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7年春天，应天城里的人刚刚送走病逝的徐皇后，城中已经有人悄悄议论：她那位承袭魏国公、镇守一百二十名护卫的长兄，大概撑不过这一年。
果然，距徐皇后下葬不过数十日，朱棣下诏，命这位从1384年起就身在左军都督府的勋贵“自裁了结”，监视他多年的锦衣卫至少来了三十人。
拿到诏书时，徐辉祖已被圈禁整整5年，从1402年朱棣入主应天算起，他几乎未再踏出自家祠堂半步，除了每日在父亲徐达灵位前焚香三柱，其余时间只是木然坐着。
这一纸赐死诏书，并非突然落下。朱棣在永乐元年前后，已经三次尝试挽回这位妻弟：先用“旧情”相劝，又以“功臣后代”相托，甚至把在位已二十余年的皇后请出宫门，让她亲自开口。
徐皇后第一次回娘家，是在建文四年夏后，朱棣刚刚夺取应天不到一年，朝中旧臣已经被处死或流放逾百人，她却还试图说动这个兄长“再为大明效力一次”。
然而，每当有人提起“永乐”这二字，徐辉祖就会想起1399年4月那一封奏疏，上面只有短短数百字，却要求正在位仅1年的朱允炆，处死三名年纪都不到三十岁的皇子。
那天夜里，宫中灯火亮了整整三更，年仅二十出头的皇帝召来黄子澄，与徐辉祖一同商议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三兄弟的去留，屋里只有三人，却牵动北平几十万兵马的生死。
谈到朱高煦时，这位“舅舅”突然跪下，拽住皇帝衣袖，说自己三个外甥里，“只有这一个勇悍异常，不但不忠于朝廷，恐怕也不服父亲，将来必生大祸”，语气比平日军中发号施令还要重。
黄子澄当场反对，他提到“人质”的用法，主张把三人留在应天即可防燕王反叛，而不用下杀手，这一套说辞后来在朝会上至少被又重复过两次。
更复杂的是，另两位被征询意见的人——徐增寿和驸马王宁——却向着北平的朱棣，说扣留甚至处死宗室会引发更大不安，他们在朝中任职的时间加起来已有十余年，对皇亲心态也自有盘算。
结果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那样：三个皇子在应天停留不到一年，就被送回北平，成为朱棣后来号称拥有“父子兵二十余万”的一部分主力，而朝廷手中原本可以握住的筹码，在1399年冬天之前就彻底用光了。
等朱棣在北平举兵时，张昺、谢贵不过只挡住了几日，九门在短短数十个时辰内相继失守，朱允炆不得不动用耿炳文这位开国老将，带军数万北上。
真定一战，耿炳文折损兵马数千，被迫退守，朝廷在北线能拿得出手的老将只剩郭英一人，而且从未单独挂帅，皇帝只好在二代勋贵中另找人选。
按资历和战功来看，1393年随同朱棣北征蒙元，活捉阿鲁帖木儿的徐辉祖，本是最自然的人选，那次北伐中，他所在部队斩获首级与俘虏总数超过万人。
问题在于，徐辉祖不仅是徐达长子，还和朱棣有十年以上的“妻弟”关系，常年在北平练兵边防，熟悉当地军心，这种复杂身份让朱允炆始终不敢百分百信任他。
于是，黄子澄、齐泰联合推举了李景隆，这位手握五十万号称“京军之半”的年轻将领，在郑村坝没守住几日就溃散，损失兵马万计，仓皇退回南面。
朝臣纷纷转而举荐徐辉祖，然而皇帝以“李景隆尚未完全发挥”为由，继续压着这位有免死铁券的魏国公坐镇应天，这种犹豫拖到了1401年白沟河大战。
白沟河一役，李景隆再次亏损几十万兵力，济南以北大片区域几乎一夜间易手，当时从朝廷赶往前线的急诏超过十道，要求尽快组织援军。
徐辉祖这一次终于获准北上，他利用多年前练兵时熟悉的地形，先在途中截击追赶李景隆的燕军，又在转战数百里后击溃敌方一支数千人的骑兵，这才把几乎丧命的李景隆拖回南面。
等到朱棣南下抵灵璧齐眉山时，平安、何福先后战败，南军可调度的主力屈指可数，又只得把希望押在徐辉祖和盛庸这两人身上。
有一次交锋中，徐辉祖斩杀朱棣麾下大将李斌，迫使燕军暂退数十里，在军中重新立起了一点士气，这距离靖难之役爆发已过去近3年。
局势真正错开的节点，仍然和徐家有关：他的弟弟徐增寿被查出暗中与朱棣通信，消息传到南京后，朱允炆震怒，当场下令斩首示众，并在几日内把徐辉祖从前线召回。
这次调离，让原本在浦子口一线构筑的防线出现缺口，等徐辉祖回到应天时，北方已传来泗州、扬州先后失守的消息，两城之间相隔不过数百里水陆要道。
朱棣南下途中，朱高煦屡次作为前锋，据《明实录》记载曾在两场战斗中救下朱棣性命，亲自率兵冲锋之战至少有两三次，这恰好应了当年那句“勇悍无比”的预判。
到1402年，燕军逼近浦子口，能勉强与之对峙的只有徐辉祖、盛庸等少数几员将领，被编入防线的士卒加起来也不过十多万。
徐辉祖在这里硬拖了朱棣许多天，一度把对方压制在江北动弹不得，如果不是水师在盛庸指挥下失利，数十艘战舰被夺走，形势也许会完全不同。
水陆被夹击之后，徐辉祖的防线终于被撕开，他被迫后撤，应天城门外开始出现燕军营帐，而城中粮草在此前数月的调动中早就消耗了大半。
金川门打开，是李景隆与朱橞倒向燕王的结果，两人曾被赋予“守城重任”，又各自掌握数千亲兵，这一转向令城内守军瞬间失去支撑。
朱允炆纵火焚宫的具体时辰，记载并不完全一致，多数说法认为是在朱棣入城前后的一两个时辰之间，当时宫中侍从已有多人在火中丧生。
朱棣称帝后，对黄子澄、方孝孺等人展开大规模清算，被处死、连累家属者不下数百，而对徐辉祖，他却迟迟没有下那道最重的命令。
原因之一是铁券：朱元璋在洪武年间明文规定，像徐达这样的开国宿将子孙，享有不死特权，除非谋逆罪证确凿，否则不许随意诛杀，这份文书在1400年前后仍被视为重要凭证。
更隐蔽的一点，是徐辉祖在靖难中的表现夹杂着“敌对”和“维护宗室”的矛盾，他多次与朱棣作战，却始终没有对被俘的燕军进行过大规模屠戮，这种拿捏让后来的评价难以简单用忠与逆来盖棺。
被囚的5年里，他几乎不与人交谈，有人统计过他被召见、讯问的次数，大概在十次上下，每一次他都拒绝表态“臣服永乐”，也不愿为当年的选择做辩解。
最终，随着徐皇后在应天病逝，维系这层复杂亲情的最后纽带断了，朱棣做出那道让许多人并不意外的决定，只是执行时间选在徐皇后去世后不久，引发不少私下议论。
在上吊前，徐辉祖到父亲徐达灵位前又烧了一次香，据亲历者回忆，他当时只说了一句不到二十字的感叹，随后便自行了断，享年四十多岁。
回看从1393年北征到1407年赐死，这位魏国公在十四年间几次决定性关头都站在不同的位置上，他既是“劝杀外甥”的舅舅，也是多次在战场上阻击燕军的主力，将功过如何分量衡量，在后来的史书里始终没有统一答案。
这些纠缠在亲情、军功、制度与个人判断之间的抉择，在六百多年后的今天，或许仍然值得慢慢地、再仔细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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