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国际史》《巴枯宁文集》等历史文献 部分章节仅代表历史记录，请理性阅读
1872年9月2日，荷兰海牙。这座宁静的欧洲小城迎来了一场注定载入史册的会议。
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此召开，65名来自欧洲和北美各国的代表齐聚一堂。会场气氛紧张，两派代表泾渭分明。
一边是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总委员会支持者，另一边是主张无政府主义的巴枯宁追随者。
会议进行到第四天，恩格斯代表总委员会宣读了一份长达数十页的调查报告，详细揭露了巴枯宁及其秘密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分裂活动。
报告列举了大量事实，包括巴枯宁如何在第一国际内部建立秘密团体，如何企图把国际变成实现其个人主张的工具。
9月6日，大会进行表决。最终以多数票通过决议，将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枯宁及其主要追随者詹姆斯·吉约姆开除出第一国际。这一决定震动了整个欧洲工人运动。
值得注意的是，巴枯宁本人并未出席这次大会。他在法国和德国都有逮捕令，前往荷兰必须经过这两个国家，这使得他的亲自到场几乎不可能。
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开除，这成为巴枯宁一生中最大的政治挫折之一。
海牙大会不仅是一次组织会议，更是两种思想路线的终极对决。
一方主张建立集中统一的工人政党，夺取政权建立过渡时期的国家；另一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和权威，主张立即实现完全的自由联合。
这场延续了数年的思想交锋，最终以马克思派在组织上的胜利而告终，但分歧本身却远未结束。
【一】俄国贵族与犹太学者的相遇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枯宁的出身可谓显赫。1814年5月30日，他出生于俄国特维尔省普列姆希诺的一个贵族庄园。
他的祖父曾官至叶卡特琳娜二世朝廷的参政院大臣，父亲在意大利留学多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母亲瓦瓦娜·穆拉维约夫同样出身名门，其堂哥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后来成为俄国著名的政治家。
巴枯宁的父亲深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曾是十二月党俱乐部成员。但沙皇尼古拉一世即位后，老巴枯宁放弃了政治活动，专心在庄园中教育子女。
家中育有五儿五女，米哈伊尔排行最小。从小他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父亲亲自教授他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等课程。
1828年秋天，14岁半的巴枯宁被送往圣彼得堡。按照贵族家庭的传统，长子必须入伍服军役。次年，他进入炮兵大学接受军事训练。
但巴枯宁对军事生涯并不感兴趣，1834年因成绩不佳被学校开除，被派往波兰边境的一个哨所任职。后来他成为俄罗斯皇家卫队的低级军官，派驻明斯克。
1835年，21岁的巴枯宁做出了改变人生的决定。他违背父亲的期望，放弃了军队和仕途，前往莫斯科学习哲学。
在莫斯科，他接触到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尤其是费希特和黑格尔的思想，这些哲学观念深深吸引了他。
他还结识了亚历山大·赫尔岑和尼古拉·奥加廖夫等人，这两人后来都在俄国思想界占有重要地位。
1840年，巴枯宁离开俄国，前往柏林继续学习哲学，希望进入学术界。在柏林，他深入研究黑格尔哲学，原本计划成为一名大学教授。
与此同时，卡尔·马克思的成长轨迹完全不同。1818年5月5日，他出生于普鲁士王国特里尔市的一个犹太中产家庭。
他的父母均来自历史悠久的犹太拉比世家，家族族谱可以追溯到15世纪。为了能在普鲁士从事法律工作，马克思的父亲改信了基督教。
17岁时，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法律系读书。一年后，他转学到柏林大学，开始大量阅读书籍，醉心于学术研究。
在柏林大学期间，马克思深受黑格尔哲学影响，加入了青年黑格尔派。1841年，23岁的马克思毕业，获得耶拿大学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马克思原本希望进入大学任教，但由于普鲁士政府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打压，这条路被堵死。
1842年，24岁的马克思成为《莱茵报》主编。在这份报纸上，他写了大量文章抨击时政，为贫苦大众辩护，谴责专制制度，开始展现出政治活动家的风范。
但这也惹怒了普鲁士政府。1843年，《莱茵报》被查封，25岁的马克思被迫离开祖国，前往巴黎。
1844年，两位未来将成为思想对手的人在巴黎相遇了。
巴黎当时是欧洲思想最活跃的城市之一。1789年大革命和1830年七月革命的影响犹在，这座城市吸引了来自欧洲各地的激进知识分子和流亡者。
当时巴黎约有4万名德国工人及手工业者，加上诗人海涅等一批活跃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德国人群体。
1844年3月，巴枯宁抵达巴黎。在这里，他见到了许多思想家和活动家，包括阿尔诺德·卢格、路易·勃朗等人。他还结识了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后者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样在巴黎的还有马克思。1843年10月底，马克思应卢格之邀来到巴黎，合办《德法年鉴》杂志。当时马克思和巴枯宁都是《前进报》的撰稿人。两人的相遇，是通过卢格的介绍。
根据巴枯宁后来的回忆，他对马克思的第一印象是复杂的。
在1871年的一篇文章中，巴枯宁写道："在我看来，马克思过去是，现在仍是比我先进的。我过去从不知道政治经济学，我还没有根除掉形而上学的观察……他虽比我年少，却已经是一个无神论者，是一个有学问的唯物论者，并且是一个有思想的社会主义者。"
巴枯宁承认自己在理论水平上不如马克思，但他也观察到了马克思性格中的某些特点。
他认为马克思严格而精细，深思熟虑，科学社会主义是纯粹的思想产物。而巴枯宁自己则更倾向于感性和本能的东西。
马克思对巴枯宁的看法也很明确。他后来评价说，巴枯宁"在理论上一窍不通"，但"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
这一时期，两人的关系尚可。他们都痛恨资本主义制度，都渴望社会变革。但思想上的差异已经初现端倪。马克思更注重理论研究和科学分析，巴枯宁则热衷于直接行动和革命实践。
1844年8月底，马克思在巴黎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首次会面，这次会面持续了十天，两人发现彼此观点完全一致，从此开始了终生的合作。
恩格斯向马克思介绍了英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展示了自己即将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次会面对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革命年代的分道扬镳
1847年11月，一个事件改变了巴枯宁在巴黎的处境。
在纪念1831年波兰起义的宴会上，巴枯宁发表了激烈的演说，抨击沙皇专制统治，指出在俄国既没有正义，也没有自由，更没有对人的尊严的尊重。
他提出要俄波联合起来解放所有斯拉夫人，打垮欧洲的专制政治。
他的演说赢得了一千多名波兰和法国听众的欢迎，但也传到了俄国驻巴黎大使基谢廖夫的耳中。大使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要求驱逐这位"肇事者"。
为平息俄国政府的怒气，1847年11月14日，巴枯宁被驱逐出法国，前往布鲁塞尔。
在布鲁塞尔，巴枯宁再次遇到了马克思。此时马克思正担任民主协会副主席。但巴枯宁对马克思在协会中的工作方式颇有微词。
他在文章中写道，民主协会是"毫无生气、毫无实际意义的高谈阔论的场所"，还批评说马克思"用把工人变成理论家的方法，正在把工人毁掉"。
这段评价反映出两人在工作方法上的根本分歧。马克思强调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工人阶级必须提高理论水平才能真正获得解放。
巴枯宁则认为过分强调理论会削弱工人的行动能力，他更相信自发的革命热情。
1848年，欧洲革命的风暴席卷各国。这一年被称为"民族之春"或"人民之春"。从法国开始，革命浪潮迅速蔓延到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年2月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为工人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
随后，马克思返回德国，在科隆创办《新莱茵报》，积极参与革命活动。他主要通过办报纸、写文章的方式影响革命进程。
巴枯宁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式。他亲自奔赴各个革命现场，参加实际战斗。
他先后在巴黎、布拉格参加起义活动。1849年5月，他参加了德累斯顿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失败后，巴枯宁被捕。
这次被捕对巴枯宁来说是一场灾难。萨克森法庭判处他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
1850年，他被引渡给奥地利当局，奥地利法庭再次判处他死刑，后又改为终身监禁。1851年，奥地利将他引渡给俄国政府。
在俄国监狱中，巴枯宁度过了最黑暗的岁月。为了活命，他在1851年向沙皇尼古拉一世写了"忏悔书"。
这份文件后来成为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污点，尽管他本人辩解说这只是在极端环境下的权宜之计。
从1851年到1857年，巴枯宁先后被囚禁在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和什利谢利堡要塞。
监禁条件极为恶劣，导致他的健康严重受损。1857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即位后，将他改判流放西伯利亚。
在西伯利亚的流放地，巴枯宁找到了逃跑的机会。
1861年，他经过精心策划，沿着阿穆尔河顺流而下，经过海参崴，乘船前往日本，再从日本转到美国，最后到达英国伦敦。这次史诗般的逃亡历时数月，行程数万公里。
1861年底，巴枯宁抵达伦敦。在那里，他与另一位俄国流亡者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会合，为《钟》杂志撰写文章。这是一份在伦敦出版、秘密运往俄国的革命刊物。
而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经历同样坎坷。1848年革命失败后，他再次被驱逐。1849年，马克思移居伦敦，从此在这座城市度过了余生。
在伦敦，马克思的生活极为困顿。他一家住在狭小简陋的房间里，经常面临房租、食物、衣服等最基本的生活问题。他的几个孩子因为贫困和疾病夭折。在最困难的时候，全家靠典当度日。
但马克思没有放弃理论研究。他每天到大英博物馆阅览室读书，研究政治经济学。他为美国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等报刊撰稿，赚取微薄的稿费维持生计。
恩格斯为了支持马克思的研究工作，在曼彻斯特的工厂中做管理工作，经常资助马克思一家。
在这段时期，马克思完成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包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等。
他还开始了《资本论》的写作工作，这部巨著的第一卷于1867年出版。
1863年，巴枯宁打算前往波兰参加当地的起义，但最终未能成行，转而在瑞士和意大利之间活动。他选择意大利作为主要活动基地，是因为那里的社会结构更适合他的理论。
意大利当时工业化程度较低，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占人口多数，这些人对自由和自治的向往与巴枯宁的主张相契合。
到1864年，马克思和巴枯宁都已经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知名人物。
一个以理论见长，在伦敦潜心研究；一个以行动著称，在南欧积极组织。两人即将在一个新的平台上重逢，那就是第一国际。
【三】国际舞台上的初次交锋
1864年9月28日，伦敦圣马丁堂内人头攒动。英国工会联盟在此召开群众大会，法国工人代表团专程来访。
参会的还有德国、意大利、波兰、爱尔兰等国的工人代表。会议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跨越国界的工人组织。
这次会议的召开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1850年代末到1860年代初，欧洲工人运动重新高涨。
1848年革命失败后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使各国资产阶级建立了国际联合。工人阶级逐渐认识到，他们也需要国际团结来对抗资本的国际联合。
1863年，波兰发生一月起义，沙皇俄国残酷镇压。这一事件激起了欧洲工人的义愤。1863年7月22日，工人联合会伦敦理事会召开群众大会，抗议沙皇的暴行，声援波兰人民。
法国工人代表团参加了大会，与英国工联就联合行动问题交换意见。同年11月10日，英国工人大会通过《英国工人致法国工人》的呼吁书，号召两国工人加强团结，共同战斗。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864年9月28日的这次大会决定建立国际工人协会。会议选出了一个21人的临时委员会，负责筹备工作。
卡尔·马克思作为仅有的两个德国代表之一，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9月30日，他开始参加临时委员会的工作，并进入起草章程的专门委员会。
由于马克思的学历在当时的工人代表中最高，而且理论水平出众，他被委托起草组织的纲领性文件。
10月5日，临时委员会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选出委员共50人，并组成了9人专门委员会负责起草章程。马克思承担了主要的起草工作。
起草过程并不顺利。当时提交的一份草案混入了不少资产阶级思想，马克思对此非常不满。
他熬夜重新起草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这两份文件确立了第一国际的基本原则："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
马克思在起草时非常谨慎。他知道，第一国际要团结各国不同水平、不同思想倾向的工人组织，纲领既要坚持基本原则，又要有足够的包容性。
恩格斯后来评价这两份文件"实质上坚定，形式上温和"。
1866年夏，临时委员会改名为总委员会。马克思担任总委员会委员、德国通讯书记。到1871年，他又当选为荷兰临时通讯书记和俄国通讯书记。
由于当时大会主席及其他主要负责人不是遭驱逐、辞退就是被捕，马克思实际上主持了第一国际的全部工作。
1864年11月，巴枯宁和马克思在伦敦重逢。这次见面时，两人的关系尚可。巴枯宁对第一国际的成立表示欢迎，但他当时并未立即加入。他在意大利继续自己的活动，组织当地的工人和农民。
第一国际成立后，按照章程规定，需要定期召开代表大会。1866年9月3日至8日，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
大会讨论了工会、工作时间、合作制等问题。马克思为大会准备了多份文件，但他本人因健康原因未能出席，文件由其他代表宣读。
1867年9月2日至8日，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洛桑举行。1868年9月6日至13日，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举行。这几次大会上，第一国际内部的不同派别逐渐显现。
蒲鲁东派是当时的主要反对派。蒲鲁东是法国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主张通过互助银行等温和手段进行社会改良，反对工人参加政治斗争，反对罢工。
在1866年日内瓦大会上，蒲鲁东派还占有优势，他们的互助银行方案获得了多数赞成。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蒲鲁东主义进行了坚决批判。他们指出，蒲鲁东的方案只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不可能真正解放工人阶级。
经过几年的斗争，到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时，马克思主义者击败了蒲鲁东派，大会明确采纳了工业和土地国有、进行政治活动、建立工会、举行罢工等政策。
1868年，一个新的、更强大的对手出现了。这一年，巴枯宁正式加入第一国际。同年，他在瑞士创立了"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1868年10月，发生了所谓的"同盟事件"。巴枯宁要求"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作为一个独立组织整体加入第一国际，同时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这实际上是要在第一国际内部建立另一个中心。
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总委员会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总委员会指出，按照第一国际的章程，只能以支部的形式加入，不能保持独立的组织。
经过几个月的交涉，巴枯宁被迫让步，宣布解散"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其成员以个人身份加入第一国际。
但实际上，这个秘密组织并未真正解散，而是转入地下继续活动。这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1869年9月6日至12日，第一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瑞士巴塞尔举行。这次大会成为马克思派与巴枯宁派第一次公开交锋的场所。
大会的主要议题之一是继承权问题。巴枯宁向总委员会提出废除继承权的提议，认为这是实现社会平等的先决条件，应该成为社会变革的首要任务。
马克思反对这一主张。他认为继承权问题是上层建筑领域的法律问题，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经济基础。
只要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继承权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把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变革的起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
马克思为总委员会起草了《关于继承权的报告》，系统阐述了这一观点。巴枯宁也提交了自己的报告。
两份报告成为大会的争论焦点。最终，两种立场都没有获得明显的多数票，大会没有做出决定。
在其他问题上，巴塞尔大会通过了土地公有制的决议。有趣的是，巴枯宁还支持了一项扩大总委员会权力的动议，使总委员会有权中止违背国际原则的部门的活动。
这在后来成为一个讽刺，因为巴枯宁派后来不断攻击总委员会的"权威主义"。
巴塞尔大会后，第一国际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到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前夕，法国有70个工会，第一国际在法国的会员估计达20万人。
比利时、瑞士、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工人运动也蓬勃发展。
但与此同时，内部的思想分歧也在加深。表面上的合作掩盖不了根本路线的对立。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1871年3月18日，巴黎的工人举起了武器。这一天，法国政府军企图收缴蒙马特尔高地上的大炮，遭到了市民的坚决抵抗。工人和国民自卫军占领了全城，法国政府仓皇逃往凡尔赛。
巴黎公社宣告成立。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尝试。
公社实行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措施：废除常备军，代之以武装的人民；公职人员由选举产生，随时可以罢免；公职人员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资。
第一国际法国支部的成员积极参加了公社。虽然第一国际并非公社的主要组织力量，但马克思主义者在公社中形成了一个有影响的少数派。
公社存在了72天。5月28日，政府军攻入巴黎，进行了疯狂的屠杀。据估计，约有3万名公社战士和市民被杀害，4万多人被逮捕，7000多人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
巴黎公社的失败震撼了整个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惊恐万分，对第一国际展开了疯狂的进攻。第一国际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会员遭到逮捕和迫害。
马克思在公社失败后不久写作了《法兰西内战》，系统总结了公社的经验教训。他指出，公社证明了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而必须打碎它，建立新型的政权形式。
但就在第一国际面临外部巨大压力的时候，内部的分裂活动却加剧了。
巴枯宁派不但没有与马克思派团结一致对外，反而趁机加紧了分裂活动。他们指责总委员会应对公社失败负责，攻击总委员会的"独裁"和"权威主义"。
形势已经到了必须彻底解决内部分歧的时候。1871年9月17日至23日，第一国际在伦敦召开代表会议。
会议通过了两项重要决议：一是关于在各个国家建立无产阶级独立政党的决议，二是要求参加国际的团体放弃宗派组织的决议。
这两项决议直指巴枯宁派的要害。巴枯宁派反对工人参加政治活动，反对建立政党。而他们自己却保持着秘密的宗派组织。
伦敦会议后，巴枯宁派的反扑更加猛烈。在意大利、西班牙、瑞士法语区等地，他们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公开的分裂已经不可避免。
一场最后的决战正在酝酿。这场决战将在1872年的海牙举行，它将决定第一国际的命运，也将决定两种思想路线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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