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美国声名卓著的电影人伍迪·艾伦眼里，瑞典电影导演、编剧英格玛·伯格曼“可能是自摄影机发明以来最伟大的电影艺术家”。他编导的《野草莓》《第七封印》《假面》《呼喊与细雨》《芬妮与亚历山大》等作品已成为20世纪下半叶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他的自传性作品《魔灯》展示了其幼年生活和创作灵感的起源、发展，而新近问世的两大卷《伯格曼工作笔记》则为人们考察他的创作孕育成形和发展提供了第一手的文献佐证，读者仿佛潜入他的工作室，近距离地探视他创作的全过程，看到拍摄一部影片的动机如何产生，随后如何扩充、膨胀；有时它会发生奇异的变形，原来的构想被丢弃，从藤蔓丛生的混沌中衍生出另一部作品的构思。这一非常人所能体验的历程中交织着欣喜、陶醉、不安、沮丧与绝望等杂多不一的心绪，它们有时来无影去无踪，就像伯格曼本人所说：“由愤怒、孤单、厌倦、接触的需要、渴望和焦虑构成的一声尖叫就憋在嗓子眼儿里。一声巨大的、无言的尖叫就憋在那儿，它想出来。但是它几个小时以前还不在那儿。并且明天也许就在了。”
《伯格曼工作笔记：1955-2001》， 英格玛·伯格曼 著，张 可 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
一部影片呈现在观众眼前时，它已是最后的成品，通常人们难以从它或靓丽丝滑或浑然一体的画面中全方位地体察到其孵化发育的艰辛历程。毋庸置疑，一部影片给观众带来诸多情感上的震荡、认知上的启悟以及审美上的喜悦，照理说影片的创造者得到了神灵的宠爱，让他得以幸运地向世人献上一份厚礼。然而，颇为吊诡的是，作为创造者的艺术家在漫长的岁月里则经受着大小不一的情感心智上的困扰与折磨，甚至会抵达厌世轻生的极致境地。从伯格曼笔记中多处可以找到这些症候：“一天，我跋涉在一片刚下过雪的雪地里，步履缓慢地穿过荒野……一切是静止的，潮湿的，树木黑黝黝的，那些张牙舞爪的树枝从雪地里伸向无形的天空。心脏似要炸裂一般怦怦直跳，焦躁不堪。我停下，尖叫起来。把身体转向各个方向，像发疯一样嚎叫。含混不清的疯狂叫喊脱口而出，未受到任何牵绊与控制。后来我开始咳嗽，嗓子彻底嘶哑。没有人看见我，也没有人听见我的声音。”这些原本是神的宠儿的艺术家仿佛集体遭受了诅咒，径直滑向无边的深渊。
放眼中外文学艺术史，这似乎成了众多作家、艺术家共同的命运：创作的狂喜陶醉与抑郁焦灼相伴而行，难分你我。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提出的“人生三境界”之说也可移用来展示艺术家的成长历程，从“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不无迷惘的求索探寻，到“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执着与坚持，最后臻于“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胜境，它们将其一波三折的曲折历程清晰地描摹而出。而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短篇小说《艰难的时刻》撷取席勒创作中的一个片段，栩栩如生地展示了艺术家创造的真实时光。不可否认，席勒有神思泉涌、下笔酣畅淋漓的高光时刻，但也无法逃避笔墨滞涩的晦暗光阴。那时他不是靠天赐的灵感，而是靠倔强的意志进行长时间的缠斗——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作品。他自己也清醒地意识到，“天才不是轻轻松松，不是戏耍调笑，不是随随便便的一种能力。它从根本上是一种需要，是一种对理想的批判性认识，是一种不知足、必须不无痛苦地创造和提高自己的能力”，只有历经这番历练，承载着“响亮和闪光的形象”的作品才会呱呱坠地。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在深重创作焦虑的深渊中徘徊逡巡过的艺术家难以涂抹流泻出辉煌的诗章。
如果说强弱不一的绝望、焦灼乃至神智失常是艺术家面临的深渊的全部，那其实还没有将深渊的底细尽收眼底。在长年累月的创作过程中，艺术家呕心沥血，时刻不停地在深渊边缘游走。正如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说，“与怪兽搏斗的时候要谨防自己也变成怪兽。当你长久地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着你”，艺术家勇敢地与深渊缠斗，一方面呈现出其意志的强劲伟岸，另一方面也将自己置于险境：他一不小心便会坠入深渊之中。在伯格曼的工作笔记中，不难发现他多次攀上人迹罕至的精神高原，但他自己也承认“那是一次巨大的激情投入和肉体痛苦”。到了晚年，伯格曼内心潜藏的对死亡的恐惧愈加强烈，他称之为“宇宙恐惧”，“我不知道它从何而来，也不知道它是如何压缩的。我只知道它令人难以忍受，让我变成一捆颤抖的血肉和神经。这有可能是一种与死亡有关的恐惧，但也有可能是一种莫名的畏惧”。
瑞典电影导演、编剧英格玛·伯格曼
对于像柏格曼这样的艺术家，死亡也并不全然是灾祸，它意味着解脱与宁静——这一私密性极强的情绪也反映在笔记中：“灵魂在一种微醺的状态里如失重一般迅速地移动着。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死亡的感觉：一种解放，一种彻底的行动自由。这就是死了的感觉？灵魂迅速地移动着，不受任何阻碍，从不安和痛苦中解脱出来。”对死亡的这种赞美在19世纪初德国浪漫派文学中已初露端倪，诗人诺瓦利斯悼念其早夭的未婚妻索菲的《夜歌》便是极富代表性的例证。只要一息尚存，人无法完全摆脱对死亡的恐惧，但这一终极大限又给深陷于痛苦与烦恼中的人以安慰，仿佛在他们耳畔喃喃低语：一切都会结束，都会成为过去。
然而，深渊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它会时不时对艺术家露出狰狞的面容。托马斯·曼《死于威尼斯》中的原本清高自律的作家阿申巴赫，在威尼斯度假时不可救药地迷上了波兰美少年塔齐奥——他俊美的形象成了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的滑铁卢。当霍乱疫情爆发时，阿申巴赫为了他钟爱的美少年，毫无畏惧地留在威尼斯，直至染疾身亡。作品临近结尾的一段话对他失控疯狂的行为作了注解：“秀丽的外形和超脱会使人沉醉，并唤起人的情欲，同时还可能使高贵的人陷入可怕的情感狂澜里……它们也同样会把人引向深渊。”在威尼斯的海滩上，阿申巴赫瘫在卧椅上，以自己肉身的毁灭见证了自然情欲的巨大威力，也映射出艺术家难以逃避的困境。
在伯格曼心中，与深渊相对抗的除了创造，便是爱能给人心灵带来的抚慰了。伯格曼提到20世纪法裔精神分析学家伊尼亚斯·莱普的话：“在克服死亡恐惧的斗争里，似乎只有为生活赋予一种强烈的爱才是最高明的对策——也可能是唯一有效的对策。我们必须清楚，人实际上随时有可能会死，但即便如此，我们也要活得永远不会死去一样——这是对死亡恐惧的升华，也是解决这一问题唯一现实的方式。”这或许正是伯格曼这部笔记给人们最大的启示。
原标题：《王宏图 | 创造的双重面相：至福与深渊》
栏目主编：朱自奋
文字编辑：周怡倩
本文作者：王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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