一“意外收入”。毛主席听完没有表扬，只是平和地说了一番话：“钱你们不能全拿走，按照你原来的要求留一千，剩下四千送来延安。粮食你们能带多少就带多少，好不好？”意思很明白，部队眼前要解决问题，中央也同样难，得互相挤一挤。
站在王平角度，这个安排显然有点紧，他当场表示：“主席，那可不行，我们只留一千元太少了，不足以解决眼前的难题。”毛主席稍一思索，改口道：“好吧，那你们带两千吧。”就这样，五千大洋被分成三份，两千留部队解决三天行军的粮饷，两千送延安周转，还有一千，按当时的语气，可以理解为由地方配合调剂使用。
这件事很值得细细琢磨。一方面，王平既懂中央困难，也敢按实情争取；另一方面，毛主席在原则之中，又给前线留足必要空间，最终形成一种微妙平衡。可以说，这既是信任，也是磨合，两者之间的默契，是多年并肩斗争慢慢积累出来的。
不久后，延安城头飘起“八路军”的番号旗帜。王平继续在军队中担任重要政治职务，经历全面抗战、解放战争，直至新中国成立。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这位当年在泥泞山路上挨彭德怀批评、在山腰拄着棍听毛主席吩咐任务的“大个子”，终于在共和国军队序列中站到了将帅行列。
四、“各奔前程”背后的坚守
时间再往前推，到了1972年。新中国已经走过二十多个年头，战争硝烟散去，那个曾在三渡赤水阻击敌师的红十一团政委，此时已是南京军事学院政委，头发花白，身形却仍挺拔。毛主席这次南巡视察南京，在江苏省大会堂接见部队师以上干部和地方负责人，场面庄重，却不失亲切。
毛主席上台时，一手拉着许世友，一手拉着王平，旁边是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省长惠裕宁等地方领导。交谈中，毛主席详细询问了南京军区和南京军事学院的情况，对地方工作也逐一了解。对大家的努力，他给了肯定，又不忘提醒：“团结起来，努力奋斗，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语速慢，却字字清晰。
接见结束后，毛主席准备动身前往上海。现场干部出于尊敬，下意识想送到门口甚至更远。就在这个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指着身边的王平和许世友，说了那句后来被很多人记住的话：“不要送，各奔前程。”说完，转身上车，离开南京。
这句“各奔前程”，听上去像一句随口相劝，实则意味颇深。经历过战争年代的人都明白，在长征路上，在枪林弹雨中，许多时候“前程”只意味着完成任务、不辱使命，而不是个人荣辱得失。到了和平时期，这几个字又带上了新的含义——岗位不同，但都要盯着各自的责任，把手里的事做好，不必过多纠缠于形式化的礼节。
王平听得很清楚，心里也明白，这是对老战友的一种提醒：当年拉枪栓冲锋是前程，如今办学育人、搞好部队建设同样是前程。角色变了，要求未变。
这几年，他在南京军事学院分管政治工作，面对的是一批批年轻军官。老一辈红军干部的战场经历无法照搬给下一代，但“为谁而学”“为谁而战”的问题，却必须一代一代说清楚。王平在课堂、在会议上，总习惯把话说得很实在，很少说漂亮套话。这种说话方式，其实和他在延安时那次“要钱”的电话一脉相承。
1977年，已经离开军中一线岗位的王平，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湖北阳新人。他和爱人、两个儿子住在县委招待所。那地方条件一般，房间简单，设施也谈不上好。县领导觉得于情于理都过意不去，多次提出把他们一家接到条件更好的商业旅社去住。
王平直接回绝：“能住就行，绝对不许超过标准。”语气坚决，态度明确。他不愿搞特殊，更不愿让家乡干部为接待他而花额外心思。这里面既有习惯，更有立场——几十年革命生涯养成的作风，不会因为级别和地位改变而松懈。
当天晚上，他几乎没怎么睡着，和身边工作人员聊起很多往事。有人提到老乡当年送粮、送布、掩护伤员的细节，他一边听，一边问得很细。可以看得出，对这片土地，他心里装着很重的感情。
说话间，他一次又一次叮嘱自己的两个儿子：“人不能忘本，忘过去就等于背叛。我们共产党人，更不能忘记战争时期支持我们的人民群众。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如果党的干部把群众忘了，那就是犯罪。”这些话说得不客气，却很直截了当。
在阳新停留的几天里，王平没有把时间花在走马观花的“看看旧地”，而是实地走访，去村里、去田间，问粮食产量，问水利状况，问防病情况。和县领导碰头时，他更愿意谈当前的实际问题，拿出纸笔，一条条记下需要重点抓的几件事，其中就包括提高粮食产量，和治理危害多年的血吸虫病。
临走时，他再三叮嘱县里领导：“粮食生产一定要搞上去，血吸虫病一定要治好。不能搞形式主义，也不能走过场，要拿出具体的办法。”话不多，却抓得很紧。他知道，对于一个贫困地区来说，“吃饱”和“治病”才是实打实的关键，任何漂亮的口号，都比不上一亩亩长得好的庄稼和一个个远离病痛的村民。
临别前，他问县里还有什么实际困难。一位同志有些迟疑地说，希望能解决两台推土机，用来围塘造田、改善生产条件。这个要求说不上巨大，却也不是小事。王平想了想，答应下来：“你们把生产搞好，血吸虫根除了，我再回来给你们庆功。”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他离开阳新后，通过有关部门，给家乡落实了两台推土机、一部铲车。机器到位，围塘造田的进度明显加快，农田条件逐渐改善。二十年后，这一带的面貌早已大变，当年列在纸上的那些目标，基本都实现了。只可惜，王平因工作和身体原因，再也没有机会回家乡亲眼看看。
回过头看这一生，从长征路上的“王大个子”，到抗战、解放战争中的政工主官，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上将、南京军事学院政委，王平的轨迹很清晰：始终围着一个“人民”转。战时保卫党中央、掩护机关转移，平时维护交通线、肃清匪患，晚年回乡还要操心粮食和血吸虫，这条线串起来，倒也并不复杂。
1972年，毛主席在南京说的那句“各奔前程”，看似一句随口之言，却和王平后来的行事态度暗暗呼应。各有岗位，各守职责，各自把该做的事做好。这些老一辈将领，没有花哨的话语，也不喜欢摆姿态，更多是用日复一日的选择，把“前程”二字落到了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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