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面下的巨鲸：伊朗影子经济的真相|伊朗政府|哈梅内伊|巨鲸|影子|德黑兰|纳赛尔

「导言」：一个“应该已经倒下”的政权

从2025年12月开始到现在，伊朗的官方经济数据几乎就是一张灾区报告。

本币里亚尔汇率跌到142万兑1美元，比三年前贬值了三倍以上。12月单月通胀率达到42%，食品价格同比涨了72%，医疗用品涨了50%。青年失业率极高，中产阶级的储蓄被通胀一点一点吞掉。12月底政府砍掉燃油补贴成为导火索，随后央行行长辞职，街头爆发了197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

按照任何常规的经济学逻辑，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了三倍、食品价格上涨了一番、国际金融系统把它完全切断——这种程度的经济崩盘，政权应该已经站不住了。

但伊朗政权还在。

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我们一直在看的，只是冰面上的部分，而忽视了冰面下的巨鲸。

冰面上——一个正在坠落的经济

伊朗经济的失血不是突发的，是一刀一刀慢慢切开的，但每一刀都精准。

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制裁开始全面加码。伊朗石油出口从峰值的每天接近250万桶，逐步被压缩到40万到50万桶左右。石油出口收入占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这半数就这么被切掉了。2025年6月伊以冲突之后，美国又专门打击了伊朗的影子油轮网络和第三国中转渠道。9月联合国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冻结伊朗海外资产。到2025年下半年，伊朗政府的外汇来源几乎枯竭。

财政窟窿怎么办？印钞。货币供应量急速膨胀，里亚尔加速贬值。三年间货币贬了三倍以上，这不是通胀，这是货币信用的彻底崩盘。

通胀的冲击直接落在每个伊朗家庭的餐桌上。食品价格同比涨了72%，医疗用品涨了约50%。伊朗有大约72%的食品依赖进口——这个比例本身就暴露了一个致命的结构性脆弱：当美元收入枯竭的时候，进口能力急剧萎缩，货架上的东西越来越少，价格越涨越疯狂。青年失业率极高，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滑向贫困线。

但经济的困境远不止于数字。伊朗作为一个国家，正在面临更深层的生存焦虑。

德黑兰作为伊朗的首都和经济中心，近年来一直面临严重的空气质量危机。冬季的时候，整座城市笼罩在厚重的污染雾气中，学校停课、工厂限产，医院里呼吸疾病患者爆满。

这不是新问题，但制裁之后能源结构调整的资金几乎为零，这个问题只能搁置不问。伊朗政府曾多次提出把首都迁离德黑兰，但每一次都因为财政和政治的双重压力而搁置。迁都本身就需要数千亿美元的投入，在当前的经济状态下，这个话题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比空气质量更致命的长期威胁是水资源问题。伊朗是一个干旱国家，大部分国土年降水量不足300毫米。近年来气候变化叠加人口增长和工业用水过度抽取，伊朗多个主要水域的水位急剧下降。

伊斯法罕省的阿姆洛达河几乎断流，西亚兹省的湖泊面积缩减了将近一半。伊朗西南部的胡泽斯坦省——曾经是伊朗最肥沃的农业省份——在夏季的时候水龙头拧开几乎什么都没有，农民眼睁睁看着庄稼旱死。这种缺水的压力在经济正常的时候就已经巨大了，在制裁切断了基础设施投资之后，问题变得更加锐利和无解。

从经济数据、缺水危机、空气污染、迁都困境，再到大规模的群众暴动——如果只看冰面上的部分，伊朗纯粹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急速坠落的国家。

冰面下——政权真正靠什么活着

但如果只看这一层，你就永远无法理解伊朗政权为什么还能撑着。因为在官方经济崩盘的背后，存在着一个规模巨大、却几乎完全不被外部世界看到的影子经济体。

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外界印象中主要是一个军事组织。但实际上，它早已演变成伊朗最大的商业卡特尔。分析人士估计，革命卫队直接或间接控制着伊朗大约三分之一的经济活动。能源开发、建筑、物流、电信、金融，几乎所有关键行业里都有它的身影。

这些经济活动的特征是：规模巨大，利润丰厚，但几乎完全游离于国家正常的财政统计之外。革命卫队控制的企业不缴正常的税，采购渠道也不走商业常规流程。它们不会出现在伊朗政府公布的GDP数据里，也不会在国际审计机构的视野中。

为什么这件事那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革命卫队的生存和财富，并不依赖于官方经济的健康。当里亚尔在街头贬值的时候，当普通商店老板算不清账的时候，革命卫队控制的经济体仍然在运转。它们有自己的资金渠道，有自己的结算方式，有足够的缓冲来应对外部冲击。政权的核心支撑，从来不是建立在让每个人都过得好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让最关键的那一层人过得好上面。

与革命卫队并行的，是另一个同样庞大的经济结构——Bonyads，也就是“基金会”。这些基金会名义上是慈善或宗教组织，实际上是伊朗政权另一个核心的经济支柱。

伊朗的Bonyads种类繁多，有些历史可以追溯到伊斯兰革命之前。但在当前的政治体制下，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那些基金会，都直接或间接受最高领袖办公室的控制。它们享受免税特权，运作高度不透明。据伊朗政界内部人士披露，与最高领袖办公室关联的几个实体，控制着伊朗超过60%的国家财富。

这些基金会做什么？范围极广。它们经营工农业、房地产、投资业务，也负责部分社会福利的发放。在一定程度上，它们确实在为贫困群体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但这种保障的背后，也是政权维持社会基本盘的政治工具。福利是一种交换：你们接受这个政权的存在，政权保证你们不会饿死。

把革命卫队的商业帝国、Bonyads的经济网络，以及大量未经登记的非正规经济活动加起来，伊朗真实的经济总量远远超过了官方公布的GDP。伊朗国内研究者本身就承认，未登记的经济活动大约占官方GDP的四分之一，非正规就业占劳动力总量的42%。换句话说，有将近一半的伊朗人在靠着官方账本之外的渠道养活自己，而这些渠道里流动的财富，也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政权的运转。

这就是伊朗经济的核心矛盾所在：官方经济可以崩盘，但影子经济还在呼吸。而政权的生存，依附的正是后者。

金融幽灵——制裁下的暗网与影子船队

如果影子经济是伊朗政权活着的内部支撑，那么影子金融就是它与外部世界之间维持血脉流通的暗通道。

近期被国际调查揭露的一个案例，清晰展示了伊朗影子金融体系的精密程度。

扎林格哈拉姆三兄弟——曼苏尔、纳赛尔和法兹洛拉——是伊朗影子金融网络的核心架构师。他们在伊朗境内各自掌控着一家换汇公司：曼苏尔旗下的GCM Exchange、纳赛尔旗下的Berelian Exchange、法兹洛拉旗下的Zarrin Ghalam Exchange。这三家换汇公司，是整个网络的核心锚点。

他们的运作方式近乎优雅。一个受制裁的伊朗贸易商想要出口石油，会向三兄弟旗下的换汇公司求助。这些公司在迪拜或香港开设银行账户，通过伪造发票和虚构的第三国贸易，把受制裁的资金注入国际金融系统。资金重新浮出水面的时候，已经完全洗白了——可以用于任何用途，包括伊朗的核研究、武装导弹项目、为地区代理武装提供资金。

三兄弟打造的这个系统，据称在2025年夏天的三个月的时间内就为伊朗政府输送了高达104亿美元的流动资金。

在冰面上，与影子金融配套的是“影子船队”。这是一群数百艘油轮，通过一系列手段把伊朗的石油运出去，同时让追踪变得几乎不可能。这些船关闭自动识别系统（AIS）、不断更换船籍、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海域进行船对船转运——把伊朗的石油转到没有制裁记录的船上，再运往最终买家。据反核伊朗联合会（UANI）的数据，仅在2025年6月到8月间，伊朗平均每日出口量达到160万桶。

美国财政部在6月制裁了与扎林格哈拉姆兄弟相关的超过30个实体。但结果是什么？这些公司注销和重新注册的速度，甚至超过了监管机构更新黑名单的速度。换一个名字，换一套结构，资金又继续流动。

这里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核心问题。伊朗的影子经济和影子金融，看起来是政权维持运转的“天才发明”。但仔细看就会发现，它们的运转代价，几乎全部由普通伊朗老百姓承担。

革命卫队控制的企业不缴税，意味着国家财政收入的大量缺口必须通过其他方式填补——印钞、对普通企业和个人加税、削减补贴。影子金融把伊朗的石油收入导向了政权的核心圈层，而不是流入国家正规财政去支撑公共服务。Bonyads掌控着大量国家财富，但这些财富的分配逻辑不是“让普通人受惠”，而是“让政权能继续运转”。

换句话说，伊朗老百姓正在为一个他们看不见、摸不到的经济体买单。它们自称是伊朗的生存机制，但实际上它们的每一层运作，都在从普通人手里转移财富，转移到政权的核心利益集团手里。经济崩盘的痛苦是所有人共同承受的，但财富的流向从来不是对等的。

围而不攻——美国的最优解是什么？

既然伊朗政权有如此深层的经济支撑，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态度，应该怎么理解？

美国的选项里确实有“全面打击”，2025年6月的“十二日战争”就证明了美国在军事层面完全有能力对伊朗发动打击。那次行动用B-2隐身轰炸机和30000磅的穿透性炸弹，把伊朗的核设施炸得很彻底。但那次也只是有限打击——目标是核设施，不是政权本身。战争结束后伊朗政权完好无损地活着。

如果美国真的想推翻伊朗政权，它理论上能做到吗？从军事能力上说，也许能。但代价是灾难性的。伊朗是一个8000万人口的国家，地处中东核心地带，地形复杂，人口稠密。全面入侵意味着漫长的地面战、巨大的美军伤亡、地区大战的连锁反应、油价飙升和全球经济动荡。伊拉克战争的教训在哪里——美国花了数万亿美元和十多年时间，最后还是没有建立起一个稳定的伊拉克。伊朗比伊拉克更大、更复杂、军事力量也更强。

所以美国真正在做的事情，比“打伊朗”复杂得多。它在做的是——围而不攻，通过持续加码制裁，一点点消耗伊朗的经济血液，激化伊朗国内的矛盾，让伊朗从内部开始裂变。目标不是美国从外面把伊朗推翻，而是让伊朗自己撑不住。

这个逻辑在当前的局势里有一定的合理性。制裁确实在造成巨大的压力——普通人的生活确实在恶化，社会不满确实在深层积累。但问题在于，制裁的痛苦首先落在普通老百姓身上，而政权核心圈层通过影子经济和影子金融，有足够的缓冲来保护自己。所以“围而不攻”的战略，实际上制造的痛苦，和真正承受这种痛苦的群体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错配。受伤的是伊朗人民，撑着的是政权。

正是因为政权的根基不在于普通民众的支持，而在于几个结构性支撑。

第一，革命卫队及其附属的巴斯基民兵，不仅是暴力机器，更是政权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革命卫队正式编制十几万人，巴斯基民兵的规模在百万以上。他们的经济命运和政权绑在一起——政权活着他们就有财富，政权垮了他们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们愿意开枪镇压抗议者，是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

第二，伊朗东部和西部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长期依赖政府的直接补贴维持生计。补贴虽然在缩水，但对这一群体来说，政权变化带来的恐惧往往比当前的贫困还大。他们是政权最基本的社会盘。

第三，宗教阶层的主流部分，命运和伊斯兰共和国这个政权高度绑定。他们不太可能公开跳反。

巴扎商户倒戈是巨大的信号，城市中产和年轻人的不满也是真实的。但政权存活的支柱从来不是多数人的支持，而是掌控武器和经济命脉的那一层人的意愿。

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今年86岁，健康状况一直不乐观。如果他真的出事，很多人的直觉是伊朗政权会跟着动摇。但实际情景可能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