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锦珂王学典 | 转型时期的史学：吴晗与第三版《朱元璋传》|吴晗|朱元璋传|段锦珂|王学典|郭沫若|顾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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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第一作者段锦珂博士生

本文第二作者王学典教授

摘要

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面临民国学术向共和国学术的大转型。吴晗的第三版《朱元璋传》正是这一转型时期史学的代表。《朱元璋传》的第一、二个版本均成书于20世纪40年代，前者主要将朱元璋写成民族英雄以鼓舞抗战，后者则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侧重批判。在毛泽东主席的重视与建议下，1949 年之后吴晗又开始了第三版《朱元璋传》的写作。一方面，吴晗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结合毛泽东主席将朱元璋“写得好点”的建议，对第二版《朱元璋传》的“影射史学”进行反思，并努力学习历史唯物主义，使第三版《朱元璋传》带有鲜明的时代新趋向。另一方面，浸淫已久的治学思路难以在短时间内扭转过来，又使第三版《朱元璋传》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吴晗早年明史研究中民族主义史学的思想观点。“新趋向”和“旧思想”相互交织，展现了新中国初期史学界的多重面貌。

关键词

吴晗；《朱元璋传》；民族主义史学；学术转型

“天翻地覆慨而慷”，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中国的历史巨变。与此同时，学术界也面临着民国学术向共和国学术的大转型，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以此指导学术研究成为新中国初期学术界的大趋势、大潮流。但在共和国学术高歌猛进的同时，民国史学“旧”的思想方法仍然影响着新中国史学界。吴晗1955年写就的第三版《朱元璋传》便是这一时期史学的鲜明体现。《朱元璋传》作为一部四易其稿的史学名著，学界相关研究已比较丰富，但历来对第三版《朱元璋传》关注不够，且把毛泽东主席“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的晚年）”的评价误认为是针对第三版《朱元璋传》而发，造成对吴晗史学和新中国初期史学认识的错位。因此，本文主要从第三版《朱元璋传》入手，结合吴晗的相关学术社会活动与当时史学思想变迁的背景，分析吴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时段的思想状况和其史学理念，并以吴晗这位从“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史学家为典型展现新中国初期学术大转型下的史学面貌。

马紫梅著《时代之子吴晗》

一、第三版《朱元璋传》的写作背景

《朱元璋传》在新中国成立前有两个版本，一是1944年出版的《明太祖》（又名《由僧钵到皇权》，二书不同名但内容相同），二是1949年出版的《朱元璋传》。究其源流，最早可追溯到1934年吴晗在清华求学时发表的论文《胡惟庸党案考》。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学界不仅对吴晗写作这两个版本的初衷众说纷纭，对其内容和评价也莫衷一是。为了更好理解吴晗修改第三版《朱元璋传》的动机及其与前两版的区别，有必要对这两版《朱元璋传》进行说明。

吴晗

吴晗写作《明太祖》最初是出于经济原因。七七事变后，吴晗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此时物价上涨飞速，教授的实际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又由于从昆明往返叙永上课的路费和给妻子袁震治病花费，吴晗“闹得倾家荡产”，甚至把自己在云南收集的几千册书和拓片都卖给了清华大学。在此经济窘迫之下，恰好林同济提议让吴晗写一本《明太祖》，并付给稿费一万元，相当于吴晗半年多的薪水。吴晗便欣然接受，以稿费来解燃眉之急。后来这个稿子又被胜利出版社收入“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出版，书名为《明太祖》。而林同济的版本则改名为《由僧钵到皇权》，由在创出版社出版。一书两印，内容相同，吴晗因此还受到了诟病。

《明太祖》自1943年7月开始动笔，到9月就已完成，只花了两个月时间。吴晗在书中揭露了朱元璋大兴文字狱、设立锦衣卫、滥杀功臣等加强专制集权的措施，批评朱元璋为了“造成至高无上、森严可怖的皇权”，连“国家民族的元气也被斫丧了”。但他在评价洪武朝恐怖政治的另一面时，也称赞“洪武一朝，政虐于上，民安于下”。吴晗在《明太祖》中对朱元璋的整体认识是：“他收复了沦陷于外族四百三十年的疆域，他建立了汉族自主的大帝国，他是大明帝国的主人，也是几十个属国和藩国的共主，同时也是历史上伟大的民族英雄之一，有史以来权力最大、地位最高的皇帝。”他把朱元璋塑造成了一个有缺陷的英雄。《明太祖》出版后广受好评，第一版5 000本在1946年已全部卖出，并准备再版，是“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中最畅销的一本。顾颉刚也称赞此书“叙述生动而翔实”。

顾颉刚著《当代中国史学》

那么《明太祖》到底是否进行了政治影射，借朱元璋批判蒋介石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从《明太祖》的内容来看并非影射。如上所述，如果要影射蒋介石，不应该说朱元璋是伟大的民族英雄。至于对朱元璋专制残暴一面的书写，早在20世纪30年代，吴晗在《胡惟庸党案考》中便称朱元璋为“十足地自私惨刻的怪杰”“赋性猜嫌”“吹毛求疵，屡兴文字之狱”。当时对朱元璋持负面看法的学者也不在少数，如钱穆、陈登原、周作人等，包括吴晗在清华的师长雷海宗。这既有史料支撑，又与当时知识分子追求民主反对专制的思想风气有关。因此吴晗揭露朱元璋的恐怖政治并不能说明他是为了影射蒋介石。其次，吴晗自述的写作意愿并没有影射之意。吴晗在写作《明太祖》时，曾给傅斯年致信说：“打算用斯出来辙的《维多利亚女王传》的写法，当作一个‘人’去写。”他在1949年回顾《明太祖》时，说因为当时正在抗战，所以“一面写明太祖是一个阴险刻毒的暴君，一面写他是民族英雄，赶走侵略者，重点放在民族解放战争上面”。由此可见，吴晗在写《明太祖》时，既以朱元璋反元的故事鼓励国内的抗战信心，又出于对《维多利亚女王传》的模仿和史家的直书精神，详细叙述了朱元璋的残暴猜忌，力求把朱元璋还原为历史上一个真实存在的人。最后，出版者对此书的看法也说明《明太祖》并非影射。“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的编者潘公展将《明太祖》列入第一辑“民族伟人”之中，潘公展认为“有大德于天下，永为国人顶礼膜拜者，为民族伟人”，编辑此集的目的是“发扬固有文化”，以完成创造将来的使命。潘公展是国民党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负责人，对《明太祖》的肯定说明了此书并无影射之意。另一位出版者林同济认为朱元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不能不算是第一个民族英雄了”，但他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设立“家天下”的制度上，蹂躏天下士人，“民族的元气、正气也就汩没到最低线上”。林同济对朱元璋的认识和吴晗类似，他站在反思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对朱元璋的批判更加尖锐，同时也从反面说明这本书不存在影射。除此之外，“文革”中对吴晗展开批判时，批判者认为《明太祖》对朱元璋过分歌颂赞美，并污蔑吴晗通过此书来吹捧蒋介石。此论固然荒谬，但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明太祖》并非“指桑骂槐”的影射之作。

为何一些学者会认为《明太祖》是影射之作呢？吴晗后来自述的误导是重要原因。吴晗在第四版《朱元璋传》的序中指出“第一、二个本子内容都有许多错误”，而错误之一便是“由于当时对反动统治蒋介石集团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指桑骂槐，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除此之外，吴晗在1962年接受《北京日报》的采访时，也指出《明太祖》一书通过明太祖攻击蒋介石。但吴晗此论却与前述20世纪40年代的自述互相矛盾。从时间上看，吴晗写作之时的认识当然最能反映他的初衷，而越往后则不免牵扯其他因素而改变想法；从场合上看，私人信件比公开讲话发表更能代表吴晗真实的想法；再者，《明太祖》一书与国民党要员潘公展和“战国策派”代表林同济的瓜葛也不能不让后来的吴晗有所顾忌。因此，他在20世纪40年代的看法更为可信，《明太祖》并非政治影射之作。

1943年7月，吴晗加入民盟。10月华岗来到昆明，和周新民倡导成立“西南文化研究会”，贯彻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吴晗积极参加研究会活动，并在11月份发表了《论贪污》一文，正式以笔投枪。此后吴晗继续向中共靠拢，活跃于民主运动前线。他对《明太祖》的出版过程也愈发不满，在1946年撰文说自己受了“这种出版家的欺骗和剥削”，并“诅咒这本小书，也诅咒我自己”。加上写作《明太祖》时正逢战乱，参考资料稀缺，许多古籍都无法找到，因此在胡绳的督促下，吴晗于1947年夏开始修改，于1948年夏完成了第二版《朱元璋传》，并在1949年出版。

胡绳

第二版《朱元璋传》篇幅由原来的八万字扩充到十五六万字。吴晗对朱元璋的态度大为变化。首先是书名，前者用的是朱元璋的庙号，后者直呼其名。吴晗解释道，一是他个人感情对前本实在是太痛恨了，所以用书名加以区别；二则吴晗认为旧史家对皇帝有所禁忌，以庙号作称呼，而现在则应打破这种禁忌。从尊称明太祖到直呼朱元璋，说明了吴晗心中朱元璋形象的跌落。再如第一章章名“流浪青年”改为“小流氓”，小节“几件大案”改为“大屠杀”，“锦衣卫和廷杖”改为“特务网”，从比较中性的词语变为贬义。吴晗还在书中多处以嘲弄的语气讽刺朱元璋，“一个红军小头目的亲兵，十年前还是红布包头……如今居然长袍大袖……满嘴三皇五帝，四书五经，谈今说古，写对联，发手令”，“眼见得一统在望，再也熬不住了，立刻要过皇帝瘾”，对朱元璋的评价也变成了“有史以来权力最大地位最高最专制最独裁最强暴最缺少人性的大皇帝”。吴晗之所以将朱元璋书写得残忍、凶暴，近乎全面否定，主要由于当时蒋介石在国内发起“白色恐怖”，大肆镇压左派和中间派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吴晗正是通过批判朱元璋来抒发对蒋介石的不满，进行政治影射。因此，第二版《朱元璋传》其实是学术价值最差的一个版本。

第二版《朱元璋传》修改完成之后，吴晗辗转来到解放区，准备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他在西柏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对吴晗带来的《朱元璋传》手稿很感兴趣，专门抽出一个晚上与吴晗谈了这本书，并特别指出元末农民革命的彭和尚在革命之后不是功成身退，“不应该有逃避的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毛泽东主席后来还专门给吴晗回了信，说吴晗“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这对吴晗来说甚至有些严厉。吴晗非常重视毛泽东主席的意见，他后来屡次提及毛泽东主席对自己的教导。尽管当时此书已付诸出版，来不及修改，吴晗还是迅速查阅了彭和尚的相关资料，发现彭和尚是被元军杀害的，对之前的观点进行了纠正。

《毛泽东书信选集》

新中国成立以后，吴晗当选北京市副市长，工作繁忙，和20多个单位都有职务关系，“光开会的时间平均每天八小时半”，因此修改《朱元璋传》的任务就被暂时搁置下来。直到1954年4月，吴晗才开始了《朱元璋传》的修改，于1955年4月完成。吴晗称由于“自己明白理论水平低，没有自信心”，第三版《朱元璋传》没有出版，只油印了一百多本送给朋友以求指教。在所有版本的《朱元璋传》中，第三版《朱元璋传》是唯一没有公开出版的，也是1949年—1957年间吴晗为数不多的史学作品之一。

《吴晗的学术生涯》

二、“新趋向”：政治热情的投射

吴晗的第三版《朱元璋传》比起前两版的倾向又大有不同。一方面，吴晗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对新中国成立的喜悦和赞美投射到明朝建立上，使这部作品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另一方面，毛泽东主席曾以书信和面谈的形式对第二版《朱元璋传》发表意见，吴晗不能不对此重视，因此在第三版《朱元璋传》中吴晗努力向毛泽东主席的观点靠拢，直接体现了政治对史学的影响。

在这里首先要进行辨析，毛泽东主席的评价“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的晚年）”究竟是针对哪一版《朱元璋传》而发。当前学界大多认为其是针对第三版《朱元璋传》，但这忽视了第三版《朱元璋传》已经把朱元璋写得很“好”的事实，且也无法解释为何一贯重视毛泽东主席意见的吴晗在后续第四版《朱元璋传》中并没有把朱元璋写得更好。关于这一问题，有学者把原因归到吴晗尊重史实，只把毛泽东主席的意见作为参考。但吴晗修改第四版《朱元璋传》是在1964年，吴晗因为道德继承问题已经受到一些批评，作了不少检讨，他不可能不对毛泽东主席的观点加以重视。将毛泽东主席的这一评价置于第三版《朱元璋传》上很难解释吴晗从第三版到第四版《朱元璋传》的修改问题，常常前后龃龉。因此也有学者认为这一评价是针对第二版《朱元璋传》作出的。吴晗在第二版《朱元璋传》中借朱元璋影射蒋介石，指桑骂槐，将朱元璋写得很“坏”。毛泽东主席指出这一点，吴晗听取意见并在第三版《朱元璋传》中把朱元璋写得“好点”，便顺理成章了。因此，本文认为这一评价确为针对第二版《朱元璋传》而发，下面将详细分析。

《吴晗全集》

毛泽东主席的评价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指朱元璋作为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二是朱元璋的晚年要写得好一些。第二、三、四版的这部分内容综合对比如下：

可以看出，在对朱元璋农民起义时期和晚年的描写上，第二、三版之间差别非常之大，而第三、四版之间几乎没有区别。第二版《朱元璋传》认为朱元璋在起义之前便“泼辣阴狠”，起义也是出于投机，对朱元璋的晚年更是极尽讽刺斥责。第三版《朱元璋传》删去了这些对朱元璋的负面描写，肯定了朱元璋的良好品质和参加起义的决心，并对朱元璋的晚年抱有同情之理解。尤其是对朱元璋遗诏的解读，同样一份史料，从“恐惧猜疑”“保持这份大家当”到“辛勤的一生”和主观上“务有益于民”，变化不可谓不大，而相比较来说，第四版《朱元璋传》对此的解读反而不如第三版“好”了。

吴晗著《朱元璋传》1949年版

除此之外，毛泽东主席评价的总体倾向是要把朱元璋写得“好”一些，吴晗对第三版《朱元璋传》也下了很多功夫。如对朱元璋反贪的认识上，第二版《朱元璋传》认为“他的治绩只是纸面上的……尽管杀的人多，处的刑重，贪污的空气还是照旧”；第三版则说其“对贪污的减少是起了作用的，对人民有好处”；而第四版认为这是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朱元璋反贪并不能改变社会制度和社会性质。在对明初外交政策的认识上，第二版《朱元璋传》说朱元璋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此“和平相处，保境安民”；第三版则在此基础上认为朱元璋“反对侵略”，从维护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制定政策；第四版却说朱元璋的思想是“大国主义的，功利主义的，和过去曾经发动侵略战争的封建帝王是一丘之貉”。吴晗在第三版《朱元璋传》中对朱元璋的评价是最高的，第二版到第三版的改动是删去了那些过度斥责朱元璋的话，肯定朱元璋的成绩，第三版到第四版的改动则是侧重从阶级观点来认识朱元璋，在朱元璋转变为地主阶级统治者后对其多有否定。

吴晗一向对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十分重视，但毛泽东主席的这一评价却不见于吴晗著述。再看吴晗被平反初期回忆吴晗及其《朱元璋传》的文章，也都未曾提及这一评价。而1981年袁溥之在《忆吴晗同志二三事》提到这一评价后，苏双碧、王宏志1984年出版的《吴晗传》便予以采用，此后学界大多延续这一看法。可知袁溥之的文章是毛泽东主席评价的“史源”。在此文中，袁溥之回忆道：

吴晗几次改写《朱元璋传》的手稿，毛主席都详细看过，并找吴晗谈过话，有一次竟谈了6个钟头之久。毛主席对这本书基本上是肯定的，对书中的缺点，主要提了两条，一、像彭和尚这样斗争坚决的人，是不会半途而废的，要吴晗回去查一查，是否史料有误。二、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的晚年）。

吴晗著《朱元璋传》1965年版

袁溥之并未明确指出毛泽东主席的意见针对哪一版，但根据毛泽东主席对“彭和尚结局”的意见，可知其是针对第二版《朱元璋传》。这也和吴晗自己的认知相符。吴晗1949年曾反思自己“过去写文章常犯偏激、片面的毛病，好的百分之百都好，坏的百分之百都坏，但看了毛主席的著述，看他处理问题，绝不一笔抹煞”。吴晗虽然批评自己两方面的片面，但从他说毛主席“绝不一笔抹煞”上，显然侧重于自己写文章“坏的百分之百都坏”的缺点。联想到他第二版《朱元璋传》对朱元璋的全面否定以及毛泽东主席对农民起义“造反有理”的历史认知，可以推测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和吴晗长谈时表达了吴晗将朱元璋写得太“坏”的意思。吴晗在回顾第二版《朱元璋传》时，也明确指出第二版的错误是“给历史上的朱元璋以不确当的描写，不正确的评价”，而第三版的错误则是“对阶级关系、阶级矛盾、阶级分析注意不够”。因此可知毛泽东主席“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的晚年）”的评价，确是针对第二版《朱元璋传》所作。毛泽东主席的意见直接推动了吴晗第三版《朱元璋传》的修改，影响了吴晗对朱元璋评价从否定到肯定的转变。

与此同时，毛泽东主席的其他史学观点也体现在吴晗的第三版《朱元璋传》中。吴晗在第五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文之前，直接引用了毛泽东主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关于农民起义的论述，并认为朱元璋对农民采取了“让步”措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在分析彭莹玉失败的原因时，吴晗认为主要由于缺乏正确指导思想和统一领导，这也和毛泽东主席对历史上农民起义为何总是失败的论断相同。毛泽东主席还指出“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吴晗特地新增添了一节“人民的义务”，讲明农民所受的剥削。吴晗还力图把第三版《朱元璋传》写得“更通俗化，精通文字就能念得懂，给更多的人看”，也反映出吴晗对毛泽东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领悟。

吴晗的第三版《朱元璋传》还鲜明体现了新中国的时代特色。第二版《朱元璋传》出于影射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而对朱元璋大力否定，第三版《朱元璋传》则是将明朝建立比附为新中国成立而对朱元璋不吝褒扬。在分析朱元璋北伐檄文时，吴晗认为朱元璋的北伐号召“是符合于全体人民的要求的，是符合全体人民的切身利益的”，能“广泛地获得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在评价朱元璋北伐胜利时，他认为推翻压迫剥削奴役各族人民的蒙古政府，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民族解放伟大的光辉的胜利”，这其实是在歌颂新中国成立的伟大意义；在评价扩廓帖木儿北逃继续对抗明朝时，他痛斥“扩廓帖木儿是汉人，却忘‘中国祖宗之姓’，作蒙古将军，坚决为异族服务，顽强地和中华人民为敌”，这是影射当时已经逃到台湾岛上勾结美国对抗大陆的蒋介石残余部队；在评价朱元璋惩贪和滥杀大臣时，说他“杀的是国公、列侯、大将；宰相、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州县胥役；进士、监生、经生、儒士、文人、学者；僧、道；杀的是富人、地主；没有杀过一般老百姓，在所有记载中，找不出有随便杀平民百姓的材料”。并说朱元璋此举清除了内部敌人，安定了大明帝国的基础，隐含意思是朱元璋的统治也像新中国那样代表贫苦百姓反对压迫剥削阶级。总之，吴晗将这种“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喜悦和兴奋投射到了元末明初的历史之中。

毛泽东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吴晗的这种心情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早在吴晗青年时期，他对国家和政局便十分关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吴晗是清华大学学生，他给胡适致信，认为“党国领袖卖国，政府卖国，封疆大吏卖国……过去四个月，无时无刻不被这种苦痛所蹂躏”。吴晗深刻认同传统士人“临难不屈，见危授命，牺牲小我以保全邦国的可歌可泣的史诗，和食人之禄忠人之事的理论”。对吴晗来说，作为“士”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责任，为祖国寻求正确方针的重任，永远是不可逃避的。自吴晗进入大学开始，他便自觉承担起这份责任。从关心中学历史教育到成立史学研究会，再到20世纪40年代的“学者投枪”，亲身参与革命活动，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吴晗的国家民族情怀已经不允许他继续端坐书斋，做一名本可成就卓著的明史学者。他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极为痛恨，对中国的战乱贫弱哀叹惋惜。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他才会如此欣喜，才会觉得许多朋友的“日常生活以及想法、看法，全都改了一个样”，才会对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如此赞美，要大声喊出“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

不独吴晗，当时知识分子对新中国成立的感受是今人难以想象的。他们和吴晗一样，在国民党日益腐败的统治下，感到“自由既无保障”“生存又受威胁”，不得不过问政治。而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各方面的新气象又与国民党治下形成鲜明对比，“胜利的欢呼声连天的海涛激荡”“全面的生产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不能不给知识分子心中带来巨大震动。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理所当然地自发歌颂新中国，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开展各项工作。这尤其体现在史学界之中。《新史学通讯》在发刊词中说：“我们应该激发为人民服务的热情……使我们史学界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芒照耀下，有着丰富的收获。”《文史哲》在1951年发表《十六世纪中朝联合抗日的新认识》，通过肯定万历援朝战争来表达对抗美援朝的支持，认为万历援朝“经过七年联合抗战，终于打出了和平局面……也给日本人民带来国际安全幸福”。翦伯赞曾发文批评这种现象：“有人基于一种善良的动机，为了培养人们对祖国过去的爱，认为我们应该从历史上找出多多益善的杰出人物，因而对于某些当时是积极的人物的历史局限性估计不够而予以过分的或不适当的表扬。甚至用现代的辞汇来描写历史人物，企图使那些历史人物现代化、理想化。”翦伯赞虽然就历史人物评价而论，但可见当时史学界以今度古的风气。

翦伯赞著《历史问题论丛》

不过，除了喜悦之外，还不能忽视当时知识分子的紧张心态。欣喜是由于新中国的成立的确让这些具有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大受鼓舞，终于告别任人欺压的时代；紧张则是不知道自己的所学所识是否符合新时代的需要，因此时刻注意向正确的意识形态靠拢，进行自我审视和改造。吴晗自述刚到解放区后的心情生动体现了这一点：“一方面看到胜利在望，欢欣鼓舞，一方面又感到自己什么都不会，在新国家的建设工作中，能做什么呢？什么都不会做。”他当选北京市副市长后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只能从头学习，紧跟党的指示。吴晗虽然早在抗战时期就参与中共领导的政治运动，但毕竟始终以教授身份在国统区工作，并没有亲身参与“血与火”的革命斗争。在面对付出巨大牺牲和努力的革命工农干部时，内心油然而生出一种惭愧、穷乏感，是当时民主派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理。因此，在这种欣喜和紧张的复杂心态下，吴晗才在第三版《朱元璋传》中既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意见认真修改，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明朝建立比附新中国成立，使第三版《朱元璋传》带有鲜明的时代“新趋向”。

于风政著《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

三、“旧思想”：民族主义史学的影响

虽然吴晗的第三版《朱元璋传》力图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意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进行修改，但正如吴晗所说，“第三个本子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是对阶级关系、阶级矛盾、阶级分析注意不够”，仍然在许多地方延续了他一贯的学术路径。他对朱元璋作为汉族人推翻蒙元的功绩大加赞赏，表现出狭隘民族主义中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同时对中国的历史传统也抱着“温情与敬意”，与他的第四版《朱元璋传》对比非常明显。

北京市历史学会编《吴晗纪念文集》

吴晗在第三版《朱元璋传》中认为蒙元政权是一个“异族统治”政权。他用大量篇幅揭露了蒙古、色目贵族对汉人和南人的民族压迫，歌颂了以文天祥、张世杰为代表的一系列反对外来压迫的民族英雄，认为“只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才能翻身”。这尤其体现在他对明军北伐胜利的认识上，吴晗连用数个感叹号，几乎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从契丹入侵时算起，沦陷了四百三十年的名都，到这一天才回到中华人民的手中来！从宋太祖、太宗、神宗以来，没有能实践的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民族愿望，朱元璋代表全民族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历史上的错误、污点湔雪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号召实现了！”汉南各族人民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民族解放伟大的光辉的胜利”。吴晗把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与汉族区别开来，认为在历史上汉族才代表了中华人民，把少数民族在燕云十六州的统治视为历史上的污点、错误，隐含了华夷有别的思想。而在第四版《朱元璋传》中吴晗对此都进行了修改：吴晗把元朝定义为“蒙汉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认为元朝的民族压迫实质上是阶级压迫，朱元璋推翻元朝只是把蒙汉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换为汉族新旧地主阶级的统治；吴晗把“胡”“虏”“番”等字眼都加上引号，删去了“异族”“外族”等词汇，把明朝的灭亡由“亡国”改成“朱明政权被推翻了”；吴晗还专门批判了朱元璋《谕中原檄》中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实质上是在批评过去的自己。从第四版《朱元璋传》的修改也能看出吴晗第三版《朱元璋传》中的大汉族主义思想，这也是民国时期民族主义史学的狭隘和不足之处。

吴晗在第三版《朱元璋传》中谈起朱元璋政权性质的转变时，认为朱元璋这一转变“脱去宗教迷信的外衣”“是为了伐罪救民……保证给官僚地主和庶民以和平安定的生活”。并以此把朱元璋的人生划为两个时期，一是“破坏旧有社会秩序”的“贫农和穷人的头目”，而后则是地主巨绅的保护人、儒家的护法，“要巩固既得的利益，要建立并维持新的社会秩序了”。虽然吴晗在这里提到了朱元璋的转变，但他是以一种客观平实的态度来叙述的，对朱元璋的转变并无明显的批评之意，他在后文提到朱元璋北伐要求“复兴道统”，恢复“世世相传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并说这“广泛地获得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而在第四版《朱元璋传》中，吴晗却对朱元璋的转变大加批判，认为朱元璋此举是对弥勒教、对红军的斥责、背叛，并强调朱元璋是“封建统治理论的代表者儒家的护法，不但要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并且要建立并维持旧的和新的地主阶级政权和封建秩序了”。吴晗在第四版《朱元璋传》中把“秩序”“传统文化”“儒家思想”“道统”前都冠以“封建”二字，暗含了对朱元璋后期一系列政治活动的否定之义。除此之外，第三版《朱元璋传》对马皇后进行了诸多人性化的描写，如称她“是一个好妻子，贤内助”“心地仁慈”“对人事事体贴周到”“每次提到父母早死，却忍不住伤心流泪”，并说马皇后死后宫人追念她的慈爱还作歌追颂。但在第四版《朱元璋传》中，这些描述都被删掉了。毕竟马皇后不只是一个“人”，更是朱元璋的妻子，是地主统治阶级的一员。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在第三版《朱元璋传》中，吴晗确实在许多地方对阶级分析运用不够，对中国历史还怀有一些“温情”，远不如第四版《朱元璋传》那样冷峻。

吴晗之所以在第三版《朱元璋传》中表现出这些特点，不能不从他的早年讲起。吴晗的父亲是清末秀才，吴晗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熟读“前四史”《通鉴》《左传》等作品，受到了儒家“夷夏之辨”思想的影响。同时由于晚清排满革命的宣传，以汉族为中心的历史书写盛行一时，虽然民国建立后这种历史书写模式渐趋衰微，但“夹杂了汉族史模式的因子历史书写和历史解释，则比比皆是”。直到1924年，孙中山还认为元朝和清朝是中国的两个亡国时期，把明清易代与日本占领朝鲜相提并论。鲁迅也在著作中有此类表述，他说“元朝人起初虽然看不起中国人”“清朝又是外国人”“现在的外国人，不比蒙古人和满洲人一样，他们的文化并不在我们之下”，把国内少数民族和西方列强等同。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吴晗，不能不沾染有大汉族主义的狭隘民族思想。

孙中山著《三民主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蚕食中国领土，民族危机加深。发扬民族精神、挽救民族危亡成为史学界关注的重心，民族主义史学思潮蓬勃发展。顾颉刚创办《禹贡》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够受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在这种意识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当归我们的”。之前长期从事训诂考证的范文澜也作了通俗读物《大丈夫》，并在凡例中强调“每当外力侵入中国的时候，总有许多忠臣义士，用各种方式参加民族间悲壮的斗争……本书所举二十余人，只是取其声名最著”，意在以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来鼓励当下的反侵略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因其“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光辉事迹作为精神寄托屡被援引，受到格外重视。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规定每年清明节对明孝陵进行祭扫，把朱元璋列为民族英雄。吴晗正是在这一时期逐渐走上学术道路的，因此他的史学研究一开始便对国家对民族有着极强的现实关怀，当时对朱元璋民族英雄形象的书写体现在他的史学研究中。他所写的《元代的社会》《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国》把元朝统治称为是外族统治，认为在元代社会中，“第一层是征服者的蒙古人，第二层是最先投附从征的色目人，第三层是中国人”。而这些剥削压迫最终导致了朱元璋等人所领导的民族革命，“这一次革命的目标是民族的解放，汉族应由汉人治理”。七七事变爆发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吴晗对时局更加担忧，他曾说：“大后方真和南宋一样，是亡国现象，但我们是中国人，有责任挽救国家啊。”他在这个时候开始写作《明史》，但未能完成。这部《明史》采用之前所写的《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国》《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等文章为底稿，并进行了一些修改，对朱元璋的积极描述更多了。如原稿称朱元璋为“红军三等头目”，在《明史》中便删去了；认为提出民族革命的口号是朱元璋成功的基本原因；把原稿的“拉拢”知识分子改为“团结”知识分子；对朱元璋的外交政策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朱元璋不对外侵略但如有侵略坚决还击的做法是中国几千年来的立国精神，也是中国必将复兴的原因所在。面临日军的侵略，吴晗对朱元璋的评价在提升，对其民族革命的一面更为重视了。因此在接下来的《明太祖》中，吴晗才会大力肯定朱元璋恢复民族独立、恢复传统文化的功绩，并认为朱元璋励精图治，个人能力超群，执法严格，令出必行。即使在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对朱元璋极力苛责的第二版《朱元璋传》中，吴晗也肯定推翻元朝是民族革命的辉煌胜利，民族主义史学思潮在吴晗的史学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烙印。

王宏志、闻立树主编《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

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历史成为大势所趋。吴晗大量阅读学习唯物史观著述。但与此同时，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对此前的历史研究做出反思。范文澜反思自己《中国通史简编》存在“非历史主义”的观点，一方面是“片面反封建”，对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将相，没有肯定他们对历史的贡献和进步作用，范文澜所举的一个例子便是“明太祖朱元璋从元朝异族压迫下恢复汉族政权，也很有功劳”，但自己却着重写了他的专制残暴，没有把朱元璋在历史上的贡献写出来。另一方面则是“借古说今”，以史事影射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范文澜反思的这两个方面也正是吴晗在第二版《朱元璋传》中所犯的错误。因此，如何走出以往“战时史学”的影响，回归史学正轨，给中国历史以客观的书写，给历史上杰出人物以正确的认识，也是当时史学界的重要任务。吴晗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第三版《朱元璋传》的修改工作的。但由于这一时期正处在思想文化上的转型时期，学习唯物史观史学又非易事。顾颉刚作为在民国首屈一指的史学家，在进入新中国后于思想改造上也常常感觉举步维艰，“马列主义之精深博大……要人一下就搞通，以刚之愚，实不知其可”。吴晗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研究上熟练运用“阶级斗争”。吴晗阅读了毛泽东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他认为的“历史唯物主义”便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将史学写得更加通俗化、大众化，赞扬本民族历史上的优秀人物。这与吴晗原本的史学观念恰好也有相通之处，于是，他又回到之前的叙述逻辑：尽管朱元璋有种种不足和缺点，但在抗击蒙元异族统治上，他为汉民族做出了重要贡献，使这版1955年写就的《朱元璋传》更多体现了其三四十年代的史学思想，与其《明太祖》几乎如出一辙。但随着“胡适批判”的逐渐展开，吴晗或许感到了自己思想的不合时宜，他没有贸然出版，而是私下征求各方意见，最终也没有将这版《朱元璋传》公之于众。种种因素结合，造就了这部唯一没有公开出版的体现其“旧史学”思路的《朱元璋传》。

王学典、陈峰著《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

1951年，郭沫若在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作了《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提出中国史学在六个方面的转向，其中一个便是从大汉族主义转向注重研究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但1958年郭沫若再回顾这个说法，却认为“照今天的情况看来，史学界的转向速度并不那么快”。这也间接反映了当时的史学界存在大汉族主义思想。当时史学界还就元末农民起义的性质问题进行争论，许多学者都肯定元末民族矛盾是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王崇武认为“蒙古贵族和汉奸地主拥有广大的土地及财富，他们和汉人的冲突，正是当时社会矛盾主要的方面”，杜烈原认为“红巾军的起义，一开始即以民族斗争的主脑自居”，“事实上也起了民族斗争的先驱骨干作用”。就连在1927年已成为共产党员的尚钺，他的《中国历史纲要》在出版后也被批评将元末农民起义看作是种族斗争而忽视了阶级斗争，并且夸大朱元璋的历史作用，过于美化朱元璋。可见，民族主义史学思想对新中国史学界的影响不是偶然现象。

郭沫若

结语

如何理解“转型”这一概念是理解新中国初期史学发展的关键。吴晗史学生命的复杂性生动展现了这一转型的多重面貌。一方面，吴晗早年师从胡适，深受胡适实证主义史学道路影响，并未系统学习过唯物史观，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他需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另一方面，吴晗又在20世纪40年代“以笔投枪”，以史学来影射批判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他需要回归学术理性，对之前特殊年代的史学道路进行反思和修正。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吴晗作为个人的能动性，他在学习新思想的同时，由于对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不自觉地以元明鼎革比附新中国成立；他在反思以往的学术道路之时，由于学习唯物史观不能一蹴而就，又难免延续了自己三四十年代的学术观点。“新趋向”和“旧思想”互相交织，让吴晗的第三版《朱元璋传》成为新中国史学转型时期的典型著作。理解了吴晗的第三版《朱元璋传》，也就更能理解新中国初期史学发展的多面性。新中国初期史学界各种思想学习、思想改造、思想批判等运动的展开，即是为了集中清理以往史学中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以完成民国学术向共和国学术的大转型，这便可以解释为何顾颉刚、雷海宗、童书业等史学家成为批判或自我批判的常客。而范文澜、吕振羽、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史家对自己以往史学著作的反思和修改，则说明共和国学术的建立也需要对以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战时”模式做出调整，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民族自信心、促进民族新文化的创造”。要想达成这一目的，就不能不对以往的史学发展成果进行批判继承，这就导致新中国初期对“旧史学”尖锐批判的同时，史学界中仍然存在着以往“旧”的思想观点。这也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中国的全面确立与成熟并非与政治同步，对于新中国初期史学以及思想文化领域的连续性研究值得进一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