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汗漫日前出版了最新散文集《与谁同坐》，书中讲述了徐玉诺（诗人）、董作宾（考古学家）、刘半农（诗人、语言学家）、许地山（作家、教育家）、张元济（教育家、出版家）、吴昌硕（画家）、朱生豪（翻译家）、蔡楚生（电影导演）、陈从周（园林学家）、成公亮（琴人）等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十位先生的群像。
在写作中，汗漫引入小说、书信、随笔等多种文体手法，叙写人物，观照时代，让历史与当下对话。值此书出版，以“那些在长途上行进的先生”为主题的一场分享会举办，汗漫与小说家邱华栋，作家、评论家徐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进行了对话。
《与谁同坐》书封
汗漫用四年时间完成这部书。谈到写作初衷时，他说，选择写这十位先生，一方面，从最年长的画家吴昌硕，到最年轻的琴人成公亮，恰好能够串联起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现当代史，表达知识分子在启蒙、救亡、解放、变革等时代主题下的思考和选择；另一方面，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大家巨擘，有情有义有才华，无论在黑暗的旧中国，还是喧嚣的市场经济时代，都在勉力守护并更新中国文化，“这十位既能穿长衫、也能穿西装的中华文明的先生，值得被叙述、被敬重、被追从”。
这十位先生，身份各异，或诗人、考古学家、作家、教育家、出版人，或画家、翻译家、电影导演，或园林学家、琴人，一概是“倜傥非常之人”（司马迁语）。他们的存在，丰富着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精神谱系，让其变得丰富、开阔和深邃。
书中保存了这些先生人生中一些看似细碎但却极动人的时刻：1932年7月的一天，胡适探望张元济。临别时，张元济在自家池塘边，半搀半扶中，坚持亲手为胡适采摘一支含苞待放的荷花。他感叹荷花像一支毛笔，寄语胡适“当写出绝妙好词”。胡适则鞠躬致谢。
张元济
诗人徐玉诺到火车站送别友人，因聊得兴起，竟临时买票一同登车前往北京。到京后身无分文，只好在报纸登广告求职，最终得帮助。邱华栋在分享会上提及此段时，称之为“这是特别有创造力的诗人的体现”。这个看似“不靠谱”的行为，恰恰剥离了世俗计较，凸显了诗人纯粹的精神世界和至情至性的赤子之心。
园林学家陈从周在主持修复豫园的关键三年间，接连遭受丧妻与丧子之痛。他忍着巨大悲痛，夜晚就睡在豫园的小房间里，坚持完成修复工作。汗漫认为，这种“在废墟上重建花园”的坚韧与牺牲，具有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
陈从周在豫园
汗漫说，与梁启超、鲁迅、胡适等举世皆知的思想巨人相比，“这十位先生的‘能见度’不高，似乎没有破圈，一直处于一种被遗忘、忽视的境地，但他们实际上都是五四以来中国叙事的重要细节”。徐可也感受到，这十位先生的生平与精神的丰富维度往往被公众忽视。他以许地山为例，提到大众通常只知道《落花生》，却对其在故宫文物南迁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贡献知之甚少。
韩敬群对此谈道，“唐诗的天空中不但有李白、杜甫、白居易，有一些小诗人也很厉害……王之涣和张继这样的诗人跟李白、杜甫共同构成了唐诗灿烂的天空。”我们应该“发潜德之幽光”，将那些不为人们所知的非常有境界的人的光芒找出来。
汗漫说，《与谁同坐》中的十位先生，是书中的主角，但每个人周围，都有师长、同道、学生、知己，与其同坐同行，从而构成了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群像，“比如，张元济周围，是郑振铎、徐玉森、何炳松等‘文献保护同志会’诸君子；陈从周的周围，是俞振飞、贝聿铭等大家。在先生们身上，能够强烈地感受到‘来不及了’的紧迫感，及‘舍我其谁’的使命感”。
澎湃新闻记者 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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