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闷热的六月天，我穿着租来的婚纱站在周屿家老宅的门槛外。汗水顺着脊椎往下淌，婚纱里层的衬裙已经湿了一片。周屿握着我的手，手心也全是汗，不知是他的还是我的。
“妈，让晚晚进来吧。”周屿的声音带着恳求。
陈桂芳——我的准婆婆，穿着一身绛紫色绸缎旗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站在堂屋正中央。她手里托着一个紫檀木盒子，盒盖打开，里面躺着一本靛蓝色封面的线装笔记本。笔记本不厚，但封面上用金线绣着四个字：德言容功。
“林晚，”陈桂芳的声音像冬天井里的水，“进我们周家的门，得守我们周家的规矩。这十八条款，你一条条看清楚了，按了手印，今天这婚才算数。”
周围亲戚的窃窃私语像蚊子一样嗡嗡响。我父母站在我身后，我能听见母亲压抑的抽气声。父亲往前跨了一步，被周屿的姑姑拉住了。
周屿的手紧了紧：“妈，这都什么年代了...”
“什么年代？”陈桂芳抬高声音，“老祖宗的规矩，传了几百年，到我这辈不能断了。林晚，你要嫁进来，就得按我们家的规矩来。”
婚纱的裙摆很重，我几乎要站不住。周屿扶住我，低声说：“晚晚，先接着，婚礼结束了再说。”
我接过那个木盒。笔记本翻开第一页，是用毛笔小楷工工整整写的条款：
第一条：每日晨起须先向公婆请安，不得迟于六点。
第二条：家中三餐须由儿媳准备，不得假手于人。
第三条：丈夫归家，须在门口迎候，接包递茶。
第四条：每月家用须详细记账，一分一厘不得含糊。
第十八条：凡事以家族名声为重，个人荣辱为轻。
每条下面都留了按手印的位置，红色的印泥已经备在旁边的小瓷碟里。
“妈，”我的声音在抖，“这些条款，有些我能理解，但有些...”
“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陈桂芳打断我，“周屿的奶奶当年就是这么进的门，我也是这么进的门。我们周家的媳妇，从来都是知书达理、贤良淑德。你要不愿意，现在转身还来得及。”
所有的目光都钉在我身上。周屿看着我，眼神里有哀求。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为了这场婚礼，我们租了三十桌酒席，请了所有亲戚朋友，婚纱照拍了八千八，婚庆公司收了五万定金。如果现在转身，这一切都成了笑话。
更重要的是，我爱周屿。从大学到现在五年，他是我第一个也是唯一爱过的人。记得大二那个雨夜，我在图书馆赶设计稿忘了时间，出来时发现他撑着伞在门口等了两个小时。他说：“怕你没带伞。”那么简单的一句话，让我认定就是这个人了。
“晚晚，”周屿的声音轻得像耳语，“先按了吧，求你了。”
我看着那个红印泥，想起小时候按手印领奖状的兴奋。可这次按下去，按的是一份卖身契。
最终，我的食指按在了印泥上，在那个靛蓝色笔记本的每一页末尾，留下了十八个鲜红的指纹。按完最后一个，陈桂芳满意地合上本子，锁回木盒。
“好了，进来吧。”她侧身让开。
跨过门槛时，我的脚绊了一下，周屿及时扶住我。他的手掌很热，但我却觉得冷。堂屋里挂着大红喜字，香案上燃着龙凤烛，可我觉得自己不是走进婚姻，而是走进某个古老的仪式，成了祭品。
婚礼在酒店举行时，我已经麻木了。司仪说什么，亲友笑什么，我都像隔着一层毛玻璃在看。敬酒到婆婆那桌时，陈桂芳拉着我的手对亲戚们说：“我们周家新媳妇，最是懂事。”她的手干燥有力，攥得我生疼。
晚上回到新房——周屿贷款买的两居室，我已经筋疲力尽。卸妆时，周屿从后面抱住我：“晚晚，今天委屈你了。”
我看着镜子里卸去妆容的自己，脸色苍白。“那个家规...”
“就是走个形式。”周屿亲吻我的耳垂，“我妈老了，思想保守，你别当真。咱们过咱们的日子。”
“那为什么要按手印？”
周屿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说：“我爸走得早，我妈一个人把我带大，不容易。她那些规矩...你就当哄她开心，好吗？”
我没有再说话。那晚我们躺在婚床上，中间隔着一道无形的缝隙。周屿很快睡着了，呼吸均匀。我睁着眼看天花板，想起笔记本上第十八条：凡事以家族名声为重，个人荣辱为轻。
第二天清晨五点四十，闹钟还没响我就醒了。六点整，我准时出现在婆婆家门口——她和我们住同一个小区，步行十分钟。老式单元楼没有电梯，我爬到五楼时，腿都在打颤。
陈桂芳已经起床了，正在阳台上打太极拳。看见我，她收了势：“还算准时。厨房有小米，去熬粥吧。记住，水开下米，顺时针搅七圈，逆时针搅七圈，这样熬出来的粥才糯。”
我系上围裙走进厨房。灶台上整齐排列着三个陶罐，分别标着“小米”“红豆”“薏米”。窗台上放着一个老式机械闹钟，秒针走动的嘀嗒声在寂静的清晨格外清晰。
粥熬到一半，周屿才匆匆赶来，头发还翘着一缕。“妈，你怎么真让晚晚这么早来...”
“家规第一条。”陈桂芳坐在餐桌前看报纸，头也不抬，“你媳妇都没说什么，你急什么？”
周屿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那天早上，我熬了粥，拌了小菜，摆好碗筷。陈桂芳每样尝了一口，点点头：“还行，就是粥稀了点，明天少放半碗水。”
回家的路上，周屿一直沉默。进了家门，他才说：“以后早上我去给我妈请安，你多睡会儿。”
“家规上写的是‘儿媳须先向公婆请安’。”我脱下外套，“你替得了吗？”
周屿张了张嘴，没说话。
日子就这样开始了。我是一家服装公司的设计师，工作时间相对自由，但这“自由”在婆婆的家规面前不堪一击。每天六点请安，准备三餐——是的，午餐和晚餐也要送去婆婆家，因为她吃不惯外卖。晚上周屿下班，我要在门口接过他的公文包，递上拖鞋和热茶。每月最后一天，我要把详细的家用账本拿给婆婆过目，连买一瓶矿泉水都要记上。
第一个月，我试图反抗。一天早上我故意睡到七点，没去请安。九点钟，陈桂芳直接敲开了我家的门，手里拿着那个靛蓝色笔记本。
“林晚，家规不是儿戏。”她翻开第一页，我的红手印赫然在目，“你按了手印，就是认了这些规矩。要是做不到，当初何必答应？”
周屿那天加班，不在家。我站在门口，穿着睡衣，头发蓬乱，感觉自己像个被当场抓获的逃兵。
“妈，我昨晚赶设计稿到三点...”
“那是你的事。”陈桂芳合上笔记本，“规矩就是规矩。明天开始，如果六点没到，你就站在门口等到六点半再进来。”
她转身下楼，旗袍的下摆划出一道僵硬的弧线。
那天晚上我跟周屿吵了一架。结婚以来第一次真正的争吵。
“你妈是不是太过分了？我是你妻子，不是你们家的保姆！”
周屿疲惫地揉着太阳穴：“晚晚，我妈就那样，你忍忍不行吗？她年纪大了，还能管我们几年？”
“这不是时间问题！”我的声音在颤抖，“这是尊严问题！周屿，我是个人，是个独立的人！我不是你们周家传宗接代的工具，也不是伺候你妈的丫鬟！”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按手印？”周屿突然问。
我愣住了。
“如果你真的那么不愿意，当时可以拒绝。”周屿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针，“你按了，现在又来抱怨，这算什么？”
那天晚上，我们背对背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五点，闹钟响时，我盯着天花板看了五分钟，然后起身洗漱。五十分，我站在婆婆家门口，手里拎着刚买的豆浆油条。
陈桂芳开门时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日子像上了发条的钟，一格一格往前走。我的设计工作开始受影响，因为白天要花大量时间在婆婆家和厨房之间奔波。公司领导找我谈话，委婉地提醒我最近交的稿子质量下降。我苦笑着道歉，说家里有事。
能有什么事呢？不过是每天要花三小时熬汤——婆婆说外面的汤都是味精，必须自家慢火炖。不过是每周末要大扫除——从婆婆家到我们自己家，每个角落都不能有灰尘。不过是每天晚上要给周屿按摩肩膀——他工作累，这是妻子应尽的本分。
三个月后的一个周末，婆婆让我整理阁楼。那是老房子里一个昏暗的空间，堆满了旧物。我在一个樟木箱底发现了一本相册，翻开，里面是年轻时的陈桂芳。
我从未见过那样的婆婆——照片里的她穿着碎花连衣裙，站在一棵开花的树下，笑容灿烂。有一张是和周屿父亲的合影，两人靠得很近，周父的手搭在她肩上，她微微侧头，眼神温柔。
“看什么呢？”
陈桂芳的声音突然在身后响起，我吓了一跳，相册差点掉地上。
她接过相册，手指抚过那些泛黄的照片，久久没有说话。
“妈，”我小心翼翼地问，“您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也守规矩。”她合上相册，“我婆婆——周屿的奶奶，可比我还严。早上五点就要请安，晚上要跪着给她洗脚。”
我怔住了。
“觉得我苛刻？”陈桂芳看着我，眼神里有种我看不懂的东西，“我也曾经像你一样，觉得这些规矩荒唐。但后来我明白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个家要立得住，就得有规矩撑着。”
“可是妈，时代不同了...”
“时代会变，但有些东西不能变。”她把相册放回箱子，“明天开始，你学学刺绣吧。周家的媳妇，都得会绣枕套。”
于是我又多了一项任务。每天晚上，在完成所有家务后，我要在灯下绣花。手指被针扎了无数次，绣出来的鸳鸯像两只浮肿的鸭子。陈桂芳每次检查都不满意：“针脚太乱，配色太俗，拆了重绣。”
深秋的一个雨夜，我又在拆绣坏的枕套。周屿加班回来，看见我坐在灯下的背影，突然说：“别绣了。”
我没回头：“你妈明天要检查。”
周屿走过来，拿走我手里的绣绷：“我说，别绣了。”
他眼睛里有血丝，身上有酒气。
“周屿，你喝酒了？”
“喝了。”他把绣绷扔到沙发上，“晚晚，我们搬家吧。搬远点，搬到我妈找不到的地方。”
我看着他，突然觉得好笑：“然后呢？你妈会追过来，带着那个笔记本，让我们按手印发誓永不搬家。”
周屿蹲下来，把脸埋在我膝盖上。我感觉到温热的液体浸透了我的睡裤。
“对不起，”他的声音闷闷的，“对不起晚晚，我不知道会这样...”
我摸着他的头发，想起婚礼那天他哀求的眼神。我们都错了，错在以为爱情可以战胜一切，错在以为妥协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周屿告诉我，他父亲在他七岁时去世，车祸。陈桂芳一个人打两份工把他养大，供他上学。最困难的时候，她每天只吃一顿饭，把好的都留给他。
“她总说，要不是为了我，她早就撑不下去了。”周屿苦笑，“所以我不能违逆她，晚晚，我真的不能。她只有我了。”
“那我呢？”我问，“你只有她，那我有什么？”
周屿没有说话。窗外雨声淅沥，屋里只开着一盏台灯，光晕在我们之间划出一道模糊的界线。
第二天，陈桂芳来检查刺绣。看到我什么都没绣出来，她脸色一沉：“昨晚干什么去了？”
“妈，”我放下针线，“我们谈谈。”
这是我第一次主动要求谈话。陈桂芳显然有些意外，但她还是在沙发上坐下，姿态端庄，像随时准备迎接挑战。
“我知道您一个人带大周屿不容易，知道您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我尽量让声音平稳，“但妈，我不是您，周屿也不是他父亲。我们是不同的人，要过不同的生活。”
“规矩就是规矩。”陈桂芳不为所动，“你进了周家的门，就得守周家的规矩。”
“如果我不想守呢？”
陈桂芳看着我，眼神凌厉：“那你为什么要按手印？”
又是这个问题。我深吸一口气：“因为我爱周屿，因为不想让他在婚礼上难堪，因为我相信他会保护我。”
“那他保护你了吗？”陈桂芳的问题一针见血。
我语塞。
“林晚，你以为我在为难你？”陈桂芳站起身，走到窗边，“我在教你。教你怎么样在这个家里立足，怎么样成为一个合格的妻子、儿媳。这些规矩，不是束缚，是保护。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就明白了——没有规矩的家，就像没有地基的房子，风一吹就倒。”
“可房子不应该困住人，”我说，“而应该保护人。”
陈桂芳转过身，夕阳从窗外照进来，给她镀上一层金色的轮廓。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她很孤独——那种用坚硬外壳包裹起来的、深深的孤独。
那次谈话没有结果。日子继续，只是我和周屿之间的话越来越少。他加班越来越频繁，回家越来越晚。我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盯着天花板，听着钟表的嘀嗒声，数着离六点还有几个小时。
公司给我一个新项目，为一场时装秀设计主题系列。这是我等待已久的机会，但需要投入大量时间。我跟陈桂芳商量，能不能暂时减少一些家务。
“工作重要还是家重要？”她问。
“都重要。”
“那就辞了工作。”陈桂芳说得轻描淡写，“周屿挣得不少，够养家。你安心在家，早点要个孩子，这才是正事。”
孩子。这个词像一块冰滑进我的胃里。我想象着自己挺着大肚子，每天六点去请安，生了孩子后，带着孩子一起去...然后我的孩子也会在这样的规矩里长大，男孩或许还能挣脱，女孩呢？会不会也拿到一本靛蓝色的笔记本？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没有准备晚餐。我去了公司，在工作室画稿到深夜。周屿打来电话，我没接。他发了十几条微信，最后一条是：“妈很生气，你回来解释一下吧。”
我关掉手机，继续画图。铅笔在纸上沙沙作响，画出来的却是乱七八糟的线条。最终，我把整张纸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
凌晨两点，我回到家。周屿坐在沙发上，没开灯。
“你去哪了？”他问。
“公司。”
“妈等了你一晚上。”
“所以呢？”我打开灯，突如其来的光线刺得我们同时眯起眼睛，“周屿，我要去巴黎。”
他愣住了：“什么？”
“公司有个去巴黎进修的机会，半年。我申请了，批下来了。”
长久的沉默。钟表的嘀嗒声在寂静中放大。
“什么时候走？”
“下个月。”
“我妈不会同意的。”
“我不需要她同意。”我说，“周屿，我需要你同意。你是我的丈夫，我要你的支持。”
周屿低下头，双手插进头发里：“晚晚，你别逼我...”
“是你一直在逼我！”我的声音突然拔高，吓了自己一跳，“逼我在你和自我之间做选择，逼我在尊严和爱情之间做选择！周屿，这不公平！”
“那什么公平？”他也站起来，“我妈一个人把我养大，现在她老了，我顺着她一点，这叫不公平？林晚，做人不能太自私！”
“自私？”我笑了，笑声干涩，“我每天六点起床去给你妈请安，我每天花三小时炖汤，我绣那些永远不合格的鸳鸯，我记每一分钱的账——这叫自私？周屿，如果这叫自私，那什么是无私？把自己完全抹杀掉，变成你们周家合格的儿媳，这就无私了？”
我们面对面站着，像两个陌生人。五年恋爱，半年婚姻，原来足够让相爱的人变成这样。
最终我说：“巴黎我会去。至于回来后怎么样...到时候再说吧。”
去巴黎前最后一周，我依然每天去婆婆家请安，依然熬汤绣花记账。陈桂芳什么也没说，但眼神越来越冷。周屿开始睡书房，我们像合租的陌生人，只在必要的时候说话。
临走前一天，我去跟陈桂芳告别。她正在院子里浇花，背对着我。
“妈，我明天去巴黎，半年。”
水壶停在半空，然后继续浇花。“嗯。”
“这半年，您多保重身体。”
“用不着你操心。”她声音冷淡，“周家的媳妇，不在家伺候公婆丈夫，跑到外国去，像什么话。”
我没接话，转身要走。
“林晚。”她叫住我。
我回头。
陈桂芳放下水壶，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去了就别回来了。”
我愣在原地。
“我们周家，要不起你这样的媳妇。”她说，“周屿那边，我会跟他说。离婚协议书，我让你姑姑拟好了，你签个字就行。”
院子里的桂花开了，香气浓郁得让人窒息。我想起婚礼那天，她递给我那个紫檀木盒子时，眼神也是这么平静，这么不容置疑。
“如果我不同意呢？”
“那你就守着这些规矩，守一辈子。”陈桂芳看着我，“你自己选。”
去机场的路上，周屿开车，一路无话。快到航站楼时，他突然说：“我妈的话，你别当真。”
“哪句？”我看着窗外飞逝的风景，“是‘去了就别回来’，还是‘离婚协议书’？”
周屿猛地刹车，我们差点追尾前车。
“晚晚，我们能不能不这样说话？”他声音沙哑，“我知道这半年你很痛苦，我也痛苦。但我妈她...”
“你永远都是这句。”我解开安全带，“周屿，这半年我们都好好想想吧。想想婚姻到底是什么，想想我们到底要不要继续。”
我下车，从后备箱拿出行李箱。周屿也下来，想帮我拿，我避开了。
“就送到这儿吧。”我说。
他站在车边，看着我，眼神里有我熟悉的东西——五年前图书馆雨夜，他等我的那种眼神。可这次，我没有心软。
“周屿，”我最后一次说，“如果你真的爱我，就想想该怎么爱我。不是在你妈和我之间选一个，而是找到一个让我们都能活下去的方式。”
飞机起飞时，我看着窗外逐渐变小的城市，突然泪流满面。空姐递来纸巾，我道了谢，把脸埋进掌心。
巴黎的日子忙碌而充实。我在设计学院进修，跟着知名设计师实习，逛博物馆，看时装周。欧洲的天空和广州不一样，更开阔，云走得很快。我租了一个小阁楼，每天被阳光叫醒，没有闹钟，没有六点的请安。
但我还是会凌晨突然惊醒，以为错过了时间。还是会下意识记下每一笔开销，哪怕只是一杯咖啡。还是在超市看到小米时，想起要顺时针搅七圈逆时针搅七圈。
习惯是可怕的，它渗进骨血里，成了本能。
周屿每周打电话来，内容千篇一律：工作忙吗，吃得好吗，妈妈身体还好。我们不谈感情，不谈未来，像两个远房亲戚维持着基本的礼貌。
第四个月，周屿在电话里说：“妈妈住院了，高血压。”
我握着电话，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不严重，观察两天就能出院。”周屿顿了顿，“她...她问起你。”
“问我什么？”
“问你在巴黎好不好，吃得惯吗。”周屿的声音很低，“晚晚，妈妈其实...她其实不坏，只是...”
“只是用她的方式爱我。”我接完他的话，“我知道。”
挂断电话后，我走到窗边。巴黎在下雨，雨丝斜斜地打在玻璃上。我想起陈桂芳浇花的样子，想起她翻看老照片时的眼神，想起她说“没有规矩的家，就像没有地基的房子”。
也许她是对的。也许我们都对，只是站在不同的地基上。
进修结束前一个月，我收到周屿的邮件，附件里是一张扫描的照片——那本靛蓝色家规笔记本，最后一页，在第十八条下面，多了一行字：
第十九条：媳妇若有自己的志向，当支持之。家规为人服务，非人为家规所困。
字迹工整，是陈桂芳的笔迹。下面没有按手印的地方，只有一句用铅笔写的小字：等你回来再说。
我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很久。
回国的飞机上，我几乎一路没睡。脑子里反复出现那本笔记本，那些条款，那些红手印，还有新加上的第十九条。空乘发入境卡时，我的手在抖。
周屿来接机。半年不见，他瘦了些，头发剪短了，穿着我给他买的那件灰色毛衣——是我们结婚第一年我送他的生日礼物。
“欢迎回来。”他接过我的行李箱。
车上，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巴黎怎么样，工作顺利吗，妈妈出院后好多了。都是安全的、不会出错的话题。
直到车开进小区，周屿才说：“妈妈今天炖了汤，让你去喝。”
我手指一紧：“以什么身份？”
周屿转头看我：“以我妻子的身份。如果你还愿意的话。”
陈桂芳的家还是老样子，干净得一尘不染。她坐在餐桌前，桌上摆着三副碗筷，中间是一罐山药排骨汤。
“回来了。”她說，语气平淡，像我只是出门买了趟菜。
“嗯，回来了。”
“巴黎好玩吗？”
“挺好。”
“先喝汤吧。”
我坐下，她给我盛汤。汤很烫，热气模糊了我的视线。我吹了吹，喝了一口——还是那个味道，小火慢炖四小时才能熬出的醇厚。
“好喝吗？”她问。
“好喝。”
陈桂芳点点头，自己也盛了一碗。我们三个人默默喝汤，只有勺子碰碗沿的轻响。
喝完汤，陈桂芳起身去厨房，回来时手里拿着那个紫檀木盒子。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她打开盒子，取出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推到我面前。
“第十九条，我加的。”她说，“你看看，合适吗？”
我盯着那行字：媳妇若有自己的志向，当支持之。家规为人服务，非人为家规所困。
“妈，这是...”
“这半年，我一直在想你说的话。”陈桂芳的声音很轻，“房子不应该困住人，而应该保护人。我想了很久，想我这一辈子，想周屿他奶奶，想我婆婆...我们都被这些规矩困住了，还以为是在保护自己。”
周屿握住我的手。他的手很暖，微微发抖。
“我嫁到周家那年，十九岁。”陈桂芳缓缓说，“周屿他奶奶给我一本家规，比这个还厚。我当时想，这日子怎么过啊。但后来，他爸爸对我好，这些规矩也就忍了。再后来，他爸爸走了，我一個人带周屿，这些规矩成了我的拐杖——没有它们，我怕我站不稳。”
她抚摸着笔记本的封面，那些金线绣的字已经有些磨损。
“所以我以为，给你拐杖，是在帮你。”她抬起头看我，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动，“但我忘了问，你想不想要这根拐杖。”
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下来，滴在桌布上，晕开一小片深色。
“第十九条，”陈桂芳说，“如果你觉得行，就按个手印。如果觉得不行...”她顿了顿，“这笔记本，我今天就烧了。”
我看着那个红印泥，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条款，看着第十八条“凡事以家族名声为重，个人荣辱为轻”，看着新加的第十九条。
然后我伸出手，却不是按向印泥，而是翻回笔记本的扉页。那里用毛笔写着这本家规的来历：周氏家规，自清光绪年间始，传女不传男，代代相承。
我拿起笔，在“传女不传男”下面划了一道线，在旁边写上：自今日起，此规可改。家规当为全家共守，非独束女子。
写完后，我把笔递给周屿：“该你了。”
周屿愣了愣，接过笔，在下面写上：丈夫当尊重妻子之志，共守家园，同担风雨。
然后我们把笔递给陈桂芳。
她看着我们，看了很久。然后她笑了——我从未见她这样笑过，眼角深深的皱纹像花瓣一样舒展开。她接过笔，在我们写的字下面，工工整整地写道：母亲当为子女之友，非为主。家者，爱之所，非规矩之所。
写完后，她合上笔记本，放回木盒，但没有上锁。
“汤凉了，我再热热。”她端起汤罐走向厨房。
周屿握住我的手，握得很紧。窗外的桂花又开了，香气飘进来，和汤的热气混在一起，氤氲满室。
那晚我们很晚才回家。走在小区里，周屿突然说：“晚晚，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
“所有事。”他说，“对不起让你按手印，对不起没有站在你这边，对不起这半年让你一个人...”
我停下脚步，抬头看他。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周屿，”我说，“我也对不起。”
他一愣。
“对不起没有早点告诉你，那些规矩我一条也受不了。对不起用去巴黎来逃避。对不起这半年，没有试着理解你和你妈妈。”
我们站在路灯下，像两个刚刚学会道歉的孩子。
“那本家规，”周屿说，“妈妈后来跟我说，是她奶奶传下来的。她嫁进来时，也按了手印。那时候她觉得屈辱，但不敢说。等到她成了婆婆，不知不觉就用了同样的方式。”
“代代相传的枷锁。”
“但到我们这儿，可以断了。”周屿看着我，“晚晚，我们写自己的家规，就两条：第一条，彼此尊重；第二条，如果第一条做不到，坐下来好好谈。”
我笑了：“这么简单？”
“家本来就不该复杂。”周屿也笑了，“是我们把它弄复杂了。”
后来，那本靛蓝色家规笔记本一直放在婆婆的书架上，但再没有被打开过。我开始继续我的设计工作，婆婆偶尔会来我们家，但不再检查卫生，不再过问开销。她会带自己烤的饼干，会问我工作顺不顺利，会在看到我的设计稿时说“这个颜色配得好看”。
周屿学会了做饭，虽然做得不怎么样。周末我们经常一起去婆婆家吃饭，三个人轮流下厨。婆婆教我她拿手的红烧肉，我教她做沙拉——她说这洋玩意儿吃不惯，但还是吃了很多。
一年后的某个周末，我们在婆婆家整理旧物，又看到那个樟木箱。婆婆打开，拿出那本老相册，翻到她和周父的合影。
“你看，”她指着照片，“那时候多年轻。”
“妈年轻时可漂亮了。”周屿凑过来看。
“你爸追我的时候，可没这么多规矩。”婆婆笑了，“第一次约会，他骑自行车载我，我裙子夹车轮里了，他急得满头大汗。”
我和周屿都笑了。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相册上，那些泛黄的照片好像也亮了起来。
傍晚回家时，婆婆送我们到门口。她突然叫住我：“晚晚，等等。”
她转身回屋，出来时手里拿着一个锦盒。“这个，给你。”
我打开，里面是一只翡翠镯子，水头很好，绿得澄澈。
“这是我婆婆给我的，”陈桂芳说，“现在给你。不是什么家传规矩，就是个念想。”
我戴上，尺寸正好。
“好看。”她说，然后轻轻抱了抱我。这是她第一次抱我，身体有些僵硬，但很暖。
回家的路上，周屿说：“妈妈变了。”
“我们都变了。”我看着车窗外的夜色，“人都是会变的，只要给彼此机会。”
车子等红灯时，我摸着手腕上的镯子，想起婚礼那天陈桂芳递给我的紫檀木盒子。一样的郑重，不一样的内容。一个要我按手印遵守规则，一个只是单纯地给予。
“周屿，”我说，“我们要个孩子吧。”
他转头看我，眼睛在街灯下很亮：“你想好了？”
“想好了。”我说，“我会告诉他，咱们家只有两条规矩：尊重，还有爱。其他的，让他自己写。”
绿灯亮了，车子继续前行。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手腕上的镯子随着车行微微晃动，凉凉的，很舒服。
我知道未来还会有很多问题，婆媳之间、夫妻之间、亲子之间，总会有摩擦有矛盾。但没关系，我们可以坐下来谈，可以吵架再和好，可以彼此妥协又不丢失自我。
家从来不是没有冲突的地方，而是冲突之后还能拥抱的地方。规矩可以有，但应该是保护彼此的篱笆，而不是囚禁彼此的牢笼。
而爱，是愿意为对方修改规则，是愿意在旧的家规下面，写上新的一行。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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