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四大野战军次第组建，西北野战军（一野）、中原野战军（二野）、华东野战军（三野）、东北野战军（四野）各担重任，席卷全国解放战场。
邓子恢作为党内深耕农村与后勤工作的资深干部，是少数在二野、三野、四野均有正式任职的核心人员，未曾涉足一野，其履职轨迹始终贴合战局演变，核心聚焦根据地巩固、后勤支前与地方治理，虽非一线作战指挥，却为三大野战军的作战胜利筑牢了后方根基，其任职详情藏着解放战争后方工作的真实脉络。
1946年底，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华东战场成为国共争夺的核心区域，华中分局与山东分局合并组建华东局，华东野战军（1949年2月正式改称第三野战军）同期组建，邓子恢调任华东局副书记、华东军区副政委，就此开启在三野前身部队的履职生涯。
彼时的华野，刚经历苏中战役、宿北战役，虽接连取胜，但面临两大困境，一是前线兵力粮草消耗剧增，山东解放区土改不彻底，贫雇农分地不足，群众支前积极性迟迟未能调动；二是战区跨度大，部队机动频繁，后勤补给线脆弱，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在即，粮草征集、民工动员迫在眉睫。
到任华东后，邓子恢没有涉足作战指挥，而是一头扎进根据地建设与后勤统筹。针对土改弊端，他深入乡村调研，发现山东当地此前执行的土改政策，对富农土地一概不动，地主可留存比贫农多一倍的土地，导致贫雇农获益有限，群众参与革命的热情不高。
为此，他提出“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土改方针，明确中农土地不予触动，集中没收地主多余土地、征收富农超额土地，统一分配给贫雇农，随即在华东解放区推行土改复查。这一方针精准平衡了各方利益，迅速点燃群众热情，青年主动参军，壮年踊跃支前，华野兵源与后勤补给得到初步缓解。
1947年7月，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邓子恢与张云逸组建华东局工委，转移至渤海地区主持后方工作。彼时华野主力外线出击，渤海成为华东解放区的最后屏障，也是后勤补给的核心基地。邓子恢牵头建立三级支前体系，县级设支前办，区级设运输队，乡级设担架队，制定严格的筹粮细则，按田亩合理摊派，禁止无偿征调，同时协调地方政权与野战军后勤部门，打通粮草从征集到转运的全链条。
孟良崮战役期间，渤海地区动员民工十余万，担架两万余副，将粮食、弹药源源不断送往前线，正是这一时期的后勤铺垫，让华野得以集中兵力全歼张灵甫整编74师。1948年5月，中原战局吃紧，中央调邓子恢南下，其在华东野战军（三野前身）的履职告一段落，这段经历也为其后续在其他野战军履职积累了成熟的后勤与土改经验。
邓子恢与第四野战军的渊源，始于东北根据地建设，贯穿东北野战军改称四野后的南下作战全程。1947年，中央为巩固东北战略后方，调邓子恢任东北局副书记，彼时东北野战军尚未改称四野，正筹备辽沈战役，邓子恢的核心任务是协助巩固东北根据地，为东野作战提供支撑。
东北土改初期曾出现过左倾向，部分地区不分青红皂白打击富农，甚至牵连中农，导致农村秩序不稳，粮食生产停滞。邓子恢深入农村调研后，坚决主张纠偏，提出保护中农利益，合理划分阶级成分，停止过激行为，快速稳定了农村局面。同时，他牵头组织二线兵团，将土改后翻身的农民编入地方武装，经短期训练后补充至东北野战军，为辽沈战役输送了大量兵源，东北根据地也因此成为全国最稳固的战略后方，为东野后续发展奠定基础。
1949年3月，东北野战军正式改称第四野战军，林彪任司令员，挥师南下解放中南各省，中央随即任命邓子恢为华中局第三书记、四野兼华中军区第二政委。彼时林彪专注于军事指挥，政委罗荣桓因身患重病未能到任，中南地区的地方党政、后勤保障与解放区巩固工作，全部由邓子恢主持。
四野南下战线绵延数千里，后勤补给压力巨大，且新解放地区匪患猖獗，民生凋敝，邓子恢先从武汉接管入手，这座九省通衢的城市刚解放时，物价飞涨，物资匮乏，人心浮动。他组织党政军三方协同，发动市民参与城市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分子，快速恢复粮食、煤炭供应，仅用月余便稳定了武汉局势，打了一场漂亮的城市接管硬仗。
随后，邓子恢统筹中南地区后勤，配合四野解放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地，组织群众修复道路桥梁，建立粮草转运站，解决四野南下作战的物资转运难题。中南全境解放后，他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主持剿匪反霸、减租减税工作，清剿境内残余匪患，稳定农村秩序，恢复农业生产，让四野南下作战有了稳固的后方依托。
邓子恢在四野的履职，虽不直接参与前线指挥，却从地方治理与后勤保障层面，为四野完成中南解放任务提供了关键支撑，其履职范畴完整覆盖东北野战军后期到第四野战军南下全程，是其在三大野战军任职中时间跨度最长的一段。
邓子恢在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身）的任职，恰逢中野最艰难的时期，直接破解了刘邓大军的后勤困局。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虽撕开国民党军中原防线，却因无稳定根据地依托，陷入缺粮缺弹、补给混乱的困境。部队长期在无后方状态下作战，土改政策执行激进，引发部分群众顾虑，加之币制混乱，粮草征集困难，甚至出现部队饿肚子、伤员无法及时转运的情况。
1948年5月，中央紧急调邓子恢任中原局第三书记、中原野战军副政委，协助刘伯承、邓小平主持中原局日常工作，核心负责财经、支前与根据地建设。
到任中原后，邓子恢没有急于求成，而是先摸清问题根源，提出“先固根基再保前线”的思路。针对土改激进问题，他纠正此前的偏差，推行“八步三头”工作法，一步步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建立基层政权，明确对大地主劣绅，初期示好稳定秩序，群众发动后拒绝其庇护，若勾结国民党还乡团则坚决打击，既团结了多数群众，又打击了顽固势力。
同时，他着手整顿财经，统一中原解放区货币，禁止乱摊乱派，建立正规的粮草征集制度，让群众愿意交粮、安心交粮，逐步解决了中野的粮源问题。短短数月，中原解放区便建立起多个稳固的后方基地，中野终于结束了无后方作战的窘境。
邓子恢在中野任职期间，最关键的工作是主导淮海战役的中原支前。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这场战役规模空前，战线广、时间长，后勤需求巨大，仅靠华东解放区难以支撑。
邓子恢敏锐察觉到支前工作的统筹短板，与中野参谋长李达联名提议，组建中原、华东统一支前机构，统筹两区人力物力，这一提议得到中央军委批准。此后，邓子恢坐镇中原，统筹豫皖苏、豫西等解放区的支前工作，动员民工百余万，征集粮草数千万斤，组织担架队、运输队，用肩挑、车推、驴驮的方式，将物资源源不断送往前线。
战役后期恰逢雨雪天气，前线粮草短缺，道路泥泞难行，邓子恢组织群众连夜抢修桥梁道路，动员民工冒雪送粮，甚至出现民工自己饿肚子也不动用前线粮草的场景。他主导的中原支前，与华东支前形成合力，彻底解决了淮海战役的后勤难题，为战役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1949年3月，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成立，邓子恢当选主席，他推动中原解放区财经统一，稳定物价，恢复工业生产，为中原野战军后续改称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做好了充分准备。邓子恢在中野的履职，精准破解了部队后勤与根据地建设的核心难题，让中野从困境中走出，成为一支具备大规模作战能力的主力部队。
纵观邓子恢在三大野战军的任职经历，始终围绕根据地建设、后勤支前、地方治理三大核心，从未涉足一线作战指挥，这与他深耕农村工作数十年的专长密不可分。
四大野战军里，他未任职第一野战军，究其原因，一是一野驻守西北，依托陕甘宁老解放区，根据地稳固，干部配置相对稳定；二是中央根据战局需求与干部专长调配，华东、中原、中南均为解放战争核心战区，且需快速建立新解放区，邓子恢的土改、后勤与地方治理专长，恰好契合这些区域的需求，故而被先后派往三野、二野、四野相关战区任职。
邓子恢在三大野战军的履职轨迹，是解放战争时期后方工作支撑前线作战的生动缩影。他每到一处，都直面实际困境，不搞花架子，从华东的土改纠偏与渤海支前，到中原的根据地重建与淮海支前，再到中南的城市接管与后勤统筹，始终扎根实际，解决具体问题。他的工作没有前线作战的轰轰烈烈，却实实在在为三大野战军的作战胜利筑牢了根基，其任职详情，既还原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干部调配逻辑，也展现了解放战争胜利背后，后方工作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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