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11月14日，毛主席的专列在孝感站缓缓停下，谁也没想到，这次短暂停靠会让他当众掉下眼泪。

本该是汇报丰收的喜悦时刻，可面对那些惊人的亩产数据，他却攥紧拳头说了句我们对不起人民。

那时的武昌东湖宾馆已经戒备森严，一场关于钢铁命脉的博弈，即将在深夜的灯火中拉开序幕。

真相到底有多残酷？为什么在这场高级别的会议上，毛主席的建议竟然被集体婉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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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11月，大江南北都在热火朝天地搞建设，钢铁和粮食产量的数字就像坐了火箭一样往上涨。14号那天，毛主席的专列停在了孝感车站，接见了几位地方干部和劳模。按说在那时候，干部们最爱汇报的就是高产神话，可毛主席听着听着，眉头就锁成了疙瘩。

当时有个劳模叫官木生，讲起大家伙不分昼夜地干活，那叫一个拼命。毛主席听完没笑，反而流下泪来，他跟卫士长李银桥感叹，要是带不好头让大家过好日子，这辈子都亏得慌。更让他揪心的是，他在基层看出了不对劲，明明一亩地打400斤，非要报一万斤，这要是按虚报的数字征粮，老百姓真得喝西北风去。

这时候的主席已经意识到，那股浮夸风快要把天吹破了。他站在车窗边，看着外面疲惫却亢奋的人群，心里想的是要在接下来的武昌会议上，非得把这股风给生生打下去。专列于15号凌晨抵达武昌，他住进了东湖宾馆，此时的他还没意识到，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一场多么顽固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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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东湖宾馆，毛主席连觉都没顾上睡，白天听汇报，晚上就开始找主管经济的负责人对账。李富春、赵尔陆、薄一波，这几位都是当时管工业、管计委的大管家。主席直接开门见山，问明年这钢产量的指标到底定多少合适。

当时北戴河会议定的是3000万吨，这数字在主席看来，简直是拿着算盘上天，太不靠谱了。李富春当时提到，有些同志还想保3000万吨，他看2500万吨还是可能的。赵尔陆则更稳一点，觉得1600万吨都悬。薄一波最后建议内定1800万吨，对外报1600万吨。

毛主席听完一直没吭声，抽了口烟，忧虑地表示别因为想要虚名最后招来实祸。那时候，整个社会的情绪已经燃到了极点，哪怕是这些整天跟数字打交道的部长们，也都在这股洪流里半醉半醒。主席心里明白，这哪是定指标，这简直是在跟老天爷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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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号下午，毛主席在碰头会上把话挑明了，说工业、水利、粮食的任务通通都要收缩。他那是真急了，声色俱厉地警告大家，如果继续这么搞高压，迟早要出大事，甚至要死人的，这个责任谁也负不起。

可奇怪的是，主席的这些严厉警告，在当时那些习惯了大干快上的干部耳朵里，竟然没激起多大浪花。11月21号下午，大家伙讨论1959年的钢铁指标，结果讨论来讨论去，硬是没人愿意把指标减下来。在大家看来，减指标就是右倾，就是给大跃进抹黑。

毛主席那天晚上愁得根本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到了凌晨一点。他实在是憋不住了，直接让人去敲李富春、薄一波、王鹤寿他们的房门，硬是把这几位负责人从被窝里给叫了起来。主席当面询问他们，定3000万吨到底有没有把握，并强调应该把指标压到1800万吨。主席那是想尽办法想让大家伙冷静下来，可此时的局势已经像一辆没了刹车的重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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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以为主席都把人从被窝里拽出来了，话也说得那么重了，第二天开会大家肯定得改主意。结果呢？11月23号的会议上，主管经济的领导们依然各执己见。陈云主张定2500万吨，李先念也坚持2500万吨，李富春更是觉得2200万吨一定能行。

这就很有意思了，主席想压到1800万吨，可负责具体干活的人却一个劲地往上加码。主席那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22号晚上他干脆召集各大协作区的组长开座谈会。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陶铸、柯庆施，这些当时各省各部门的负责人全都在场。

毛主席本想说服他们一起压缩指标，结果却出现了反转。这些平时对他非常尊重的下属们，这次竟然团结了起来，反过来一起劝说主席维持原来的高指标。这场景在当时真的罕见，主席一个人想降温，一群人想加热。他没办法，最后只能找吴冷西和田家英这些搞媒体的人，让他们在报纸上压缩空气，泼点冷水，想靠舆论来清醒一下大家的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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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1月24号，钢铁指标的讨论进入了白热化。李富春作为主持人，直接亮出两个方案，1800万吨还是2200万吨。他带头表态支持2200万吨。紧接着，华北、东北、华中、华南各大区的负责人都跟商量好了似的，全都站出来支持2200万吨。

只有华东那边表现出了一丝犹豫，但最后也没坚持住。这些省里的负责人各有各的打算，东北的欧阳钦说全国一盘棋，支持2200万吨；河南的吴芝圃和湖北的王任重也是这个调子。哪怕像陶铸这样坦诚广东设备不够、缺焦煤的干部，也还是把任务定到了60万吨。

毛主席想把指标压到1800万吨的愿望，在那几天的会议室里，硬是被这一张张充满热情的嘴给顶没了。12月4号上午，主席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临时找大区区长谈话。王任重微笑着表示经过努力能完成，不主张减。张德生也说建设都上马了，减了就削弱基础，不能减。看着这一张张志在必得的脸，主席知道，这股风暂时是压不住了。

这故事吧，得从一份份报上来的数字说起。那一年的王任重这帮人，一个个都跟打了鸡血似的，觉得只要胆子大，钢产量翻番就跟玩一样。

婚后那日子大家伙都明白，主席在东湖宾馆操碎了心，结果到了开会的时候，底下的干部硬是没一个松口的，个个拍胸脯保证。

你说这硬不硬气？明明主席都把利害关系说到这份上了，大伙儿还是觉得能创造奇迹，结果1958年这道坎，到底还是让大伙儿都记住了什么叫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