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建国以来伟人文稿》第8册、《张国焘回忆录》、《中共党史资料》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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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冬天的香港，九龙一带的小公寓里，61岁的张国焘正对着桌上的稿纸发愁。
房间狭小简陋，墙壁因为潮湿而泛黄剥落，几件破旧家具显示着主人的窘迫处境。
一张摇摇欲坠的小桌上摆着几张港币，数量少得可怜，连下个月的房租都成问题。
窗外香港的繁华与房间内的清贫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个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老人，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1921年7月，24岁的他作为北京共产党小组的代表，出席了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的中共一大，并担任会议主持人。
那时的他意气风发，满怀改造中国的雄心壮志。会后他被选为中央局三人团成员，负责组织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领导人之一。
此时的张国焘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想到了向那个被他背叛过的组织伸出求助之手。
这个想法让他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挣扎，但现实的困境让他别无选择。
1958年10月，经过反复思考，他终于鼓起勇气，托人向中共中央转达了一个特殊的请求，这个请求将再次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一】从革命创始者到政治叛逃者
张国焘，1897年11月26日出生于江西萍乡的一个官绅家庭，字恺荫，又名特立。
他的父亲张鸿仪是晚清贡生，学识渊博，曾担任过北洋政府时期的知事，相当于现在的县长。
张家在当地算是书香门第，家境殷实，这为张国焘的成长和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张国焘从小就聪明过人，学习成绩优异，深得父母宠爱。他幼时在私塾接受传统教育，熟读四书五经，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
后来进入新式学堂，接触到了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民主思想，思想开始发生转变。
1916年秋天，19岁的张国焘考入北京大学理科，主修数学。
北京大学当时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校长蔡元培倡导"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各种新思想在这里碰撞融合。
张国焘在这样的环境中如鱼得水，积极参与各种学术讨论和社会活动。
在北大期间，张国焘结识了管理图书馆的李大钊。李大钊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在北大享有很高威望，被称为"红楼飞雪一时彦"。
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张国焘开始关注社会现实，思考救国救民的道路，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张国焘表现得极其积极。他被推举为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发表演讲，抨击政府的卖国行为。
在天安门前的那次大规模集会上，张国焘慷慨激昂的演讲赢得了阵阵掌声，展现出了卓越的组织能力和演讲才华。
五四运动后，张国焘更加坚定了改造社会的信念。1920年10月，在李大钊的介绍下，他加入了北京的共产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从此，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革命事业中，甚至与坚持要他走仕途的父亲决裂，断绝了经济来源。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张国焘作为北京共产党小组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并被推选为大会主席，主持会议进程。
在这次历史性的会议上，他与其他11名代表一起，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会后，张国焘被选为中央局三人团成员，担任组织主任，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
担任组织主任期间，张国焘负责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工作非常出色。
他创办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亲任主任，同时担任《劳动周刊》主编，积极组织工人运动。
在他的领导下，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工人运动蓬勃兴起。
在中共早期的历次代表大会上，张国焘都担任着重要角色。
1922年中共二大上，他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中央组织部长。
1923年中共三大上，他虽然因为反对与国民党合作而受到批评，但仍然保持着重要地位。
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时，张国焘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1924年5月21日，一个改变张国焘人生的日子到来了。这天晚上，北京城内突然刮起一阵"白色恐怖"的风暴。
直系军阀政府大举搜捕共产党员，张国焘与新婚妻子杨子烈双双被捕，关押在北京监狱中。
在狱中的5个多月时间里，张国焘经受了严酷的考验。敌人对他严刑逼供，企图从他口中获得共产党的组织秘密。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张国焘表现出了一定的坚定性，但也在供词中透露了一些党的情况，包括李大钊等人的信息，这为后来李大钊1927年被捕牺牲埋下了隐患。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监禁了直系首领曹锟，释放了被关押的政治犯。
张国焘夫妇结束了5个多月的铁窗生涯，重获自由。出狱后，张国焘隐瞒了在狱中的一些情况，重新回到党的领导岗位上。
此后几年，张国焘在党内的地位不断提升。
1925年中共四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并担任中央工农部主任，积极参与领导五卅运动。
1927年中共五大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党的最高领导层成员。
在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中，他作为中共中央特派代表，虽然一度犹豫，但最终还是参与了这次伟大的起义。
1928年中共六大后，张国焘被留在苏联"学习"了两年多。
1930年11月，他回国后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担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成为该根据地的实际领导者。
在鄂豫皖苏区的几年时间里，张国焘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展现。
在他的领导下，红四方面军不断发展壮大，从最初的几千人发展到10万人的庞大队伍，成为当时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中实力最强的一支。
根据地也从最初的几个县发展到拥有26个县、350万人口的大苏区。
然而，权力的膨胀也使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开始显露。在苏区期间，他推行"左"倾错误路线。
1935年长征开始后，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在长征途中，他的分离主义倾向进一步暴露。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
此时红四方面军有近八万人，而中央红军经过长途跋涉，只剩下不足三万人。实力对比的悬殊，让张国焘的野心急剧膨胀。
在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地位仅次于朱德总司令。
但他并不满足于此，而是企图利用兵力优势，胁迫中央改变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坚持要南下建立根据地。
当中央坚持北上路线时，他竟然率部南下，分裂了红军。
1935年10月5日，在四川马尔康县卓木碉，张国焘做出了他人生中最错误的决定。
他召开会议，宣布另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自立为"中共中央主席"，并宣布开除伟人、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人的党籍。
这种公然分裂党的行为，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损害。
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很快遭到了共产国际的严厉批评。
1936年6月，在强大的压力下，他被迫宣布取消"第二中央"，与红二、红四方面军一起北上。
同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终于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但张国焘与中央的矛盾依然尖锐。
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深入批判，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面对批评，张国焘表面上写了《我的错误》一文，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内心深处并不服气。
为了教育和挽救他，中共中央仍然给了他机会，任命他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但是，心高气傲的张国焘已经下定了叛逃的决心。
1938年4月3日，清明节前夕，命运的转折点终于到来了。
张国焘代表中共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前往陕西中部县（今黄陵县）与国民党代表一同祭扫黄帝陵。
这本来是一次正常的统一战线活动，却被张国焘利用成了叛逃的机会。
到达中部县后，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等人对张国焘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热情。
祭陵活动结束后，张国焘没有按原计划返回延安，而是选择了留在国民党控制区。
4月11日，中共特工李克农在汉口火车站截住了准备南下的张国焘，周恩来也赶到武汉，多次苦劝张国焘回心转意，但都被拒绝了。
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痛苦的决定，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从此，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彻底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道路。
【二】国民党统治区的失意岁月
投靠国民党后，张国焘很快就尝到了作为叛徒的滋味。
虽然蒋介石表面上对他礼遇有加，视他为"对延安的致命打击"，但实际上对他充满了戒心和不信任。
张国焘被安排加入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军统"。
他被任命为"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任，主持"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从事反共特务活动。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不错的职位，但实际上却是一个虚职，真正的权力并不在他手中。
在军统内部，张国焘的处境非常尴尬。戴笠作为军统的实际掌控者，对这个叛徒既要利用，又要防范。
张国焘的一举一动都在严密监视之下，连派往他家照顾生活的勤杂人员都是经过主管总务的沈醉精心挑选的特务，这些人表面上照顾他的生活，实际上是监视他的一言一行。
在国民党那里，张国焘主要的工作是利用他对中共内部情况的了解，为国民党提供情报，并参与策反工作。
他曾经试图策反一些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但收效甚微。
据军统特务沈醉回忆，张国焘曾经劝降一位在重庆南岸被秘密逮捕的中共地下党员，他一见面就自我介绍身份，试图以老资格压人，但那位同志断然拒绝了他的劝降，让他灰头土脸地离开。
更让张国焘难堪的是，在国民党的政治圈子里，他被普遍视为叛徒，很少有人真心与他交往。
1941年起，张国焘担任了国民参政会第二、第三、第四届参政员。
国民参政会虽然听起来地位很高，但实际上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咨询机构，没有任何实权。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国焘的境遇更加边缘化。他曾短暂担任过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但这个职位很快就被撤销了。
眼看着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前途，张国焘决定从事文化工作。
1948年6月，张国焘用手头仅有的120两黄金作为资本，在上海创办了《创进》周刊。
这本周刊的宗旨是进行反共宣传，为国民党政权摇旗呐喊。张国焘亲任社长，聘请郑学稼担任总编辑，试图通过办刊物来维持生计。
《创进》周刊在创办初期并没有受到国民党的重视，连印刷用的纸张都要按市价购买。
后来张国焘托人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黄少谷求情，才得以享受官价纸张的待遇。
但即便如此，这本周刊的影响力也很有限，销量不佳，经济效益很差。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急剧变化，1948年底国民党政权已经岌岌可危。
许多国民党要人纷纷准备逃往台湾，张国焘也感到形势不妙。他匆忙停办了《创进》周刊，收拾细软，准备逃离大陆。
1948年底，张国焘带着妻子杨子烈和三个儿子张海威、张湘楚、张渝川，搭乘国民党的军舰逃到了台北。
在逃离上海的那个夜晚，张国焘回望着这座即将解放的城市，心情复杂。他知道，这次离开，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
到达台湾后，张国焘一家被安排住在台北南阳街的一个招待所里，等待国民党安排工作。
张国焘满以为凭借自己的资历和经验，国民党会给他安排一个重要职位。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在台北的招待所里，张国焘一住就是好几个月，没有任何人前来问讯，既不安排工作，也不过问生活。
他多次向国民党的有关部门询问，得到的答复都是"再等等"。张国焘这才意识到，国民党已经把他遗忘了。
坐吃山空不是办法，张国焘决定自食其力。他与家人商量后，搬出了招待所，在台北一家温泉旅馆附近"顶"了一栋民舍。
所谓"顶"是台湾的土语，指的是预付大额租金，取得房屋的长期使用权。
这栋民舍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到处漏雨。张国焘花了不少钱购买木料，雇请工匠进行修缮。
全家老小都参与到修缮工作中，希望能有一个安身之所。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房子终于修缮一新，张国焘一家满心欢喜地准备安定下来。
然而，祸不单行。就在房子刚刚修好的时候，两名国民党士兵找上门来，声称这栋房子已经被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征用，要求张国焘立即搬出。
张国焘愤怒地搬出自己"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试图与士兵理论，但得到的回应却是冷漠的嘲笑。
"中央委员又怎么样？这是长官公署的命令，谁也不能违抗！"士兵毫不客气地说道。
张国焘这才深刻地体会到，在国民党那里，他只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摆设而已。
房子被强行征收后，张国焘不得不另觅住所。这次被驱逐的经历，让他彻底看清了自己在国民党那里的地位。
他愤怒地对妻子说："我们在这里根本就不受欢迎，继续待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
1949年冬天，心灰意冷的张国焘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子离开台北，踏上了前往香港的轮船。
在船上，他望着逐渐远去的台湾海岸，心中五味杂陈。这次离开台湾，标志着他政治生涯的彻底终结。
【三】香港生活的艰难困顿
1949年冬天，张国焘一家五口抵达香港。
对于这个61岁的政治流亡者来说，香港既是避风港，也是人生的另一个起点。
初到香港时，张国焘身上还有一些积蓄，加上在台湾时变卖家产得来的钱，暂时还能维持基本生活。
张国焘一家最初租住在九龙地区的一间小公寓里。这里虽然比不上他在大陆时期的豪宅，但至少有个安身之所。
为了维持生计，张国焘开始寻找工作机会。凭借他的学识和经历，很快就在一家小报担任主笔，每天写点政治评论和时事分析，赚取微薄的稿费。
1949年至1952年10月，张国焘还担任了《中国之声》杂志的社长。
这份杂志由原国民党要人张发奎、顾孟余创办，自称"既反共，又反蒋"，试图在国共两党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张国焘在这里发表了不少文章，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
《中国之声》杂志的创办者们都是政治上的失意人，他们聚在一起，经常在茶楼里喝茶聊天，发发牢骚，抨击时政。
张国焘与程思远、谢澄平等人来往密切，有时还带着家人一起到郊外野炊，暂时忘却心中的烦闷。
然而，好景不长。《中国之声》杂志的内部很快就出现了分歧，各派人马为了争夺话语权而明争暗斗。
1952年，张发奎派自己的亲信林伯雅接管了杂志，张国焘被迫离开社长职位。这次被排挤，让张国焘深深感受到了政治圈的无情和现实。
失去了《中国之声》社长一职后，张国焘的经济来源更加不稳定。
他只能靠给各种小报写稿维生，但稿费微薄，根本无法满足一家五口的开销。
更要命的是，香港的生活成本很高，房租、伙食费、孩子的学费，样样都需要钱。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张国焘敏锐地察觉到这可能是一个"商机"。
他每天仔细研读各种报纸，分析战争形势，有时写些评论文章寄给报社，赚点零用钱。
随着战争的持续，国际黄金价格开始大幅上涨，这让张国焘看到了发财的机会。
张国焘自认为在北京大学学过经济学，对金融市场有一定了解，于是决定投身炒金事业。
他把家中全部积蓄5000美元拿了出来，在香港的金融市场上开始炒黄金。
起初，张国焘的投资确实获得了可观的回报。黄金价格一路上涨，他的账面收益也在不断增加。
为了赚取更多利润，张国焘不但没有见好就收，反而把所有资金全部投入，满仓买入黄金期货。
他甚至还向朋友借了一些钱，加大投资力度。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
然而，金融市场的风险是巨大的。随着朝鲜战争局势的变化，特别是停战谈判的开始，市场对战争前景的预期发生了根本改变。
一夜之间，黄金价格开始大幅下跌。等张国焘反应过来时，他的5000美元本金已经亏损得所剩无几。
这次投机失败给张国焘一家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不仅失去了全部积蓄，还欠下了一笔债务。
更糟糕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妻子杨子烈在一次上街买菜时不幸跌倒，摔断了臀盘骨，从此成为跛子，行动极为不便。
杨子烈的治疗费用对于已经家徒四壁的张国焘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他们不得不变卖家中的一切值钱物品，包括杨子烈的首饰、张国焘的藏书，甚至连孩子们的衣服都卖掉了不少。即便如此，医药费用仍然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经济上的困难也影响到了孩子们的教育。
三个儿子中，大儿子张海威已经成年，能够出去工作贴补家用，但二儿子张湘楚和三儿子张渝川还在上学，学费成了大问题。
张国焘甚至想过把两个小儿子送回江西老家寄养，但又担心在那种政治环境下会给家人带来麻烦。
1953年，张国焘给江西老家的三弟张国杰写了一封信："大哥生活拮据，只靠大儿海威教书糊口。现想将二儿湘楚和三儿渝川暂回老家寄养。家中意下如何？请速回信。"
张国杰收到信后非常紧张，担心收留张国焘的儿子会给自己带来政治麻烦，于是主动将信交给了当地派出所。
派出所负责人看完信后说这是封普通家信，让张国杰留着即可，但张国杰坚持不敢收留，说："还是留在你这里好，不然领导检查不方便。"
杨子烈在香港苦等回信，始终没有消息，料想三弟也有难处，只好作罢。两个小儿子只能继续留在香港，但学费问题依然无法解决。
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张国焘不得不四处借债，甚至向一些过去的政治对手求助。
但作为一个叛徒，很少有人愿意真心帮助他。有些人表面上答应借钱，实际上却是在看他的笑话。
为了维持基本生活，张国焘拼命写稿，希望通过增加稿件数量来提高收入。
他给香港的各种报刊投稿，从政治评论到历史回忆，什么都写。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愿意刊登他文章的报刊越来越少，退稿信成了家常便饭。
1953年春天，在一次与出版界朋友的聚会中，张国焘流露出了强烈的怀旧情绪。
他对朋友说："看到媒体上介绍大陆的情况，真是令人感奋。现在我闲居香港，一贫如洗，每天望着日出，看着日落，实在太寂寞了。有时还真想回北京去，为人民做点建设工作。"
这番话虽然只是感慨，但也反映出张国焘内心的真实想法。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开始重新考虑与中共的关系，思考是否还有回头的可能。
到了1950年代中期，张国焘一家的生活已经极其困难。房租经常拖欠，一家人有时连基本的伙食都难以保证。
大儿子张海威虽然在努力工作，但微薄的收入根本无法支撑全家的开销。二儿子和三儿子的学业也因为经济困难而受到影响。
就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张国焘做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
他开始认真考虑向中共寻求帮助的可能性，这个想法在他心中越来越强烈。
【四】两次回归尝试的复杂过程
1956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香港。
张国焘每天都仔细阅读报纸，特别关注有关八大的报道。
经过深思熟虑，张国焘认为凭借自己中共创始人的特殊身份和历史贡献，组织上应该会考虑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于是，他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寻找与中共的联系方式，希望向党中央转达自己想回大陆定居养老的意向。
经过一番努力，张国焘终于找到了合适的中间人。他写了一封信，请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转交给北京的中央。
信中，他详细描述了自己在香港的困难处境，表达了对过去错误的某种反思，希望组织能够看在昔日革命情分上，允许他回到祖国。
这封信很快就送到了北京，引起了中央的关注。三个星期后，通过组织程序，中共中央作出了回复。
消息传来时，张国焘的心情既紧张又期待，他知道这个回复将决定自己的前途命运。
中央的回复是通过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传达的："张国焘愿意回来是可以的，中央是欢迎的。但是，他必须首先认真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自己在历史上的严重错误，提出改过自新的保证，以示诚意。"
听到这个条件时，张国焘的内心五味杂陈。
一方面，中央表示欢迎他回来，这让他感到一丝温暖；另一方面，要求他写检讨报告承认错误，这对他来说是极大的心理考验。
作为一个曾经位高权重的人，要他在众人面前承认错误，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决心。
张国焘考虑了很长时间。他一方面渴望回到祖国，结束流亡生活；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完全否定自己过去的行为。
在这种矛盾心理的驱使下，他最终选择了逃避，借口身体不好，表示暂时放下这件事情，以后再谈。
实际上，就在这个时候，美国方面也在接触张国焘，希望能够获得他的合作。
美国联邦调查局通过秘密渠道向他提供了一些资金，作为撰写回忆录的预付款。
面对美国人的金钱诱惑，张国焘的立场更加摇摆不定。
1958年10月，张国焘再次被内地的变化所鼓舞。他通过香港的各种媒体了解到，大陆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建设，到处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这让他又一次萌发了与中国政府建立联系的想法。
这一次，张国焘的态度比1956年更加积极。他主动托人向中共中央在香港的工作人员表示，愿意为中国政府做点事情，并明确请求中央提供生活补助。
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他的经济状况已经极其困难，迫切需要外界的援助。
中共中央于1959年1月5日将张国焘的最新表态整理成内部情况简报，标题为《关于张国焘最近情况简报》，并迅速呈送到了中南海。
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对张国焘的情况都比较了解，知道他与美国人有联系，也清楚他生活困难的真实状况。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美关系极度紧张，冷战的阴云笼罩着整个世界。
任何与美方的接触都被视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中央对此非常敏感。
经过慎重考虑，伟人在简报上亲自批示，为这个复杂的问题定了调子。
然而当这份批示传达给张国焘时，他面临着人生中又一次重大选择，而这次选择的结果，将彻底改变他余生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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