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的困局与存在的荒诞

——评《肉与牌》的现代性焦虑书写

□ 李新勇

在火锅蒸腾的氤氲与医院消毒水的刺鼻间，王忆的短篇小说《肉与牌》以锋利的叙事刀片剖开了当代生活的肌理。这篇小说通过“排队”的日常行为，构建出关于现代人生存困境的隐喻。当盛欢乐机械地嗑着瓜子等待火锅叫号时，她所对抗的不仅是时间流逝的焦虑，更是生命在程序化进程中被异化的荒诞处境。

小说以火锅店与医院构成对称的叙事空间，形成消费主义与医疗体系两条线索。火锅店取号屏上跳跃的数字与医院叫号系统冰冷的电子音，共同编织着现代社会的秩序网络。在火锅店，“十多个盘子像排着队一般等着前后下锅”的意象，与医院走廊里“等待上案板的活物”形成残酷对照。当凌夏挑剔蘸料配方时，诊室里护士正端着“活生生的肉”供医生检视，这种并置将饕餮食客与等待手术的病体置于同一个视角维度，暴露出消费社会将人物化为可编码客体的本质，当主体意识被排队制度解构后，身体只能通过重复性动作确认存在。

小说采用创伤记忆的碎片化叙事策略，在现实与回忆的交织中构建精神分析场域，五个章节如同五块多米诺骨牌，从火锅店的等待触发医院排队的回忆，再借由人物关系，推动人情世故的崩塌。盛欢乐的每一次情绪爆发都是结构转场的枢纽，其心理时间与现实时间的错位形成张力。

在小说中，王忆将“等待”解构为现代生活的本体论困境。叙事时间的处理极具创造性。火锅店等待的两小时，通过闪回拉长为半生的心理时长。当盛欢乐在电梯里感受“蒸笼般下沉”时，时间在焦虑中发生爱因斯坦式的弯曲：医院排队的三周、婚姻等待的三年、生命倒计时的三十年，在意识流中坍缩成存在的瞬间。这种时空扭曲在高铁站达到极致：盛欢喜凝视铁轨的刹那，物理时间被存在主义焦虑彻底解构。当盛欢乐质问“为什么等着被叫号的永远是自己”时，她触及了可能存在的最隐秘的暴力——个体在庞大系统中被迫让渡主体性的生存真相。

“号牌”作为这篇小说的核心意象，在文本中经历了符号的嬗变。火锅店的纸质号码是消费主义的入场券，医院的电子代号是生命健康的判决书，而婚姻市场上的“排队”则是情感商品化的隐喻。刘主任诊室门口，凌夏将病人转化为绩效筹码的对话，彻底揭露了号牌制度如何将人性异化为可交易的数字资本。这种符号暴力在盛欢喜“确数的号牌”的自嘲中达到顶峰，死亡预定成为终极编号。

《肉与牌》中，姐妹关系的书写构成了文本的暗线病理报告。盛欢乐与盛欢喜背对背的睡眠姿态，既是童年创伤的具象化，也是现代人情感疏离的隐喻。医院走廊里“白大褂成了行走在阳间的幽灵”的幻觉，与火锅店洗手间排队引发的暴怒形成精神症候的互文。作家通过盛欢乐的视角，将乳腺肿瘤的病理特征延伸为社会身体的癌变象征——那些“排了一天的队得到的”诊断书，何尝不是现代社会集体焦虑的确诊报告。

王忆采用临床解剖式的语言风格，将情感波动转化为生理反应进行记录。盛欢乐“嗑瓜子也越发有节奏，瓜子壳吐出来竟不带一丝黏腻”的机械动作，“手抖勺子掉进火锅里溅起汤汁”的神经性震颤，这些细节构成存在主义式的症状学图谱。当人物在火锅蒸汽与医疗辐射间穿梭时，文本自身也成了观察当代精神症候的病理切片。

作家在叙事中埋设的反讽犹如手术刀般精准。当刘主任道貌岸然地强调“职业操守”时，读者已然看透小说所写的这家机构的道德溃败；盛欢喜“先拿到了确数的号牌”的自嘲，解构了那家机构的所谓治疗给予她的虚假希望。这种叙事智慧，使小说超越了疾病书写的范畴，直指现代人群生存的本质荒诞。

《肉与牌》以其独特的文学装置，在火锅蒸腾的雾气与医院冷光之间，构建起某种生存寓言。这部作品不仅是个体命运的悲歌，更是一个群体的病理报告。小说以其冷峻的哲学审美，为所有在“号牌”网格中挣扎的现代人，竖起了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