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30日上午10点，甘肃白银市中级法院的法庭内，“白银连环杀人案”的宣判像一块巨石砸进平静的湖面。被告人高承勇站在被告席上，面对抢劫、故意杀人、强奸、侮辱尸体四项罪名的指控，一审被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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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他的辩护律师朱爱军确认，高承勇明确表示不上诉——这意味着4月10日起，判决正式生效，接下来只剩最高法的死刑复核程序。

宣判后的第二天，也就是3月31日上午，《方圆》记者在白银区看守所的谈话室，见到了正和高承勇沟通的管教民警吴育祥。

当时吴育祥正问他吃降压药后的身体状况，高承勇回答“血压不高了，头也不晕了”，语气里听不出太多情绪。当被问到同监室的人有没有歧视或欺负他时，他只简单说了句“没有”。

谁能想到，这个如今在看守所里看似平静的人，曾让白银这座城市笼罩在恐惧中多年。而负责看管他的吴育祥，压力一点也不小。吴育祥2016年8月28日下午休假时，突然接到所长成文忠的电话，当天深夜11点40分，高承勇正式被收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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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守所工作13年、见惯重刑犯的吴育祥坦言，看管高承勇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从高承勇进所到宣判，他几乎没睡过一个踏实觉。不光是他，市区两级分管监管的局领导和成文忠所长，都背着这份沉甸甸的责任。

高承勇刚进看守所时，对陌生人、民警都充满戒备。但时间久了，他慢慢对吴育祥放下了一些防备——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吴管教“把自己当人看，不打骂、不虐待”。

有意思的是，吴育祥早年在白银公安分局刑侦队工作近20年，还参与过白银“8·05”案的侦破，调到看守所后也没放弃找线索。后来他跟高承勇聊起这事，高承勇略带沮丧地说：“13年间，看守所关了那么多犯人，你天天念叨我，我能不进来吗？”

为了管好高承勇，看守所下了不少功夫。早在2016年他被羁押前，白银市公安局副局长薛生杰、白银分局副局长杨成就召集看守所班子和吴育祥开了通气会，把高承勇定为“一级重大风险”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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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这么谨慎，是因为高承勇被捕初期情绪极不稳定，在审讯阶段还趁民警不注意，用审讯椅磕破头试图自杀，是个实打实的高风险羁押对象。

成文忠所长介绍，看守所启动了一级应对措施，让经验丰富的吴育祥当主管民警，汪涛做协管，还把高承勇安排在重点监室——这个监室正好在总控室和管教室之间，一旦有突发情况，工作人员能立刻到位，也方便律师会见和办案单位提审。

进监室前，工作人员把监室里里外外查了个遍，连死角都没放过，就是为了杜绝违禁品、危险品，保证绝对安全。

考虑到高承勇情绪不稳定，单独关押不安全，所里还选了10名表现好、服从管理的在押人员跟他同屋。更严的是，看守所给高承勇设了专门的单屏显示，24小时“无缝监控”，他的一举一动都在视线范围内。

吴育祥每天都会去监控室看他的情况，连高承勇妻子来送衣服，吴育祥都没接收，而是亲自去给他买了新衣服——细节里满是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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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意外的是，从2016年8月到2018年3月，高承勇在看守所里居然胖到了204斤，气色也比刚进来时红润不少。吴育祥说，高承勇没出现过骂人、打架的违规行为，有些媒体说他“自杀三次”，纯属谣传。

看守所对他是“严管+人性化”，比如高承勇喜欢看历史、文学类的书，只要他提要求，吴育祥都会满足，他也把送来的书一本本都读完了。

高承勇后来坦言，刚进看守所时确实想过自杀，怕被同监室的人欺负，也怕管教虐待。但实际相处下来，同屋的人没歧视他，管教也尊重他，慢慢就放弃了自杀的念头，想着“多活一天是一天”。

2017年农历大年三十前，高承勇还提过两个小要求。腊月二十六，他说“想洗个澡”，当时吴育祥家里有事没人安排，成文忠所长当即让人带他去洗了。

大年三十晚上，成文忠值班查监时，高承勇又说“想喝瓶饮料”——这可能是他最后一个年了，成文忠答应了。后来高承勇领到饮料和水果，还对着成文忠鞠了一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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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年作案的细节，吴育祥也问过他。高承勇说，最开始是因为家里穷，连买盐的钱都没有，亲戚朋友都借遍了，才想着抢劫。

11起案子里，起初都是被害人反抗或叫喊，他怕被抓才起了杀心，后来强奸8岁小女孩、侮辱尸体，是为了“寻求刺激”。可这么多起案子，他总共才抢了不到100块钱和3枚金戒指，戒指后来随手卖给路人，卖了多少钱都忘了。

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高承勇每次作案都穿黑衣服，就算沾了血也不明显，回家后趁妻子忙自己偷偷洗掉，从没跟任何人提过案子。他知道警方一直在抓他，看到过警方画的画像，听到广播里喊录指纹，还刻意躲到外地。刚开始几年他还怕，后来慢慢就不怕了，觉得“哪天抓住哪天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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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个看似冷漠的人，也有过真情流露的时候。看守所副所长陈声波曾多次给高承勇做心理测试，发现他内心封闭，戒备心极强，聊到关键问题要么闭口不谈，要么顾左右而言他。

但有一次提到两个儿子，高承勇眼里流了泪，说“希望他们坚强”。他还后悔过，说不该杀建安十字路口的女青年和电力局的小女孩——这两个人当时对他很友好，还给他端茶倒水，可他还是下了狠手。

陈声波还让高承勇画过一幅画，想画什么画什么。高承勇画了一座像庙宇的房子、一棵枯树，还有一个裸体男人，男人看着有点像他自己。陈声波说，这幅画里藏着高承勇的内心情绪，只是需要时间去解析。

2018年3月29日，也就是宣判前一天，吴育祥跟高承勇说第二天要宣判，高承勇有点紧张，问“是不是要枪毙自己”。吴育祥告诉他，就算判死刑，复核程序也需要时间，不会马上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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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吴育祥还帮高承勇收拾了衣着卫生，给他理发、洗澡、剪指甲，换了身灰黑色休闲服和新内衣裤。驻所医生体检时发现，他血压飙到了180/120，赶紧给他做了降压治疗——别看他宣判时面无表情，心里其实慌得很。

高承勇自己也清楚，判决结果肯定是死刑，他说“刑事判决能接受，民事判决有异议，因为没钱赔受害者家属”。

他还问吴育祥“啥时候执行”，说“不怕”，就希望早点执行，“日子越长，给家里人压力越大，影响儿子”。他觉得自己活着一天，家人就牵挂一天，死了之后，时间久了家人就能忘了他。

他甚至跟吴育祥提过捐献器官，说“能捐的话就捐了，能给点钱赔被害人家属，赔多少算多少”。还说如果最后一天来了，想吃顿羊肉泡馍，再抽几根烟。

宣判前，吴育祥问高承勇想不想见家属，他说“想，但没脸见”，觉得自己做的事太丢人，怕影响儿子。他还说，大儿子考上研究生、二儿子上大学后，他就没再作案了，就是怕影响孩子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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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跟儿子交流很少，儿子都喜欢跟妈妈聊，过年回家也忙着走亲戚，待几天就走。

4月2日下午，记者和陈声波一起跟高承勇聊过，问他怎么评价自己的一生，他说“不评价，不知道怎么评价”；问他自卑孤独吗，他说“自卑，孤独”，但问为什么，还是“不知道”；问他跟父母关系好不好，回答“很一般”；

问他有没有心理阴影、小时候有没有女性伤害过他，都是“没有”。最后他只说“希望这事早点过去，早了结”。

如今，判决早已生效，死刑复核程序也早已结束。高承勇的人生落幕了，但那11个受害者的家庭，永远停在了过去。

而他在看守所里画的那幅画，像一个未解的符号，藏着他难以言说的内心世界，也成了这起案件里，一个让人无法忽视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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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社会新闻/真实案件改编，本文图/选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