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作为出身优渥的富二代，却选择以蓝领工人的代表自居，其政策主张中存在着深层次的内在矛盾，这些矛盾也决定了他难以真正解决美国当下的核心困境。
美国战后曾凭借独霸全球的经济实力，构建起以自身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通过开放本土市场拉拢盟友，形成反共阵营。彼时美国坚信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认为大资本利润的增长等同于国家富裕，却忽视了这一逻辑背后的隐患。
二战后，德国、日本等战败国迅速恢复竞争力，通过对美出口和在美设厂，逐步侵蚀美国制造业根基。而美国大资本为追求更高利润，纷纷将生产线转移至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导致国内蓝领就业机会大量流失。
美国曾试图通过市场开放推动中国等国家制度转型，却未料到中国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吸收了转移的制造业，还快速缩小了技术差距，反而让美国国内的贫富分化问题愈发突出。
军事霸权的维持成为美国另一个沉重负担。美国迷信军事力量可以掠夺全球资源，支撑国内高消费，但军事扩张需要强大的金融支撑。越南战争后，美国从贸易顺差、金融顺差转为双逆差，自80年代中期起依赖借债度日，债务利息负担不断加重，美元信用持续动摇，形成了军事扩张与金融脆弱性的恶性循环。
特朗普的崛起，源于他对这一困境的感知。作为房地产商人，他的产业依赖中产阶级消费，而制造业外流导致的蓝领失业、中产阶级萎缩，直接影响了其商业利益，这促使他以蓝领代言人的身份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主张。
但问题的核心在于，美国长期将少数富人的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忽视了多数民众的诉求，特朗普的解决方案并未触及这一根本症结。
特朗普试图推动制造业回流，但美国基础设施陈旧，更新改造需要巨额资金。美国的金钱政治决定了他必须依赖大资本支持，只能推行减税政策而非加税，这进一步加剧了财政赤字。
新冠疫情期间，为讨好民意而大规模发钱，使得美国国债飙升至不可持续的水平。他效仿80年代对日本的广场协议，对贸易顺差国发动关税战，结果未能让中国屈服，反而导致美国国内通货膨胀加剧、失业率上升，损害了自身选民利益。
面对失业问题，特朗普将责任归咎于拉美非法移民，主张修建边境墙，但这一举措并未抓住本质。拉美移民从事的多是美国本土民众不愿接受的重体力劳动，而移民潮的根源在于美国政策导致的拉美地区动荡与发展失衡。美国两党在移民问题上的分歧，进一步加剧了国内撕裂，特朗普将移民污名为“贩毒者”的说法，也与事实不符。
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看似针对美国的困境，实则相互矛盾、治标不治本。他既想维护大资本利益，又试图安抚蓝领工人；既想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扭转产业空心化，又依赖全球体系维持美国优势；
既想通过军事霸权巩固地位，又无力承担其高昂成本。这些矛盾的根源，在于美国长期形成的发展模式与制度缺陷，特朗普的政策未能突破这一框架，自然难以解决美国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美国的困境，本质上是其自身发展逻辑失衡的结果，而如何平衡资本利益与民众诉求、全球扩张与国内发展，仍是其难以破解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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