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末，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以“西儒”身份进入中国，开启了与明廷的互动。
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是由西班牙贵族依纳爵·罗耀拉于1540年在罗马创立，经教皇保罗三世批准正式成立的修会组织。其核心宗旨为“为天主增荣”，强调通过教育、传教与社会服务推动天主教传播，主张以科学、文化为媒介融入当地社会，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后，天主教扩张的重要力量。耶稣会士以“适应策略”著称——尊重本土文化习俗以减少传教阻力，这一策略在其全球活动中被广泛应用，也是利玛窦在华传教的核心方法。
利玛窦进入中国后，首先通过知识传教，引入了欧洲天文学（如地心说）、数学（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地理学（绘制《坤舆万国全图》），打破了中国“天圆地方”的认知局限，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中引起关注。在传教过程中，利玛窦积极尝试文化适应，他穿儒服、习汉语、尊孔孟，允许中国教徒祭祖，试图以“合儒补儒”减少文化冲突。为了获得当时权力核心的认可，耶稣会士积极提供技术服务。协助徐光启修订《崇祯历书》，引入西洋火炮技术（如红夷大炮），参与明末军事防御，之后在一系列战斗中，红夷大炮也成为主导胜利的绝对力量。
在这一阶段的活动中，耶稣会士凭借“科技-文化”双重媒介，成功进入士大夫阶层，利玛窦以自鸣钟、三棱镜等“奇器”吸引士人，其《交友论》成为士大夫争相传阅的“社交货币”。1601年，他觐见万历帝，获准在京传教，虽然徐光启、李之藻等官员皈依了天主教，形成“西学东渐”的第一次高潮，但耶稣会士却始终未能进入权力的真正核心，而此刻大明已经到了油枯灯尽的时候。。。
清军入关后，耶稣会士终于获得机遇，汤若望、南怀仁等耶稣会士因铸炮技术和天文历法专长获清廷重用，汤若望任钦天监监正，修订《时宪历》，成为顺治帝“玛法”（满语“祖父”），深度参与政务。南怀仁凭借火炮威力，协助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引入西式火炮与测绘技术，主持修建北京观象台。此时耶稣会士的地位达到顶峰，形成“以技侍君”的合作模式，是专属皇家的高科技力量。
然而18世纪由于欧洲君主专制强化，各国王室视耶稣会为威胁。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认为耶稣会“只效忠教皇”，形成“国中之国”，损害王权，三国君主联合施压教皇，最终迫使教廷妥协，开始打压限制各地的耶稣会士。1704年，罗马教廷颁布禁令，禁止中国教徒祭祖、尊孔，认为此举违背基督教教义，导致中西文化的冲突爆发，康熙皇帝回应：“尔教王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这一“礼仪之争”本质是天主教神学与儒家伦理的根本冲突，标志着耶稣会“文化适应策略”的破产。雍正继位后，以“传教士勾结反清势力”为由，于1723年下令驱逐各省传教士，仅留少数人在京为宫廷服务。乾隆时期进一步收紧政策，传教活动转入地下。1773年，教皇克雷芒十四世因欧洲政治压力，正式解散耶稣会。1785年，清廷得知消息后，将剩余传教士全部驱逐，耶稣会在华活动彻底终结。
耶稣会解散后，清廷对西方科学的兴趣骤减，乾隆时期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保留广州一口通商。官方对西学的态度从“利用”转向“防范”，如《四库全书》对西学书籍多持批判态度。民间只能通过一些隐秘途径接触西学，如广州十三行的外商带来西方书籍、仪器，传教士遗留文献，如南怀仁的《坤舆全图》、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在民间秘密流传。少数本土学者，如戴震、阮元等乾嘉学派学者通过整理西学文献，尝试推动“中西会通”。这些隐性传承为19世纪洋务运动（如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埋下伏笔，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重要思想资源。
耶稣会的活动是中国社会首次大规模接触西方近代科学，最终却以失败收场。其主要原因既有当时罗马教廷的内部矛盾，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的深层排斥，更有清政府对教士无法效忠皇权的愤怒与不信任，最终使中国的发展与近代科学背道而驰。直至清末，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列强的快速崛起与满清中国的日趋衰败形成对比，接连的战争失利也终于使清政府走到了穷途末日的时候。。。
耶稣会在华的百年历程，是宗教扩张与文化对话的复杂交织。它以科技为桥梁，推动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却因宗教冲突与文化隔阂走向终结。耶稣会的失败既展示了中西文化从“碰撞”到“调适”的可能性，也暴露了深层价值观冲突的必然性。作为中西文化对话中“求同存异”的永恒命题，耶稣会的经验对跨文化对话仍具有至关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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