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初春的夜色尚凉，北京西郊的毛家湾灯火通明。刚下火车的温玉成走进院门，来不及抖落沿途的尘土，就被卫兵领进会客厅——他的人生，正要拐弯。
在广州军区干满十年后，1月1日清晨，军委电报抵穗：温玉成出任副总参谋长，即日北上。彼时他五十一岁，历经抗日、解放战争和朝鲜战场，头上已有几缕霜白。广州留不住他，黄永胜也无暇挽留。对这位出身四野的参谋长而言，离开南粤，竟像卸下千斤重石。
林彪要见他，是惯例也是信号。深夜，会客室只点一盏台灯，林彪说话一向惜字如金，却罕见地回忆起四平炮火、松江密林。谈到“铁脚师长”如何追着国民党残部夜行百里，他的声音里带着少见的柔和：“老温，这回到总参，好好干。”短短一句，既是嘱托，也是防护网。
追溯温玉成人生，就得回到1945年。那年秋，延安七大结束，他正准备南下，却被罗荣桓一句“东北需要你”堵在半路。百余名新四军老兵翻山越岭进驻哈尔滨，又三个月扩编到三团五千人，松花江冰面上留下的脚印，被战友们戏称为“铁脚印”。
1946年冬，独立二师挂牌，他当师长。首战彰武，一夜强行军七十里包抄侧翼；再战四平，他咬牙抽掉一个主力团补充七旅。有人私下嘀咕“亏本买卖”，温玉成却一句“服从命令”，扭头就去整队。罗荣桓拍着桌子夸他“顾全大局”，林彪记下了这张脸。
辽沈会战后，独立二师改编为34师，再转49军。平津战役里，他们负责天津卫戍。解放军入城那夜，北宁铁路的汽笛声盖过枪炮，年轻战士扛枪列队，他在城楼上悄声提醒：“别放松，枪栓别上膛。”谨慎成了惯性。
1950年10月，志愿军过鸭绿江。温井伏击，40军118师打响第一枪。弹雨中，他蹲在前沿指挥，子弹削断树枝，噗噗入土。电报飞回北京，毛主席批示“十月二十五日可为出国作战纪念日”。那一夜，前线掩体里，官兵悄悄庆祝：每人一口高粱烧。
凯旋后，温玉成调任二十兵团。中南地区转战，修牛田洋大坝、整训新兵，样样带头。周末理论学习日遇上决口合龙，他咬牙决策连夜加固；黄永胜随后打电话问责，林彪一句“温玉成是真干活”把风头压下。
于是有了1968年的那道调令。北京的岗位光鲜，实则暗流涌动。协助总理疏交通、协同处理珍宝岛、照看“样板团”，活多、事杂，却少有怨言。3月24日凌晨，他被通知去人民大会堂，走廊里遇到毛主席。主席弹掉烟灰：“调你去卫戍区，盯紧京畿。”一句话，重若千钧。
卫戍区司令的压力，不是普通军职能比。后来军委办事组成立，他成了成员之一，却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尴尬落选政治局候补。散会那晚，其他车辆拐向毛家湾，唯独他的吉普回家。司机低声一句“首长，他们都去林副主席那里”，让他心口一沉。
1970年6月4日，炎气蒸腾。林彪面色晦暗，开门见山：“北京形势变了，你去成都。是组织的照顾。”温玉成沉默片刻，只敬了个军礼。临别前，林彪拍拍他的臂膀：“到那儿好好干。”这番安慰，更像送行。
到成都，职务是军区第一副司令，却非党委成员。大事小事，多数不在会场。能干活，却被隔在门外。更难的是，1971年9月，他在首长院被宣布“审查”，随后住进邓家花园。五年多，理不清的问号，反覆盘旋。
日子清苦，体重掉到九十来斤。衣领里的纸条，是妻子宋琬明的暗号：“保重，家里都好。”一针一线藏的念想，让他熬过漫长夜晚。外界有人记得他，周总理在病榻前仍嘱咐：“温玉成的事，别拖。”一句人情，穿过病房墙，保住了晚年的转机。
1975年，他被妥善安置在军区首长院。两年后，黄克诚为中纪委常务书记，提议把他的问题拉到阳光下。审干组用了六年，才给出结论：“办过错事，说过错话，不处分，副大区待遇。”有苦涩，也有松口气。
1980年代，他随家迁回南京。苜蓿园的清晨常见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步伐急促，汗水浸透旧军衫。邻里不识其名，只道是“跑得飞快的老将”。偶有年轻运动员陪跑，几圈下来气喘吁吁，被他打趣：“当年我追敌人，可比这还快。”
1989年9月，腹痛愈发频繁，北京专家会诊——肝癌晚期。老战友陈仁麒专程探望，两人沉默对视，粗糙的大手紧握，仿佛又在鸭绿江畔听炮火。那一刻无需多言，懂的人一个眼神就够。
10月29日，凌晨的病房微光昏黄。心电监护器归于平线。将军走完六十九载风雨。遵遗愿，他的骨灰送回井冈山，安放在青松之间。那片红色土地，曾见证他青春啼血的第一声枪响，如今也收留他最后的安息。
再回首，温玉成的一生离不开三个关键词：忠诚、韧劲、大局。他不是政治舞台上的弄潮儿，却在最滚烫的年代里，用脚板丈量山河，用肩膀托起炮火里的中国。有人评他“起落如潮”，却忽视了一个事实——潮落之后，江海依旧在，海浪从不言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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