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建国以来伟人文稿》、《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新华社香港分社档案资料汇编（1947-1997）》等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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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0月的香港，秋雨绵绵。
九龙老街一间破旧的公寓里，一个身材瘦削的中年男子正在昏暗的灯光下写信。
他的手微微颤抖着，不是因为寒冷，而是因为内心的挣扎。
这个男子叫张国焘，江西萍乡人，1897年11月26日出生。
二十年前，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曾经统领红四方面军近八万人马。而此刻，他只是香港街头一个为生计发愁的落魄文人。
房间里除了一张简陋的木桌和椅子外，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
几把
墙上的油漆已经剥落，透着潮湿的霉味。
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坐在角落里补着破旧的衣服，她的右腿因为几年前的意外事故而留下了残疾。
三个儿子中，只有大儿子张海威在九龙的一所中学当教师，微薄的薪水勉强维持着一家五口的生活。
张国焘放下毛笔，望着刚写完的信件。
这是他给远在北京的昔日战友们写的求助信。
信很短，措辞谨慎，字里行间透着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如今的落魄和无奈。
当年那个在长征路上另立"中央"、与党中央分庭抗礼的张国焘，此刻只能向昔日的战友求助。
【一】从创党元老到分裂者的堕落轨迹
1897年11月26日，张国焘出生于江西萍乡的一个官绅家庭。
他的父亲是晚清贡生，担任过北洋政府时期的知事，相当于现在的县长。
张家经营钱庄，生活富足，家世显赫。作为家中长子，张国焘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父亲对他寄予厚望。
1916年10月，19岁的张国焘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
在那个思想激荡的年代，北大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
张国焘接触到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
他经常把自己阅读的进步书刊寄给父亲，并坚决回绝了家里安排的亲事，显示出接受新思想的坚定态度。
1919年5月4日，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张国焘作为北京学联的重要负责人，积极参与了这场爱国运动。
6月中旬，全国学联在上海成立，张国焘作为北京学联代表参会，被推选负责总务工作。
当陈独秀和北京学联11位重要负责人被捕后，张国焘被推选为北京学联总干事，在学生运动中崭露头角。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在担任总干事期间："忙得有一个月没有回到自己的寝室了，疲倦了就在办公室的睡椅上躺一会，吃饭也在办公室，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
这种献身精神为他在学生运动中赢得了威望。
1920年，张国焘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参与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为了支持革命事业，他把当年家中邮寄给他的一年生活费300块钱全部捐了出来，这笔捐款成为中共党费的重要来源。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张国焘不仅是13名代表之一，还担任了大会主持人。
会后，他被选为中央局三人团成员，任组织主任。
1921年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这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张国焘担任首任总主任。
1922年中共二大，他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长。
在建党初期，张国焘几乎把自己所有的钱都交给李大钊充作组织经费，体现了对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
然而，1924年5月21日，张国焘与新婚不久的妻子杨子烈在北京被直系军阀政府逮捕。
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张国焘写下了供词，其中涉及李大钊等人的信息。
这个隐藏了多年的秘密，直到建国后北洋政府的京师警察厅档案解密后才真相大白，而这间接导致了李大钊1927年被敌人杀害。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张国焘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农工部主任，参与领导五卅运动。
1927年四月中共五大，张国焘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
1928年6月中共六大，他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与瞿秋白一起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
1930年11月，张国焘回国进入鄂豫皖根据地，担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时，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1932年，张国焘进入鄂豫皖苏区后，成为根据地事实上的领导者。
在他的领导下，红四方面军发展壮大，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红军部队之一。
但张国焘也在这一时期发动了白雀园肃反运动，给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
当时的红四方面军有近八万人的强大实力，而红一方面军经过前一阶段的长征，只剩不足三万人。
6月26日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取代周恩来出任红军总政委。
会师后，关于红军的战略方向出现了重大分歧。
党中央主张继续北上，到陕甘地区建立根据地。而张国焘则主张南下，向川康边的藏民区撤退。
9月9日，分歧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张国焘背着党中央，电令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部南下，企图以武力解决党内争端。
得到叶剑英报告的伟人等当机立断，率红一、红三军团连夜北上，脱离了险境。
张国焘则擅自率左路军全部和右路军一部南下。
1935年10月5日，他在四川马尔康县卓木碉召开会议，决定另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史称"第二中央"，张国焘任"中共中央主席"。
这个所谓的"第二中央"还宣布开除伟人、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的党籍。
张国焘以"党团中央"的署名向陕北的中共中央宣称："此间已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不得人心，部队南下作战也屡遭失利。
1935年11月中旬，在川西南的战略重镇百丈，张国焘带领的红四方面军遭到刘湘、薛岳共20多万大军的猛烈围攻，战争7天7夜，伤亡近万人，以失败告终。
在国际国内的压力下，张国焘被迫于1936年6月6日正式宣布取消"第二中央"、"中央军委"等，随后同红二方面军一起北上，于10月在甘肃静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二】1938年的背叛与投靠国民党的经历
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对他的错误进行了总结。
张国焘本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表面上表示接受对他的批评，但实际上已经在准备叛党。
1938年4月4日，这一天是清明节，中共中央组织了祭祀黄帝陵的活动。
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张国焘参加了这次祭祀仪式。
然而，仪式刚一结束，他就借故脱队，径直奔向了国民党控制区。
4月10日晚，张国焘抵达武汉。
为了挽救这位昔日的战友，周恩来、李克农连夜赶到旅馆，与张国焘谈了整整一夜。
周恩来要求张国焘向中央发个电报，一方面承认私自出走的错误，一方面请示对他今后工作的指示。
迫于无奈，张国焘只得起草一个电报稿交给周恩来。
内容是："毛、洛甫：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国焘。"
4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在武汉的同志们发来电报："为表仁至义尽，我们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照转。"
中央给张国焘的电文是："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才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
4月13日，张国焘向周恩来表示想见蒋介石。
周恩来告诉他："他与国民党军政官员住在武昌，去前必须预先向侍卫室确定时间，让克农打个电话问问，约个时间再说吧。"
但张国焘提出："我想到武昌去游览。"
周恩来决定再陪张国焘游武昌，借此再做思想工作。
可谁知道，从武昌回汉口途中，张国焘趁周恩来与熟人交谈之机，抽身"逃"掉了。
整整一天，李克农等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一家不显眼的小旅馆里找到化名张特立的张国焘。
4月17日上午，周恩来、王明、博古一起来到太平洋饭店，周恩来正式向张国焘提出三个方案：第一，回到办事处，回中共工作；第二，暂时请假，休息一个时期；第三，自动声明脱党，中共宣布开除其党籍。
张国焘当即表示，第一条已不可能，可以在第二、第三条中考虑，请求容他考虑两日再予答复。
不料周恩来等人刚走，张国焘即打电话约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到饭店，表示他要投靠国民党。
随后又约胡宗南司令部驻汉口办事处处长谈话。
当晚，军统就派来两辆车和几个特务，特务们挟持了看守张国焘的邱南章，将张国焘扶上了车。
屋子里仅仅留下一张字条："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
4月17日，张国焘在武汉发表声明，正式脱离中国共产党，投靠了国民党。4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
蒋介石起初对张国焘的投靠表示欢迎，认为这是"对延安的致命打击"。
戴笠也一度把张国焘当成最有价值的叛徒，开宴会前得意地向手下宣布"今天你们就能见到共产党内坐第三把交椅的人了"。
张国焘被安排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和"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从事反共特务活动。
但是，国民党对付叛徒向来采取"用其才不信其德"的策略。
军统要张国焘对"自己的队伍"搞策反，然而共产党的传统是军队忠于党，策反毫无成果。
张国焘虽然掌握着大量中共内部情况，但国民党始终对他保持警惕，并没有给他真正的重要职务。
军统对张国焘处处存有戒心，派往他家照顾生活的勤杂人员也都是经过主管总务的沈醉挑选的。
这些人既照顾他的生活，也"兼顾"他的思想和言行。
随着张国焘的利用价值逐年递减，他最终成为国民党"反共"阵线上的一块"鸡肋"，又渐渐地，对他也失去了相应的客气和尊重。
1941年起，张国焘任国民参政会第二、第三、第四届参政员。
1946年3月，戴笠乘坐的飞机撞在南京附近的江宁县板桥镇戴山，机毁人亡，军统也准备改组裁员。
不久，军统改为国防部保密局，张国焘也趁机另谋出路。
他通过同乡、时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局局长的熊式辉，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推荐，当上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和江西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1948年6月，张国焘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
《创进》周刊发表的一些文章，把造成全国危机四伏、民不聊生的原因，归罪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大量的攻击。
但是，战局的发展却不像《创进》周刊的文章所说的那样，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国民党的统治大势已去。
【三】台湾失意与流亡香港的困顿生活
1948年11月，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失利，国民党的败局已定。
蒋介石开始部署撤退事宜，但在是否让张国焘去台湾这个问题上，国民党高层产生了分歧。
蒋介石指示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要尽可能不让中共叛徒去台湾，要劝他们留下。
蒋介石还特别指示毛人凤，让他劝说张国焘留下。
毛人凤按照蒋介石的指示，找到张国焘做工作："你去台湾不如留在大陆，你留下来，我们在共产党内就有了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这比去台湾的作用大得多。"
这番话让张国焘意识到，蒋介石实际上是想抛弃他。
但是经过反复权衡，张国焘还是决定跟随国民党去台湾。
1948年底，张国焘携妻子杨子烈和三个儿子张海威、张湘楚、张渝川来到台北。
张国焘想继续为国民党效力，但一年过去了，国民党既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
尽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国民党六届中央委员"，但国民党却似乎将他遗忘了。
他们先是住在南阳街的一个招待所里，等待国民党安排工作。
然而，现实再次给了张国焘当头一棒。
一连几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人前来过问他的工作和生活。
张国焘这才意识到，国民党对他的态度已经完全改变。昔日的"座上客"如今成了可有可无的累赘。
无奈之下，张国焘决定自力更生。
他用仅有的一点积蓄，在温泉旅馆附近"顶"了一栋民舍。
"顶"是当地的术语，意思是指预付大额租金，取得房屋的长期使用权。
民舍长久失修、残破不堪。张国焘又掏一笔钱，购买木料，雇请工匠进行修缮。
张国焘一家老小跑前跑后，忙碌了好长一阵子，满心欢喜地等待房子竣工。
就在房子快要修好的时候，祸从天降。
他住地一带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改作东南行政长官公署，强行征收。
潦倒的张国焘深知"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花费大量金钱修缮的房子被强行征收。
1949年冬，在台湾待了一年多的张国焘，彻底看清了自己的处境。
国民党不仅没有给他安排任何实际工作，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
他只好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子离开台北，前往香港另谋出路。
1949年冬天，张国焘一家四口踏上了香港的土地。
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红军将领，如今只能在九龙的老街租下一间狭小的公寓。
定居香港后，他在一家小报担任了主笔，每天写评论文章，赚一点生活费。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张国焘看到黄金价格因战争而飞涨，决定把全部家当5000美金投入黄金交易。
随着战争的继续，黄金价格一路飞涨。
于是他以全部家当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场上干起了"炒黄金"的生意。
有朋友劝告张国焘："朝鲜战争会以和谈收场，金价已经爬到了峰顶，可能会走下坡路，该收手了！"
张国焘不收手，反而将所有资金全部买涨。
张国焘的判断看似有道理，战争确实会推高黄金价格。
但是，朝鲜战争很快结束，金价一落千丈，转眼之间，张国焘血本无归，变成了一个穷光蛋。
偏偏祸不单行，杨子烈为节省家用，辞退女佣，自己操持家务，上街买菜时滑倒在青石板上，好容易四处借钱保住了性命，但留下残疾成了跛子，每逢天阴下雨就疼痛难忍。
【四】生活困顿与美国人的接触
内外交困、贫病交加，用这八个字来形容张家的生活十分妥帖。
张国焘闲居在家，杨子烈病卧在床，老二张湘楚读中学，老三张渝川读小学，全家五口人都靠大儿子张海威的薪水糊口。
张海威在九龙一所中学当教师，薪水低微，无力应付种类繁多的房租、水费、电费、煤气费、医疗费、学费和生活费。
每月面对雪片般飞来的账单，张国焘坐困愁城。
绝望之中，张国焘甚至想过把两个小儿子送回江西老家寄养。
1951年4月，杨子烈给张国焘在萍乡老家的三弟张国杰写了一封信："大哥生活拮据，只靠大儿海威教书糊口。现想将二儿湘楚和三儿渝川暂回老家寄养。家中意下如何？请速回信。"
然而，连张国焘的亲弟弟都不敢接这个烫手山芋。
张国杰一向本分，收到信后担心遭受牵连，于是主动来到上栗派出所，将杨子烈的信上交给派出所负责人李明志。
李明志看完信，没当一回事，说："这是封普通的家信，不必交了，你可以自己留着。"
张国杰连连摇手："还是留在你这里好，不然，领导要看不方便。"
他连信都不敢留，更没有胆量收留张国焘的两个儿子。
杨子烈数着日子盼回音，始终没有消息，料到三弟也有难处，叹叹气只好作罢。
这件事彻底击碎了张国焘最后的幻想。
1953年初夏的一天，正在为生计发愁的张国焘，突然遇到了一件让他高兴不已的事。
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美国亚洲研究中心找到了他，向他了解有关中国党政领导人的情况。
美国人开出的条件很诱人：每次访谈都会支付丰厚的报酬。
对于生活拮据的张国焘来说，这无疑是雪中送炭。
从1953年7月起，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其驻港负责人，先后20多次拜访张国焘，对于美国人的要求，张国焘总是尽己所知以满足他们。
这样，张国焘从美国人那里也讨到了一些报酬，使自己经济窘迫的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后，张国焘注意到国内形势宽松了许多，一直寄人篱下感到日子不好过的他，又萌生了回国的念头。
他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自己的请求。
张国焘托人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信封上用毛笔写着两行字，上写"伟人"，下署"张国焘拜上"。
正文不长，大意是：在你们和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新中国的胜利，我感到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愧疚。
经过这两三年的思考，我决心回到党的身边，在你们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事业尽我一点绵薄之力，鞠躬尽瘁，以赎前愆。
新华社香港分社按照组织程序，以最快的速度派专人将信送呈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由他们上呈中央。
两三个星期后，刘少奇用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传下话来："张国焘愿意回来是可以的，中央是欢迎的。"
但是，刘少奇提出了一个条件，即他必须首先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他在历史上坚持自己的严重错误，提出改过自新的保证，以示自己的决心。
金尧如约见陈先生，请他将中央的态度如实告知张国焘。
凡是曾经给党造成恶劣影响的重要人物，回党之前必须采取鲜明的态度，宣布与过去的历史一刀两断，这是中国共产党处理此类问题的惯例。
这种要求，并不是专门针对张国焘一人的。
中央的善意没有感化张国焘，他在思考一夜后，打电话给陈先生："我这几天身体不好，这件事暂且搁一搁，慢慢再说吧。你替我谢谢他们。"
第一次回归的机会就这样被张国焘错过了。
时间转眼到了1958年，这一年对张国焘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
中国大陆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运动，全国上下都沉浸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中。
通过报纸和其他渠道，张国焘了解到大陆的这些变化。
此时的张国焘已经61岁了，身体状况大不如前。
三个儿子渐渐长大，开支也越来越多。
大儿子张海威虽然在中学当教师，但微薄的工资根本无法维持一家五口的生活。
二儿子张湘楚正在读中学，三儿子张渝川还在上小学，学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更糟糕的是，杨子烈的腿伤越来越严重，每逢阴雨天气，她就疼得厉害，需要不断购买药物治疗。
在这种困境下，张国焘再次动了寻求组织帮助的念头。
但这次，他不再提回国定居的要求，而是直接提出了最现实的需求。
1958年10月，张国焘托人向中央表示，愿意为中国政府做点事，并要求给他以生活补助。
这个请求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逐级上报，最终形成了《关于张国焘最近情况简报》，于1959年1月5日送到了中南海菊香书屋。
当这份简报摆在伟人面前时，一个关键的决定即将做出，伟人手中的批示将直接决定张国焘此后人生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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