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小月，这名字是假的，就像我脸上这层粉，一擦就掉。
你如果在街上看见我，大概认不出来——白天我穿着最普通的牛仔裤和T恤，头发扎成马尾，去菜市场还会为了两块钱跟摊主磨半天。
可到了晚上，我就成了这条巷子里的一个影子，踩着细高跟，倚着墙角那盏永远半明不灭的路灯，等一个价钱，也等一个不知是谁的陌生人。
一、那扇门是怎么推开的
我家在西南边一个山窝窝里。
出来那年，我十九岁，爹的病像一座山塌在家里。
县城电子厂的流水线，工钱只够我吃清水挂面。
第一次听到“来钱快”的路子，是同宿舍的姐妹说的，她描着眼线，吐着烟圈：“小月，你这张脸，不该埋在这里。”
真正推我的，是爹的主治医生那句“再拖，人就没了”。
那晚，我看着手机里催债的短信，又看了看窗外城市猩红的霓虹，觉得每条光都像张开的嘴。
我对着公共厕所裂了缝的镜子，涂上借来的口红，手抖得画到了下巴上。
第一单是个跑长途的货车司机，身上有股散不掉的油味和汗味。
完事他扔下三张皱巴巴的钞票，嘟囔了一句：“跟死鱼似的。”
钱是温热的，沾着他的体温，我捏着它，在桥洞底下吐了半个小时，胆汁都吐出来了。
可第二天，我还是去了。
二、夜里也有“规矩”
干我们这行，不像电影里演的，有个“妈妈桑”罩着。
大多是单打独斗，或者两三个姐妹抱团取暖。
我们有我们的“江湖规矩”：先收钱，不给钱就走人；不接醉得太厉害的，怕出事；尽量不跟客人去太偏僻的地方，包里常年备着防狼喷雾和一个小型报警器，虽然不知道真出事来不来得及用。
这些规矩，是用血和眼泪试出来的。
我们最怕的不是警察，是那些“不讲规矩”的客人。
有的完事了想赖账，有的以折腾人为乐。
丽姐，我认识的姐妹，脸上有道疤，是一个客人用烟头烫的，就因为她多问了一句要不要加时间。
我们报警？
不敢。
就像阴沟里的苔藓，见不得光。
我们互相舔伤口，在凌晨收工后，凑钱吃一碗热腾腾的馄饨，就是最大的慰藉。
三、那些客人的脸
客人什么样都有。
有二十出头愣头青一样的学生，紧张得手足无措；有西装革履、谈吐斯文，完事却恨不得立刻消毒的“体面人”；也有沉默寡言、只是抱着你睡一整夜的打工者，鼾声里都是疲惫。
他们买的不只是身体，很多时候是一点温度，一点不用负责的倾诉，或者一点点征服感。
有个常客，四十多岁，开个小超市。
每次来都不怎么说话，就是躺着，让我给他按按头。
他说他太累了，老婆跟他没话讲，孩子嫌他窝囊。
只有在这里，花钱买的这段时间，他是“皇帝”。
他睡着了有时会哭。
看着他松弛的侧脸，我有时会想，到底谁更可怜？
四、家，回不去的远方
钱，大部分寄回家了。
电话里，爹的声音中气足了，妈说家里盖了新房顶。
他们问我做什么工，我说在酒店当领班，管理很多人。
他们为我骄傲。
每次挂掉电话，我能盯着黑屏的手机发很久的呆。
屏幕里映出的脸，又陌生，又肮脏。
我不敢谈恋爱。
有个送外卖的小哥，总对我笑，有次下雨还把雨衣脱给我。
我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赶紧躲开了。
我这样的人，哪配有什么将来。
身子是脏的，心好像也泡在了一个永远洗不干净的浑水里。
五、天亮之前
转折来得没什么戏剧性。
去年冬天特别冷，我发烧了，硬撑着出门，眼前一黑栽在巷口。
醒来时在医院，白色的墙，消毒水的味道。
是巷子口卖豆浆的婆婆发现的我，用她的小三轮车拉我来的，还垫了医药费。
她什么都没问，只是每天端一碗热粥来，说：“姑娘，趁热吃。”
婆婆说，她女儿要是活着，也跟我差不多大。
她枯瘦的手摸我的额头，那种温度，跟我妈的一样。
我在那一片白色里，突然就崩溃了，哭得撕心裂肺，把几年的腌臜和委屈都哭了出来。
出院后，我没再去巷子口。
我用最后一点积蓄，在婆婆的豆浆摊旁边，支了个小摊，卖自己编的手链，几块钱一条，生意清淡。
现在，我还是活在城市的缝隙里，但终于能站在太阳底下了。
阳光照在那些彩色的珠子上，亮晶晶的。
偶尔，会有过去的姐妹来买手链，我们飞快地交换一个眼神，不说破什么。
她们的眼神里有羡慕，也有一种“你傻不傻”的疑问。
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也许一辈子就这样清贫下去。
但至少，我每晚能洗干净自己的手，躺在干净的床上，不做噩梦。
巷子口的夜风还是那么冷，但我已经走出来了。
我只想说，不是所有陷在泥里的人，都甘心一辈子做泥泞。
给一点光，哪怕就一丝，我们也想抓住，试着爬上来，看看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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