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我国的烈士们，大家肯定都能说出来一串名字，其中也有“小萝卜头”宋振中，他是其中最年轻的烈士，牺牲的时候，甚至只有8岁。
每每提起宋振中，就不得不说到另一个名字，他就是杨钦典。这个人手上沾过革命者的鲜血，却也在最后关头选择了弃暗投明，最终一生都活在愧疚中。
1941年，江苏邳州一个农家院里，宋绮云和徐林侠夫妇迎来了他们的小儿子，取名宋振中。夫妻俩都是共产党员，宋绮云还做过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平日里忙着为老百姓谋出路，日子虽然不富裕，却也透着希望。
可这希望没持续多久，当年9月，夫妻俩带着刚8个月的宋振中回陕西探亲，路上被国民党特务抓了。从那天起，宋振中就成了“监狱里的孩子”。他跟着父母先后被关在西安胡宗南的司令部、贵州息烽的阳朗坝监狱，最后辗转到了重庆的白公馆。
监狱里的日子简直都不是人过的，大人都吃不饱，更别说这么小的孩子了。特务们给的饭要么是发馊的糙米，要么是掺着沙子的稀饭，宋振中从小就没吃过一顿正经饭，更别提牛奶和鸡蛋了。
慢慢长大的宋振中，模样越来越“怪”：脑袋跟同龄孩子差不多大，身子却瘦得像根芦柴棒，胳膊腿细得能看清骨头，皮肤因为长期不见太阳，透着一股苍白。狱里的叔叔阿姨们看着心疼，就给他起了个“小萝卜头”的外号，喊的时候总带着几分心酸。
5岁之前，小萝卜头几乎没离开过妈妈徐林侠的身边。监狱里男女犯是分开关的，他跟着妈妈住女牢，每天看着妈妈和其他阿姨们被特务逼着做苦工，要么缝衣服，要么搓麻绳，累得直不起腰。
他年纪小，帮不上什么大忙，就趁着特务不注意，帮妈妈捡掉在地上的碎布片，或者用小拳头给妈妈捶捶腿。有一次，妈妈因为偷偷给狱友传递消息，被特务关了禁闭，小萝卜头在牢房里哭着喊“妈妈”，声音都哑了，特务却连理都不理。
到了该上学的年纪，小萝卜头看着狱里的叔叔们读书写字，眼睛里满是渴望。爸爸宋绮云找特务求情，想让孩子出去上学，可特务怕他泄露监狱的事，一口回绝了。后来没办法，狱里的党员罗世文主动提出教小萝卜头读书，特务们见没什么“风险”，才勉强同意。
罗老师教他认“中国”“人民”“解放”这些字，还跟他讲岳飞、文天祥的故事，告诉他人要活得有骨气，要为老百姓做事。小萝卜头学得特别认真，每次上课都坐得笔直，把老师说的话记在心里。
可好日子没几天，罗世文就被特务杀害了。小萝卜头哭了好几天，后来狱里的黄显声将军接着教他。黄将军给了他一支铅笔，那是小萝卜头这辈子见过最珍贵的东西，他舍不得用，每次写字都先用树枝在地上练，实在要写在纸上，就把铅笔削得尖尖的，尽量少用一点。
黄将军还教他算术，跟他讲外面的世界有多美，有青山绿水，有稻田麦浪，还有孩子们在田野里跑着放风筝。小萝卜头总是听得入神，他问黄将军：“等我们出去了，我能去放风筝吗？” 黄将军摸着他的头说：“能，到时候咱们一起去放。”
可就算是这个简单的愿望，小萝卜头到死都没实现。因为年纪小，特务们对他的看管没那么严，他能在监狱里稍微走动。慢慢的，他成了狱里的“小交通员”，叔叔阿姨们把消息写在小纸条上，叠成小方块塞在他的衣角里，或者让他借着给其他牢房送东西的机会，悄悄把话传过去。
就在小萝卜头在监狱里挣扎的时候，河南的一个贫农家，22岁的杨钦典正想怎么才能活下去。杨钦典家里世代种地，1940年那会，兵荒马乱的，地里收不上粮食，一家人经常饿肚子。听说西安军校招人，管吃管住，毕业后还能当差挣钱，杨钦典就去了。
他从小在地里干活，能吃苦，军校里的枪械、操练，他都练得比别人好，不到一年就成了学员里的佼佼者。那时候他心里也有股劲：日本鬼子还在欺负中国人，等毕业了就去前线打仗，把鬼子赶出去。
可没想到，毕业之后他没被派往前线，反而因为长得高大英武，被调到了胡宗南的骑兵团，后来又被选去做了国民党政要的警卫，最后干脆进了军统，成了特务。
一开始杨钦典也犹豫过：自己当兵是为了混口饭吃，怎么就干起抓人的活了？可特务头子总跟他们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加上军饷比种地多得多，能给家里寄钱，他也就慢慢默认了。他跟着其他特务查情报、抓“嫌疑人”，有时候也觉得不对，可上级说他们是“共党分子”，他也不敢多问。
1948年，杨钦典被调到了重庆的白公馆，当了看守班班长。白公馆关的，就是那些“案情严重”的革命志士。刚去的时候，特务头子就跟他交代:”这里关的都是穷凶极恶的人，别对他们心软，该凶就得凶。”杨钦典一开始确实照做了，特务让他骂谁，他就骂谁；让他看着犯人干活，他就寸步不离。
可时间长了，他发现这些”犯人”跟上级说的根本就不一样。宋绮云每天都会跟其他狱友聊国家大事，说老百姓有多苦，说要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黄显声将军就算被关着，也会给狱友讲历史，鼓励大家别放弃希望；还有小萝卜头，每次见到他，都会怯生生地喊“叔叔好”。
有一次，杨钦典值夜班，看到宋绮云在牢房里偷偷写东西，他本想过去呵斥，却听到宋绮云跟身边的人说：“我那孩子才几岁，跟着我们受苦，要是能出去，我真想带他去看看外面的太阳。”
这句话戳中了杨钦典，他家里也有老母亲，还有刚娶的媳妇，他当兵就是为了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可这些人，不也是为了让更多人的家人过上好日子吗？
从那以后，杨钦典就变了。他值班的时候，会故意把放风时间拉长一点，让狱友们多晒晒太阳；有人要传递书信，他看到了也假装没看见；小萝卜头找他要热水，他会偷偷从伙房打一壶给他。
宋绮云看出了他的转变，有时候会跟他聊几句，问他家里的情况，跟他讲现在的局势：“国民党早就失了民心，早晚要垮台，你还年轻，别跟着他们一条道走到黑。”杨钦典听着，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
1949年，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国民党节节败退。蒋介石知道自己快完了，就秘密下令，要把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志士全都杀掉。这年8月，特务头子把杨钦典等人叫到一起，给他们下了死命令：杀掉杨虎城将军一家，还有宋绮云夫妇和小萝卜头。
白公馆的所长是出了名的狠辣，一听命令就拍着胸脯保证完成。杨钦典却慌了，他见过杨虎城将军，那人说话温和，总跟狱友聊抗日的事；他更舍不得小萝卜头，那孩子每次见他都笑得一脸天真。可他是特务，不听命令就是死，他只能硬着头皮答应。
9月6号晚上，重庆歌乐山的松林坡一片漆黑。杨虎城将军带着儿子杨拯中，捧着妻子谢葆真的骨灰盒，被特务引到了戴公祠。刚进屋，埋伏在门后的特务就冲了出来，杨拯中被匕首刺中，喊了一声“爸”就倒在了血泊里。
杨虎城刚要回头，也被特务捅了刀子，这位抗日爱国将领，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
几个小时后，宋绮云夫妇和小萝卜头，还有杨虎城的女儿杨拯贵，也被带到了戴公祠。特务把他们骗进另一间屋子，所长先动手杀了宋绮云，接着又杀了徐林侠。徐林侠倒下的时候，还抓着特务的衣角喊：“别杀孩子！孩子是无辜的！”
杨钦典奉命杀小萝卜头，他走过去，双手掐住孩子的脖子，可看着小萝卜头睁着大眼睛看着他，嘴里还喊着“叔叔，别杀我”，他的手就软了。他想起过去的种种，心一软，就悄悄松了劲，想着等人走了再偷偷让这孩子跑掉。
可所长眼尖，看到小萝卜头还在动，立马走过来，手里的匕首还滴着血，对着小萝卜头的脊梁骨就捅了下去。杨钦典眼睁睁看着孩子的身体软下去，眼泪差点掉下来，却不敢出声，他知道，他要是拦着，自己也得死。
那天晚上，杨钦典一夜没睡。他手里沾了小萝卜头的血，一闭上眼睛就想起孩子的脸。他知道，国民党要完了，等解放军来了，他这样的特务肯定没好下场。
11月，解放军快打到重庆了，国民党特务开始疯狂屠杀狱友。11月27号那天，白公馆里还关着40多个人，杨进兴带着特务杀了20多个，后来渣滓洞那边出了急事，杨进兴带着人全走了，只留下杨钦典和另一个看守李育生。
看着空荡荡的监狱，杨钦典心里翻江倒海：要么跟着国民党跑，以后东躲西藏；要么把剩下的19个狱友放了，说不定还能有条活路。这时候，狱里的罗广斌喊住他：“老杨，你也看到了，国民党要完蛋了！你放了我们，我们给你作证，共产党不会为难你的！”
杨钦典还是犹豫：“我杀了人，你们真能原谅我？”罗广斌说：“你犯过错，但你现在能回头，就是有功！我们说话算话，肯定帮你！”
杨钦典咬了咬牙，跑回值班室拿了钥匙和锤子，塞给罗广斌：“你把钥匙拿着，等会我在楼上跺3下脚，你们就往后山跑，别回头！”接着，他又骗李育生说“解放军进城了”，把李育生吓跑了。
等听到楼上的跺脚声，罗广斌带着18个狱友，顺着后山的小路跑了出去，这19个人，成了白公馆大屠杀里少有的幸存者。
1949年11月30号，重庆解放了。第2天，罗广斌就带着杨钦典去了重庆市公安局自首。罗广斌和其他被救的人都为他作证，说他在关键时刻弃暗投明，救了大家的命。公安局的同志考虑到他有重大立功表现，决定不追究他过去的罪责，还问他想不想留在公安局工作。
可杨钦典没答应，他心里始终装着小萝卜头的死，觉得自己没资格做这种“正经工作”。他跟公安局的同志说：“我想回家，种地养活我妈。”公安局的同志尊重他的选择，给了他路费，让他回了河南老家。
回到村里，杨钦典成了一个普通农民。他每天扛着锄头下地，帮邻居挑水、修农具，谁家有难处，他都主动去帮忙。一开始有人知道他过去是特务，对他有意见，可看着他踏踏实实干活，为人也和善，慢慢也就接纳了他。
他也很少跟人提自己在白公馆的事，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会对着墙上的毛主席像发呆，想起小萝卜头，想起那些被杀害的狱友，心里就像被针扎一样疼。
2007年，杨钦典在老家去世，享年89岁。临终前，他拉着大儿子的手说：
“我这辈子，犯过罪，也赎过罪，没什么遗憾了……就是别忘了，每年清明，给小萝卜头烧点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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